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 軍隊大院燒鞭炮賀江全退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勝利閉幕」。全會沒有透露出任何政治體制改革的意向，唯一的「亮點」便是江澤民「自動」辭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終於「全身而退」。九月十九日上午，居住在北京西山附近的北大教授們，聽見旁邊軍隊大院裡傳來陣陣鞭炮聲——懦弱的知識分子們只能把對江澤民的厭惡掩藏在內心或私下的言談中，而軍隊則有更大的勇氣表達他們對「江核心」的怨恨。

江雖然無法像鄧那樣隨心所欲地垂簾聽政，但其影響力至少還將保持兩三年時間。江不會像朱鎔基、喬石等人，一旦卸職便完全不問政事，在公眾生活中「杳無音信」。雖然已是「強弩之末」，但他還會竭力在外交、安全、軍事等領域發揮影響。正如《紅樓夢》中《好了歌注》所云：「鬧哄哄我方唱罷你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一個戲子的謝幕並不意味著「優孟中國」會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為「後江時代」的中國樂觀。

* 江胡之爭只是權力之爭

江澤民告別政壇，並獲得中共中央全會的「高度評價」——「從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的大局出發，江澤民同志主動提出辭去他擔任的黨和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這充分體現了他對黨和國家事業的深謀遠慮，也充分體現了他作為一名真正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中國自古以來就不缺乏寫作此類把肉麻當有趣的文字的御用文人。我沒有興趣探究這樣可恥的文字出自何人手筆，我感興趣的問題是：江會主動辭職嗎？

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在專制制度下，權力就是生命，權力就是財富，權力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而失去權力意味著立即失去這一切。在專制制度下，所有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如何獲得和掌握權力上。因此，無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被鍛煉成運用權力的大師，也都是權力囚籠中身不由己的囚徒。江絕對不會「主動辭職」，如果不是海內外、黨內外、軍內外的壓力大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他一定還會賴在寶座上不走。比起「黨和國家的事業」來，個人在媒體和國際舞台上出出風頭更重要；在考慮到兒子江綿恒的前途的時候，江哪會有「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呢？江綿恒無才無德，就因為是江澤民的兒子，短短幾年間就在軍界、科技界、商界和政界八面玲瓏、青雲直上。他的個人資產究竟有多大規模，「不足為外人道也」，但相信比大多數「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上的富豪們要多得多。此次軍委調整，徐才厚升任軍委副主席，以其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電子工程系畢業的學歷，胡顯然要徐負責軍內的技術更新，而這個領域一直是江綿恒的禁臠。雖然外界認為徐是江系人馬，但在新的權力格局中，徐必然會向胡效忠，並與江綿恒發生衝突。

中共十六大以來，海內外輿論一直把焦點對準「江胡之爭」。從薩斯危機到台灣大選，從開發東北到宏觀調控，從孫志剛之死到蔣彥永獲釋，諸多政治經濟領域的事件均被放在「江胡之爭」的背景下解讀。無疑，很多人認為，江代表保守的毒瘤，胡則代表健康力量。然而，在我看來，「江胡之爭」背後並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分歧。換言之，在堅持一黨專政這點上，江胡二人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他們的紛爭不過是赤裸裸的權力之爭而已。因此，我不同意那些有意無意誇大江、胡之間的差異的看法，或者是企圖挑動兩者之間「火併」的話語策略。

如果說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與元老們的分歧，確實是「中國要向何處去」的根本性分歧，是改革派與保守派、民主派與專制派的較量，是康有為、梁啟超、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及其爪牙們的較量；那麼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江胡之爭」，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爭權奪利」。對於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公民來說，江長達十五年的統治實在是太長、太痛苦也太恥辱了——我們如何應對子孫們的追問：「你們怎麼能夠在一個戲子的統治下度過青春時代？」所以，出於「兩害取其輕」的考量，人們不得不對胡產生更多的期許。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錯覺，說得刻薄一點，這是「被虐狂」企圖減輕個人痛苦的夢囈。

江是比鄧缺乏想象力與改革熱情的「中國的勃列日涅夫」——儘管此次全會讚揚其集中全黨智慧創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現了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體現了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巨大政治勇氣與理論勇氣」——但這樣的諂媚之詞無法改變江在民間被當作「笑話主角」的事實。而胡的履歷及上台之後若干施政方略都表明，他將繼續扮演「中國的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迄今為止，我沒有聽到胡講過一句有個性、有人情味的話，他那背書般呆板僵硬的語言，甚至比江的裝腔作勢還要讓人厭倦——江的誇張的表演至少還有某種喜劇效應。

* 中共政權實質是準法西斯主義

胡成為繼江之後又一個「三權集中」的領袖，他接下來的行動不會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而是獲取並鞏固江退去之後遺留的權力真空。這可不像在退潮的沙灘上撿貝殼和海螺那麼容易。《新京報》發表的社論題為《執政能力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充分表明一黨之私利、一己之私利完全壓倒了普通民眾的意願和利益。中共已經不具備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的熱情，而成為一個奉行現實主義的權力集團。為了維護「壓倒一切」的「穩定」（也就是保障特權階層能夠舒舒服服地掠奪和腐敗），廣大弱勢群體將繼續受到肆無忌憚的剝削、壓榨和淩辱。

胡至今沒有透露出一點對民主和自由的興趣。與對西方世界充滿豔羨的江相比，胡對西方相當冷淡和疏離——這既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也有個人性格的原因。據一位八十年代曾與胡有過「親密接觸」的人士透露，胡的家中幾乎沒有什麼藏書，他唯一的愛好就是閱讀《人民日報》並在上面圈圈點點。這也難怪胡在訪問俄羅斯的時候，回答俄國記者「閱讀過什麼俄國文學經典」的問題時，會脫口而出：「我看過《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是一本斯大林時代炮製的、灌輸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低劣的「兒童文學」，今天在俄羅斯幾乎沒有人知道這本書。如果換了喜歡炫耀學識的江，他的回答大概會是托爾斯泰的《復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無論他本人是否真的閱讀過。胡的答案在俄羅斯媒體上淪為笑柄。這一細節也說明，胡的學識相當貧乏，其文化結構深受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的制約，其思想傾向遠離人類文明發展的潮流。

俄羅斯學者索爾‧舒爾曼在《權力與命運》中指出，蘇聯這種刻板的極權主義體制有一個基本的特徵，就是這個體制中的任何變革只能自上而下進行，自下而上的變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遲早會被坦克鎮壓的。試圖進行激進的民主改革的領導人，也不可能在這個體制當中達到權力的最高峰，因為這種體制會嚴格挑選掌握它的人。戈爾巴喬夫是這個體制的人，但他是這個體制由於偶爾疏漏而被推上頂峰的人當中優秀的一員。中國的體制與蘇聯的體制有著驚人的相似性，中共的篩選體制也曾出過「差錯」——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其中的異數，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都未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在吸收了經驗教訓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們為確保「紅色江山不變色」，在挑選接班人問題上慎之又慎。胡是鄧「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說明在鄧的眼中，胡與江沒有大的差異，都是「一路貨色」。胡能夠為鄧所選中，又在江的治下度過了十三年如履薄冰的「皇儲」生涯，他絕對不會在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姍姍來遲的「後江時代」，並不意味著「胡錦濤時代」的全面啟動。胡錦濤拿不出新的意識形態來作為中共這一垂死的「百足之蟲」的「強心劑」，他只能繼續沿用江時代三心二意的民族主義作為號召，他所倡導的「新三民主義」與「三個代表」一樣空洞無物。胡錦濤成不了希特勒那樣的強勢元首，但中國卻在向準法西斯社會邁進。「中美安全評估委員會」中國問題專家樂登（Michael A. Ledeen）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從共產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文章指出：「就像最早的法西斯政權，中國殘酷地實行一黨專制。雖然和十多年前相比，在民間和媒體上都有了一些各種各樣的觀點，但是批評那個制度和支持西方式民主自由的聲音是沒有多少空間的。……就像最早的法西斯主義，中國政府利用民族主義去煽動它的大眾，而不是用共產主義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當然，這還只是一種「準法西斯主義」——在信仰完全崩潰的當代中國，無論當權者還是普通民眾都只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沒有多少人具有法西斯主義的激情和狂熱。昔日納粹帝國的領袖和民眾都堅定地把謬誤當作真理，而今天中國的領袖和民眾都在心知肚明地說謊，說謊成了一種「生存術」。

* 中國百姓是「不正常的百姓」

英國思想家波普在談及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時指出，戈氏訪問過美國幾次，看清了那裡的真相。戈氏發現民主和自由帶給美國社會的蓬勃生機，他希望死氣沉沉的蘇聯也能夠像美國一樣，這比捍衛一黨專制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重要。戈氏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希望蘇聯人民能是正常的百姓。」這是他偶爾明確的闡釋，意味著他已經看透了事情的本質，知道蘇聯百姓並不是正常的人民。因此，波普一針見血地指出：「戈爾巴喬夫的價值就在於他瞭解，蘇聯人民跟美國人民相比是不『正常』的。」

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共治下的老百姓就陷入了專制暴政的「捕鼠器」之中，過著極端「不正常的生活」。江澤民時代大大加劇了這種「不正常」——我們都是天安門屠殺的倖存者，我們都是現實苦難的製造者和承受者，用魯迅的話來說，集吃人者和被吃者於一身。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十五年前那些向市民和學生開槍的士兵本身就是工農子弟，服役期滿之後遭到他們忠心耿耿地服務的政權的拋棄。近年來發生在內地和蔓延到港澳的若干搶劫銀行和綁架富豪的惡性案件，主犯大都是復員軍人。巨大的貧富懸殊所產生的慾望，「劣等公民」的身份歧視而導致的憤怒，鄉村和城市平民區中令人絕望的現實，使得這些曾經充當過「鋼鐵長城」的前士兵們鋌而走險。

在今天的中國，「公義」成為稀有金屬，「不公義」則成為社會常態。「不正常」的生活使得人人都受到傷害。當謊言無法持續地充當麻醉劑的時候，當紙再也包不住火的時候，當鴆再也止不住渴的時候，暴力便像洪水一樣泛濫起來。就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大肆稱頌江澤民「十三年來帶領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我在媒體上發現了兩則新聞：據《華西都市報》報道，重慶市江津雙福鎮古橋村發生慘劇，拆遷部門在一塊被徵地居民遷出前提前動工，巨大的推土機推倒房屋，將屋內熟睡的三歲幼童活活砸死。記者描寫道：「孩子的一隻小手和半邊臉留在泥土外面，場面慘不忍睹。」這個名叫陳良的小孩與一年前在家中被活活餓死的李思怡同歲。這一悲劇說明，李思怡的遭遇在中國絕非偶然。而慘案發生地江津，恰好是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的辭世之地。陳獨秀正是在江津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巨大轉變，由共產主義回歸英美自由主義。另一則新聞是：大連某大學的學生李赫為談戀愛，編造謊言說自己有數百萬家產。當謊言被女方的親人揭穿之後，他喪心病狂地用鐵錘將未來的丈母娘砸死，並藏在賓館的衣櫃之中。然後，他謊稱自己打了架，要外出幾天，帶著女孩逃到哈爾濱。直到幾天後李? 拿Q捕，可憐的女孩才得知母親已經被人面獸心的「戀人」殺害。大連由太子黨薄熙來經營多年，被中共宣傳為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雙豐收的樣板，卻發生了這樣駭人聽聞的慘案。這兩個案件只是冰山之一角，卻成為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最佳注腳。

* 胡溫體制尚未讓人看到希望

胡溫及其政治局中的同僚們尚未讓國人看到任何希望。江澤民的告別並不意味著中國人民苦難的終結。生活在有毒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心靈環境中，中國百姓怎麼能夠「正常」呢？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談及法國大革命前夕民眾的狀態：「由於幾個世紀以來，人民幾乎獨自承受種種流弊的全部重負，過著隔離的生活，默默地沉溺於偏見、忌妒和仇恨中，因而他們被命運的嚴峻弄得冷酷無情，變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今天中國民眾的狀態與之一模一樣。當年，法王路易十六沒有預感到危機的迫在眉睫，等馬車開到懸崖前再想剎車卻已經來不及了，馬車的慣性將舊制度及寄生於其上的統治者們統統拉入萬丈深淵。今天的胡錦濤們有超越路易十六的智慧嗎？

——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轉自《爭鳴》(//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