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0日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田溪報導)聽眾朋友您好，歡迎您收聽「希望之聲」時事評述節目，我是田溪。請聽專題評論– 胡溫的新權威主義 第二集–克服恐懼心理，還政於民。

所謂執政能力的建設，是在務實方面回應統治合法性危機，實際是處於守勢了–

王怡：而且我們最大的四中全會他提出了今年的一個新的概念，就是所謂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的建設。他的執政能力看他公佈的文件來講，他的執政能力大概還有三個到五個方面。這些執政能力我怎樣來理解的呢？實際上他跟江的三個代表一樣，他實際上也是共產黨回應他的統治合法性危機的一個處理方式。因為江的三個代表，很顯然他是在一種傳統的思維之下，就去彌補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基礎，而先給一個可以說是虛實方便的統治合法性危機的一種回應。那麼今天他提出這個執政能力的東西，我覺得他也是在，應該說是在務實的一方面，對於政治合法性危機的一種回應。因為執政能力的背後，我覺得他實際上就是所謂政局合法性的一種分化。

因為有一種說法就是說，那麼我共產黨憑什麼來統治你們呢？以前他們憑一個意識型態的基礎，我有一套奉天成運的說法，我是天生的，在馬克思時代的意識型態裡面，我是天生的領導階級，我天然的有這樣的統治學，那麼這個不斷的修補到江的三個代表。另外一種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增生的方向就是所謂的政績。我為什麼可以統治大家呢？因為我統治的很好！在我的統治之下，社會比較繁榮，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就是所謂的政績合法性，通過這個來應對統治合法性的危機，和民間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政治民主化的這樣一種回應，實際上他已經處在一種守勢了。所以我把執政能力的概念，看作是政治合法性他的一種分化。

那麼從他回應的方式，從他回應的途徑來講的話，我覺得有進步的就是說，他是在務實方面進行回應，他不僅僅是在虛實方面進行回應。可是我們看到所謂執政能力，他對政治合法性概念的分化，他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就是權威主義的特徵，也就是國家權威主義的特徵。他的執政能力建設裡面最重要的一種執政能力，就是要提高共產黨掌控整個國家政權的能力，這是他最根本的一條。那麼這個裡面包括掌控，或者是整合各種社會力量，整合各種思想，這樣子一種執政能力的提高。那麼，很顯然他的國家權威主義，或者是九十年代以後國內的理論界的新權威主義，或者是市場經濟家的權威的這樣一種模式。我覺得非常明顯的，胡溫他們走的是這樣一種模式，就是國家權威主義，或是新權威主義這樣一種模式。這個跟我們所設想的政治形勢改革民主化的啟動，我覺得是恰好相反的。

中共很難主動放棄其統治地位，在危機面前選擇了權威主義策略–

王怡：我覺得他恰恰是因為看到了種種的危機，就剛剛我說，他實際上是對危機的一種回應。在我們看來你最正確的一種回應的方式，就是你敞開政治民主化的大門，像市場一樣，從壟斷走向競爭。但這個對共產黨來講，他很難主動放棄政治上的壟斷地位的。共產黨，其實我覺得胡溫呢，也並沒有愚蠢到認為自己是處在一個天下太平，或太平盛世的入口，他也知道自己是處在一個危機的關口。可是在應對危機的策略方面，他們選擇了國家權威主義這樣的方向。

權威主義加市場經濟的道路，有成功的例子，但都發生在小國。政治改革、政治民主是大國轉型必須要走的道路–

王怡：權威主義的道路在後進國家轉型裡面，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新加坡就很典型。但我們注意到這些所謂成功的例子都有一個特點，他都發生在小國。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中國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帝國，他有一個非常深厚的專制主義這樣的基礎，而且有太遼闊的疆域。而且今天地方之間，從經濟、文化到政治，各種利益的慾望，利益的衝突也非常的懸殊，非常的強烈。在這樣子的大帝國下，用權威主義的道路來完成一個現代國家轉型的成功，其實我們看其他國家的例子，沒有這樣的例子的。所以我是同意這樣的一種說法，就是政治民主，尤其是一種像中國走向一種利憲主義或是聯邦主義的這樣一種政治改革或政治民主的道路，那麼這是大國轉型必須要走的道路。因為如果說一個國家非常小的話，那實際上有這種可能性，像新加坡，他可能會在某一種家長制的，權威主義之下，但是他的經濟上可能又是一個原照指數的，因為它可以在經濟上右，但是在政治上左。那我們不排除在一個小的疆域之內，由於某個強權人物，包括各種機緣巧合下，也可能會完成這樣一種轉型。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來講，我覺得這種機會幾乎是等於零的。因為任何非民主的政體，他的這種政治權威，都是所謂的魅力型的，屬於超凡魅力型的。那麼這種超凡魅力型的這種非民主的權威，李光耀在新加坡，那麼在新加坡轉型騰飛的幾十年中，他的這種超凡魅力型的非民主的權威呢，他是處在一個全盛時期。可是今天對共產黨來講的話，顯然他已經過了這個階段了。也就是說整個中國民間、包括中共黨內，或者相對的寬範利益上的體制內，對江的這種厭惡之情，應該說中共八十年歷史上沒有的。沒有一個中共的黨魁，他的個人所謂超凡魅力型的這種非民主權威，他的消減達到江今天這種地步的。到江來說的話，這種魅力型的政治權威，已經到底點了，就像股市一樣已經跌平了。我覺得如果說在八十年代，如果說是在鄧小平的時代，他有可能會走這種道路。我們不敢講他會不會成功，但是在江的時代到今天後江的時代，我覺得這種可能已經完全沒有了。

中共超凡魅力型的非民主的權威達到最低點，只能向民主化改革吸取新的政治權威–

王怡：所謂超凡魅力型的意識型態型的這樣一種政治威權，已經不是全盛期了，已經跌平了。那麼你就只能像另外一種新型的政治權威，就是民主化。通過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來吸取新的一種政治權威，來支持你這個政權的一個正當性和合法性。這個我覺得從其中的一個方面，就是從中共他自身的這樣一個所謂超凡魅力意識型態型的這樣一種政治權威的消减過程，而他今天出現了一種虧損和跌平的狀況，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走這種所謂國家新權威主義的道路，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危險，而且幾乎是沒可能走的通的。

統治集團承受能力的底線比老百姓更差，內心的恐懼感更大–

王怡：實際上如果他想贏得民心的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但是這個地方，我覺得有一點就是他內心的恐懼。共產黨他自己，包括他的黨魁，他心裡的承受底線，實際上可能比老百姓還低。剛才我提到共產黨他權力交接，為什麼會這麼漫長？這裡面也有這樣一個問題，就是說在這樣一種非民主化的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之下，不但是每一個老百姓他沒有安全感，他內心會充滿恐懼，他對自己的未來，生活會恐懼沒有安全感。也包括共產黨內的特權階級，他們高高在上的，在這種體制下，不是說被壓在下面的沒有安全感，在上面的就有，在上面的他也沒有安全感。為什麼江交權給胡會持續兩年多到三年的這麼一個慢動作？那實際上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江的內心，包括胡溫的內心，他們在這過程中，他們各自是有恐懼的，沒有安全感的。甚至民主化實際上就是一個交權的過程，這個交權過程他需要有一個信用體制，他需要整個社會的恐懼，整個社會的安全感，他的信用體制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我覺得他最後才能發生。今天民間要求胡溫來做掌門也是一樣的，他也要這個保證，他實際上也是交權的，但是他不是把他交給體制內的下一任黨魁，他要把他交給老百姓，還政於民。他也需要這樣一個過程。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時事評述》節目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