【專欄】中國詩壇的悲劇:偉大詩人失去了他們偉大的讀者

蔣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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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23日訊】自從網絡興起,躁動的中國詩壇像沸騰的油鍋裡被澆入了一瓢水,喧噪不已。然而由於現行政治的高壓,中國詩人們只在人體之中尋找興奮,在看似美妙的文字裡無病呻吟,於是有了下半身寫作盛行,有了知識分子寫作與偽民間寫作的爭論之聲曾高漲。表面看來熱熱鬧鬧,實質卻不曾進入當今腐敗的政治干預下的中國詩歌真正應該到達的核心﹕反思歷史,關注政治,悲憫民生。因而根本無法真正引起世人的關注,人們對這些所謂的先鋒與新銳根本不屑﹗因此,中國詩壇開始有一種聲音開始悲嘆,以為“網絡時代不再有偉大詩人”,此一說法以詩人王家新在武漢大學演講時所表達的觀點最為顯著。對此,本人在中國網絡與一幫詩人作過一些探討,曾引來中國著名詩刊<詩選刊>以“誰是當今最偉大的詩人”為題作過專題討論。以下是本人對中國知名雜誌<天涯>主編李少君(李君剛獲“明天。額爾古納中國詩歌雙年展”詩歌理論類大獎)關於中國當代詩歌一些觀點的批評,謹與大家分享。

(一)中國詩壇的悲劇:偉大詩人失去了他們偉大的讀者

在《揚子鰐》看到被我的朋友詩人劉春稱之謂老師,張貼者筆名為“羊城晚報”,署名作者為“李少君”的《拯救端午傳統 恢復詩國榮名》一文,讀罷就為中國當代詩歌讀者心涼!如果被詩人劉春尊之為老師,也就說此“李少君”先生在中國詩壇應屬有一定分量的人士,在談論詩歌時與詩歌的真性都相去甚遠,我不得不為當代中國詩歌真誠傑出的讀者太過匱乏而悲哀!詩之所以為詩,是由兩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組成的,一是作者,一是讀者。對於真正的詩歌而言,我甚至認為讀者比作者更偉大,更重要!因為他是擱在作者肩上的鞭子,是作者的動力與逼迫,在情感與思考上提供著作者宣洩的源泉與辛勞的支撐——請不要誤會我在宣揚“先入為主、按圖索驥”的寫作,我強調血水相融的讀寫關係!可是現在由於以政治威懾為主導人性私欲為輔因的過多因素的組合壓力,不僅扭曲了作者的寫作目標,更扭曲了讀者的閱讀嚮往!

我在此文後跟了四個標題貼:“一個沒有歷史使命感的詩人絕不可能會成為一個時代傑出的詩人”;“(這個時代傑出的詩人)歷史賦予了他悲劇的命運,他在造就他的時代,他的時代卻漠視他的存在”;“不是這個時代沒有偉大詩人,而是這個時代人們以各種方式拒絕著它的偉大詩人”;“沉淪與墮落是這個時代人們的本質,偉大詩人失去了他們偉大的讀者”。縱觀李君《拯救端午傳統 恢復詩國榮名》一文,我看到的是一把刺刀偽裝成招魂幡在以哀悼的名義刺殺著我們的詩魂!

當代詩歌界之所以病入膏肓(我不知道為什麼李君一方面在後文為盛行中國當代詩歌的人們大唱讚歌,一方面又在前面高叫當代詩歌界病入膏肓,不敢妄斷是否李君思維分裂),李君說:“在我看來,原因有二:一是中國百年來歷史的曲折反復,一切都不斷被衝突、戰爭打斷,詩人們無法潛下心來研究斟酌詩藝,使得每一次動亂之後新詩的恢復都像重新回到起點,重新開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斷裂。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國新詩自誕生之日起就始終被一種觀念性詩歌主導,不斷陷入誤區。”在後一個原因的闡述中李君說:“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被稱為新詩第一人的居然是一個毫無詩歌天賦的、非常理性的學者胡適,在他的心目中,詩完全是可以製造、甚至可以經培訓後製作出來的,只要事先有了一個想法、觀念。這樣的詩歌理念,可想而知對詩歌的傷害何其深重。從此,新詩就追隨西方的思潮、觀念,被各種產生於西方的新思潮、觀念引領,成為各種新思潮、觀念的附庸。”‘而當代漢語詩歌更是成長不易,在本來就很單薄的傳統中斷二、三十年之後,朦朧詩居然能橫空出世,已是奇跡。但考察其來源,灰皮書之類功不可沒,畢竟不是從自己土壤裏自然長出的東西,所以硬傷早已暗伏,因此直到晚近,還有人指責朦朧詩領袖北島的詩歌缺乏“中國性”,其詩作完全可以看作一個英國詩人或加拿大詩人所寫。至於對新詩缺乏原創性與雷同性的指責,人們早已耳熟能詳。’

我認為:詩,不是象牙塔裡的玩具,是對生活現實(社會的、個人的)的反射。同其他所有文化現象一樣,詩歌也沒有超出現實的空中樓閣與海市蜃樓。對詩歌整體詩藝的挑剔是批判者眼高手低,故而虛設出來朝無知的世人嘩眾取寵讓寫作者有苦難言無從分辨的不負責任的無聊之詞。現實的迫求誕生藝術的現實,這是真理!任何所謂超越現實的藝術都不是真實的藝術!再完美的詩藝如果不能反映現實都是荒謬無知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李君在感歎“是中國百年來歷史的曲折反復,一切都不斷被衝突、戰爭打斷,詩人們無法潛下心來研究斟酌詩藝,使得每一次動亂之後新詩的恢復都像重新回到起點,重新開始。”而北島則在慨歎“我發現我的美國學生視野很窄,對國際詩歌特別是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詩歌所知甚少。他們讀的多是美國以敍事為主的當代詩歌,在我看來那都是些無聊之作,是詩的窮途末路” (摘自《北島近況:回國過年並在<收穫>開專欄薦詩》),這些關於詩藝讓人摸不清到底是西洋高超還是中國優秀的混亂不堪莫衷一是的說法在外行看來可能動聽,但是作為詩歌的內行,人們會清醒:所有脫離現實的對詩藝的指責都是指責者自己或心虛不安,或另有他圖!對於真正的詩歌而言,詩藝其實沒有好壞優劣之分,評判詩歌或詩人是否真正優秀,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他是否真實誠懇的反映了他所反映社會與人生的現實,道出了相同人們的心聲,喊出了社會期待的呐喊!

很久以來中國詩壇及評論界,回避詩歌內容而大談詩歌 “技藝”的討論,就如同我曾批駁的萎靡淫亂頹廢的詩歌一樣,說到底也是現實政治威權下對威權政治的迴避與曲意迎合!中國有一句古話,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沒有詩歌內容這皮,何來詩歌技藝這毛!而現今中國詩評界永遠不願提及詩歌內容——兩極對立的思想、情感,似乎這內容——兩極對立的思想、情感永遠一成不變待在那裏,永遠“光榮偉大正確”在那裏,只要我們將這永遠“光榮偉大正確”的皮上之毛——技藝,描摹得天衣無縫了,我們的詩歌就卓絕完美了,就領先群倫高居世界先進之列了,就有了世界絕頂優秀的詩歌。我不去諷刺,相信人們也會覺得可笑!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會,不同的階段,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經驗,就有不同的詩歌,這是由於內容決定的!而詩歌的技藝能有幾多?詩歌的技藝就像是人體,詩歌的內容就是人的意識內容,內容在千變萬化著,而人卻只有兩類:男人、女人,即便把現在所謂人妖歸為另一類,充其量也只有三類!技藝是工具,內容才是我們傾心的目的,我們不去關心我們的目的是否在完善我們的心願,卻在那裏不遺餘力的鞭撻工具,努力將在完成我們目的完善我們心願的內容引開,不免荒謬!李君文章標題為:“拯救端午傳統 恢復詩國榮名”,我想問端午的詩魂屈原,他之所以為你我及千秋萬代的華夏子孫景仰,他是因為他所能授諸後世的詩中技藝嗎?不是!是他能感化上蒼撼人心肺的詩人衷情——詩歌內容!

李君文中說:“從此,新詩就追隨西方的思潮、觀念,被各種產生於西方的新思潮、觀念引領,成為各種新思潮、觀念的附庸。同時,還由於一味推崇觀念、思潮,對於詩藝本身就基本忽略。一種新的觀念、思潮出來,也就會有一群詩人跟著出來。有時為緊跟觀念、思潮,乾脆直接就是喊口號,看看郭沫若早期的詩歌吧,可是那時候郭沫若還被認為是最有天賦的天才詩人。至於後來如李金發,徐志摩、聞一多、馮至等等,基本都是每人追逐一位西方大詩人,寫一些語言乾巴巴的練習之作(當然也偶有詩人們的天才靈感之作)。這種所謂的觀念性詩歌路線,中間雖然歷經歷史的衝突與混亂,但總的路線沒有什麼變化,一直到新時期文學,基本還是西方流行什麼思潮、觀念,我們就引進、模仿什麼思潮觀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小說詩歌中,最容易引起轟動和讓人激動的不是作品本身,居然是某種新的觀念、思潮。”

一個學者,多麼無知!豈有中國的思潮被美國英國的思潮所帶動的!孤陋寡聞!要是能這樣,中國不早成為美國英國能體制相對完善的國度!在中國可能是思潮剛剛有誰介紹的東西在西方其實早已經是別人的習慣,象空氣一樣不可缺少,又不足為奇,如果某一天沒有,人們會瞪大眼睛驚詫覺得不可思議。哪裡會一窩峰,趨之若鶩,形成一股人群思考的興奮點!中國政治自危主義奴化教育多麼悲哀!竟致本該尚能睜開眼自己明辨是非的學者也視野不彰受著如此深的蒙蔽!中國的思潮必然也只能是自己國土的氣候使然,而且這氣候也只能是能孕育該思潮的該氣候,不可能是其他!譬如,林昭對反反右沒形成反反右思潮,遇羅克對反成分沒形成反成分思潮,黃翔,即便如黃翔所說他對北島思潮有啟蒙作用,也沒有由他而起,而還是在北島那裏才形成‘國家大機器裏“人”被發現的思潮’!思潮是大多數人在精神上群起而求的人性的渴望與需要,美英沒有‘國家大機器裏“人”被嚴重異化’如同“螺絲釘”的政治欺騙與壓迫,何來‘國家大機器裏“人”被發現的思潮’!他們只有“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現實,他們對‘國家大機器裏“人”被發現的思潮’是陌生的,大部分人甚至是不解的。中國大部分人正在鐵屋子裏酣睡或驚恐,對自己人性與人權毫無認識與覺醒,對黨只存在贖罪與懺悔,根本不可能形成對現行政治審視與反省,對處境更不知何處是出路,在林昭、遇羅克那裏如何形成思潮!思潮是特定歷史特定環境特定意識形態的產物,是人類群體面對陣痛由特定的物件引導而起的普遍的呼喊與渴求,譬如這一次在中國大陸詩壇蓬勃興起的“民生思潮”,雖然它是由我和其他一些若隱若現的詩人推導而成,但我相信在我們之前曾有多少人也曾有過類似的苦悶不安與憤怒,但歷史卻選擇了這一段點。作為一個詩人,在歷史終算選擇的這一段,自己都不關心,不去過問人們普遍的呼喊與渴求,關心什麼!

所以,作為讀者,尤其作為對詩歌評說掌握著話語權的讀者,憑什麼我們要對傾心於這些呼喊與渴求的人們發難,而且對這些在此呼喊與渴求上卓有建樹的詩人橫加指責?我想問在這些挑剔卓有成就的詩人的朋友那裏,誰是你們真正心嚮往之的詩人?心中虛無,卻目空一切!中國詩壇形成一股不知謙卑,動不動就誰誰誰都不是的風氣,從上至下都這樣,而且誰的成就越大,誰就被作賤越凶,為拉人捧場人們又扯出一大堆不能入流的所謂詩人,多少人翻查完全部詞典都找不出這些人的名字,他們也敢捧若神明。這是可悲的!這不是大讀者的氣度!作為一個真正的詩人,或者一個真正的讀者,都必須有一顆虔誠的心,真正的詩歌是虔誠的作者所作的,也是虔誠的讀者所讀的。剛剛興起的網路會讓人浮躁,但當網路成為我們的生活,成為我們短距離交流的長期工具之後,我們會發現,虔誠對於一個作者和讀者多麼可貴!

(二)用觀念去寫詩歌,用詩歌去追求世人渴望的觀念——與中國知名詩刊《天涯》主持、《拯救端午傳統 恢復詩國榮名》一文作者李少君君

我在《中國詩壇的悲哀:偉大的詩人失去了他們偉大的讀者》一文中因為對李少君君否定自五四以來興起的各次思潮摧毀舊思維奉獻新觀念隨噴薄激越的震撼帶給中國詩歌的卓越貢獻,甚至認為這深紮在詩歌情感裏飽含膿血更進著國人落後思維,在我看來是新詩發展的功臣的新觀念在他卻是中國詩歌發展的阻力的思考不滿,語帶刻薄,在此抱歉!重讀李君的評論,不難看出作者對當今詩壇確實曾有自己真實深切的思考,並不全像我曾遭遇過的幫派詩評家除了對自家人沒有原則一味的吹捧外就是對他家人妄顧歷史不拘事實的淺薄打壓,譬如于堅,沈浩波等。

如李君對“當代詩歌界病入膏肓”的原因的認識其一“是中國百年來歷史的曲折反復,一切都不斷被衝突、戰爭打斷,詩人們無法潛下心來研究斟酌詩藝,使得每一次動亂之後新詩的恢復都像重新回到起點,重新開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斷裂。”這裏李君就確實看準了中國詩歌的病源,即社會政治,只不過他有些摸錯方向。他談論著詩藝的“斷裂”,認為混亂不安的社會政治打亂了詩人對詩藝的研究,所以中國一直沒有好詩(撇開中國新詩,李君儼然另有一個好詩的藍圖)。但沒有想到詩是生活最原始最現實最忠誠的言說,談詩就不能離開現實,離開現實就淪入了一種非意識超現實的絕對純粹誤會!因此在他那裏,似乎詩之為詩,是僅僅來自對文字的斟酌與把玩,像人們撇開生活的紛亂端坐在家中琢磨毛筆字的提按頓轉如何寫好顏楷趙行的書法一樣。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書法不管書法家們吹得如何口沫橫飛天花亂墜,它最基本的構件是本身並不蘊含意義的筆劃,筆劃不帶意義,當然可以獨立於生活現實而存在,即便如此它也還會受書寫者的心境心情所左右。最足以說明它能與獨立於現實之外與生活無關的例子是,現在電腦程序讓人們想要什麼字體就可以隨心所欲取用什麼字體,甚至連握筆的手都不需要。而詩如何可以!詩以富於意義的文字為基礎,是語言、思維的精華,而這些語言這些思維如何能脫離寫作者的生存生活現實!山頂洞人他何以能有太空倉裏太空人楊利偉的擔憂!巴士底人也絕不會為北京西郊秦城監獄楊建利博士揪心!否則,李君也不必指胡適“在他的心目中,詩完全是可以製造、甚至可以經培訓後製作出來的,只要事先有了一個想法、觀念。”如果按君脫離經驗的先驗觀念,那麼詩歌的傾向也跟他評說胡適一樣可以如書法字形在電腦裏輸入程式,而後要什麼詩就按什麼扭,自動隨心了!

的確“當代詩歌界”已“病入膏肓”,因此引起很多人憂心悲觀,原因誠如李君所言,來自社會政治。但絕不是李君以為的,是政治打斷了對詩藝的研究,而是是政治使詩之作為詩不能喊出自己的聲音!——這實在是一個難解的結!一方面社會政治使我們生存環境無限困擾、陣痛、甚至毀滅,是我們作為詩者務必關注的現實所在,是詩的源頭,萬流歸終,這裏才是詩之為詩洪泄的缺口!一方面社會政治以它頑強堅固的堡壘,肅殺森嚴,鎮守在詩者的筆頭,寒光閃閃,刀劍封喉,逼迫詩者尋找退路害怕出路,以致中國顯形詩壇其實是一個無能、無聊、偏安、妥協的倒退詩壇!人們在悲觀在憂心在為當代詩歌界扼腕痛惜,其實人們心頭真正苦痛的實質是在這裏!——這不止是詩的悲哀,更是當代中國整個社會現實的悲哀!

回想中國新詩所經歷的歷程,每一次思潮的風靡都會是一次詩歌高潮的興起,五四前後,抗戰左右,朦朧詩上下,及至現在已經且正深入來臨的民生思潮。在這些思潮中詩歌扮演了和即將扮演無法估量的重要角色,因而引起或即將引起世人的關注與震驚。這一些事實與徵相絕不是無病呻吟的玩弄技藝雕琢文字的遊戲詩歌所能做到的!它需要真切深沉的情感,踏實尖銳的觀念!對一段歷史,一個社會,反思當然至關重要,但虛設一個實際不可能有的詩歌盛景以求求全責備——為什麼不能那樣呢?這既不是對現實也不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觀念是人心在一段思潮中呼之欲出的想法,是沸騰在世人心底的呐喊,詩歌是這想法這呐喊的聲音,詩人是這聲音的傳聲器!詩人傳出的聲音越代表真實的人心,越反映真實的現實,當然越迎來世人的共鳴。誰會因為它反映了自己的心聲而相反會哀歎,去感慨它“病入膏肓”?郭沫若徐志摩時期有過這種哀歎嗎?沒有!艾青時期有過這種哀歎嗎?沒有!北島時期有過嗎?沒有!虔誠的人們為他們喊出了自己渴望呐喊的呼聲道出了自己渴望傾訴的苦楚,那樣激動興奮震撼不已,憑什麼還會去對他們橫加指責?而現今詩壇為什麼人們會對詩人們唱衰不斷,為什麼會覺得“病入膏肓”呢?因為我們的詩人拿雕蟲小技自欺欺人,拿污言穢語滋擾世人,不敢接近人心呼之欲出的想法,不能碰觸沸騰在世人心底的呐喊,更不願放棄既得的一點小利,漸漸遠離了人心!世人心目中渴望的觀念我們不能揭示,不能給予,不能奉獻詩人應該奉獻的熱血去為他們取得,詩人真實的義務與責任我們不能為他們履行,我們能不引起人們的哀歎嗎?這裏我想對李君說,用觀念去寫詩歌,用詩歌去追求世人渴望的觀念,這是我們當今時代真正缺少的,而不是相反!任何當今詩歌應該放棄觀念的說法,不是對詩歌的誤解與不解,就是別有用心。

2004/6/25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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