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2日訊】 （美國之音記者齊之豐報導） 中國執政黨共產黨從還沒有掌權的時候就反復聲言，要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要消滅包括城鄉差別在內的“三大差別，”實現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平等。在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共中央還多次發佈中央一號文件，要解決所謂的“三農”問題，也就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然而，許多專家學者指出，農民在中國依然是二等公民。有迹象顯示，這種局面在可見的將來難以出現大改觀。

中囯共產黨是以農民戰爭起家的，用中共的話說就是“共產黨靠農民打下了天下。”從道理上講，在共產黨統治下，中國農民在社會中的地位應當有所提高，至少是不會降低。然而，正象許多中國國內的學者和評論家也公開指出的那樣，在1949年共產黨掌權以來的50多年裏，中國的農民一直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

中共一度長期宣傳要消滅所謂的“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但是，許多評論人士指出，中共掌權以來，不但沒有縮小工農差別，甚至刻意擴大這種差別，城鄉差別也長期不見縮小，近年來甚至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天壤之別的差距。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在發達國家也堪稱一流。與此同時，中國許多農村的貧困狀況卻跟第三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一樣，甚至有過之。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今年提供的統計數位顯示，中國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是農村人口人均收入的將近三倍。跟城市人口相比，中國的農民在教育和就業方面也受到政府明文規定的歧視。

*共產黨不關心農民利益疾苦*

爲什麽在共產黨統治下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反倒比帝王時代還低了呢？在香港的事實評論家柳三禪的看法是，這是因爲共產黨進城掌權之後，變成了城裏人，已經不關心農民的利益和疾苦了：“當年毛澤東離開河北省的西柏坡革命根據地，到北京掌權的時候，他們當時提出他們是要進京趕考。意思是說，他們是農民出身，他們起來之後，要進京趕考。這場考驗他們是否能經受得住？現在事實證明，很多(共產黨)人變成了官僚。他們已經從農民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官僚。”

在中國發生大饑荒的時候，餓死的人絕大多數都是農民。在中國進行經濟改革，農民獲准離開農村進城打工的時代到來之後，農民工在就業、住房、教育方面受到名文規定的歧視。許多政府或企業公司的高級職位的招聘廣告公開聲明，只有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才有資格應徵，也就是說農村人再有才能也沒有資格。

在黃曆新年假日客運交通繁忙的時候，中央政府一度還公開發佈通告，要各地地方政府阻止農民返城打工，以緩解交通擁擠問題。由於這樣的禁令，農民不能外出打工，是否會發生生活困難？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官方的新聞媒介沒有報道。

中國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爲，中國的農民問題，其實是兩個相互關聯問題的反映。其中一個問題是農業問題，也就是中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換的問題，再一個是農民相對貧困，農民社會地位相對低下的問題。茅於軾說，總起來說，跟歷史上其他國家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換相比，中國的情況還算還好的。但是，農民在當今中國地位低下，也不容否認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爲中國的政治結構的安排對中國農民非常不利：“這個問題，確實是一個政治問題。農民在(政府)決策中的發言權是很微弱的。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了。不說別的，就看人民代表的選舉，四個農民才頂一個城裏人。這就說明，整個的政策是偏向於城市的。”

中國政府的政策偏向於城市，最明顯的表現莫過於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中國政府對城市地區，尤其是大城市地區的基礎教育投資是農村地區的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但是，在大學招收學生的時候，農村地區的學生非但不能得到照顧補償，反而要考試成績大大高出城市地區的學生，才能得到跟城市學生同等的教育機會。一位西方評論人士說，中國的這種教育制度，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教育制度。

*官方禁止報道農民抗爭事件*

近年來，隨著中國房地産市場的火爆膨脹，中國各地地方官員勾結土地開發商搶奪農民賴以爲生的土地的事件普遍發生，激起農民的激烈反抗，並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但是，中國執政黨和政府最近下令，中國的新聞媒介不得繼續報道或討論這類事件。這一禁令也適用於中國國內的互聯網網站。在香港的時事評論家柳三禪說： “大陸政府，中共政府下令禁止報道這樣的事情，我覺得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胡溫政權要解決腐敗問題，他有禁止這樣的報道，實際上就等於捆綁自己的手腳。 腐敗問題就不可能解決。農民受到的不正確，不公平，不通平等的待遇就無法解決。有冤無處伸嘛。”

中國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爲，解決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問題，關鍵是實行切實的政治改革和配套的經濟政策大調整。但他認爲政治改革應當慎重，應當按步就班，不能倉促。茅於軾說，那種以爲只要實行政治改革，實現民主，就能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他說，可以看看印度和菲律賓，那些國家有民主，但他們的農村和農民問題解決得不見的比中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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