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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集

孫豐:什麼是毛澤東思想?(2)

【大紀元1月9日訊】一、制勝之術只對勝負負責

因為我們研究的目的是為回答:在毛澤東被「四五」的憤怒譴責送了終之後,在幾十萬、幾百萬、上千萬的人從他的陽謀裡揀回一條生命,在舉國的討伐之後,為什麼會在今天出現毛澤東熱?為了回答的有效性,我們定義:毛澤東思想就是一種「制勝的原理」,或「如何制勝的學說」。

可是我們就陷於「難道人類的任何活動能不是以成功為目的」的嗎?這種常理的追問。因此我們就得指出:制勝雖然就是成功,就是目標的實現,但只有從任務的眼光來看才有成有敗,有勝有負;可是人類生命的存在並不是出於為完成某種任務,生命不是為任務而成為生命的,生命就是生命,沒有任何的附加,因而人的社會存在是因生命必須實現,不是為完成任務。任務是生命實現之路上的相遇,一律不是本質,只是生命本質的一定表現,一定表現環節。把一個臨時的臨界而生的生命實現所應克服的事件,上升為生命的目標,目的,本質,就顛倒了人類本性是生命實現這個根本性命題,陷我們的實踐於歧路。

制勝之術只追求成功,只對勝利負責。而勝與敗只存在在相對力量之間,是一幫人對另一幫人的較量。紹山沖的紅太陽畢生的智慧都僅圍繞這個觀念而使用。許多對毛澤東的研究都驚問:這位曠世梟雄的前半生是一條總走向成功的足跡,而後半生卻總是失敗。這一立論是以1949年為分水的。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立論是因只從直觀,從現象的層面來看問題,並沒看到分水兩邊的歷史本質。讓我們拋棄毛澤東研究的這些立場,用一種全新的視角來描述人們的這一觀察吧:

我們說在這前後兩個歷史時期,毛澤東並沒有變,他的錯誤也不是因為「晚」年—-黨史清楚載明他晚年的錯誤在壯年的早期就已在湖南、江西、福建預演過,請看有關《富田事變》的那些史料,被指為因「晚」而犯的錯誤倒只是對早年所犯錯誤的重複。就否定了「晚」是錯誤的原因。其實,變了的不是毛澤東,而是歷史現實。對於共產黨來說,變了的是歷史任務。

49年以前,共產黨的任務是逃命、突圍、生存,擺脫危險—-可描述成:怎麼樣存在下去;以及怎麼樣從被動挨打地位轉入戰略反攻,爭取對國家政權的佔有。這樣一個任務可以簡約成—-如何取勝!

而49年以後呢?共產黨的地位變了—-不再是如何攻擊,而是如何管理,如何發展。遺憾的是咱們那個太陽的觀念沒有變,依然紅—-他頸上挑著的是個除了求勝不再有別的的腦瓜。共產黨地位的改變實際上是整個存在背景,存在任務的改變。此前,共產黨這幫人能做為一種力量是對著做為力量的另一幫人才成立的,它是對著民國政權而使用力量。

顯而易見:共產黨是種攻擊力、破壞力;且,只是種攻擊力與破壞力。

這樣的任務也是有規律的,也需要智慧,毛澤東的全部智慧就是如何攻擊、如何成功破壞,在這方面他勝過了向仲發、王明、張國濤、李德、周恩來……他懂得攻擊規律。那些人卻只有破壞願望,缺乏撐握規律的智慧。那些人用狂熱的破壞行動把他們的黨弄到絕境,沒咒念了;毛澤東才受命於危難,用被人一再嘲弄的鄉巴老路線,戰略,終於從眼看斷氣中把共產黨帶出困境,取得了政權。這是一個事實,他自己,他們黨錯看了這個事實—-沒有看到爭取勝利的規律只是人對人如何發動攻擊這個狹窄範圍內的。並不有效於管理。這樣的勝利容納方法上任何誇張異變,不受人性道德的約束:互相殘殺、種大煙、權術、破壞,欺騙……都湊效,都具有對攻擊、對破壞的滿足性。但時勢變了,任務也變了:對於共產黨已經不再以相對的那個力量為自己存在的條件了,而是以國民生命如何實現的更充分為其任務,因而用於攻擊,破壞的規律沒有效了,以爭取勝利為出發點的路線應讓位給認識世界,認識人性本質的路線。發現任務的改變並不難,但用於任務的那個態度的更換卻很難。毛澤東腦子的觀念沒變,無論碰上什麼事情,他用以反應的還是「如何制勝」,他的腦子裡潛含的只是個「我必須勝利」,明明是管理行為,他卻說成鬥爭;明明是自然村落他卻非要改成:團、營、連……改成人民公社。他要「『堅持』階級鬥爭」—-這個口號或路線裡的「堅持」就是對他的心理異變的有力的心理學揭示:他意識內部一種固化了的意念,必須要先已有之而後才能堅持,證明他不自覺地把他求勝的那個意志貫徹在新時期、新條件、新任務裡。他的理論叫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他引為自豪的這一理論其實是種精神上的鈣化。

如果有冷靜的態度,施以邏輯的抽像,他這個命題也就獲得如下分解:

1、腳下的現實地基已經沒有鬥爭任務,但毛爺只有個取勝的腦瓜,取勝的要求(意志),卻不自知;

2、只有通過「堅持」,那鈣化在他腦子裡的取得勝利才喜悅的情感,才能被保留在新歷史任務裡,保存在已經發生了變化的,不再需要勝利的時代裡;

3、這裡發生的是心理學上的某種無意識默化,明明是他的一種只有取了勝才足以發生興奮激動的情緒,他對此並沒有覺察,卻用了可加意識的「繼續」把一種澱化的心理要求保留在沒有這種關係的現實中;

4、事實上被繼續的不是「革命」,而是他自己並不自知的「自我」,在共產黨歷史上「革命一直就是自我」,誰能擺脫自我?經驗的心理就把評價概念的「革命」主觀化為自我—-並默化成攻擊的或破壞的人格個性。

我想把毛澤東的個性心理概括為「尋釁性」。並且我在一般意義上(非專門的)思考了十年,發現:共產黨人給他們領袖的那諸多光榮,其實都可納入「尋釁」之下,獲得普遍的解釋而絕無矛盾。

把毛澤東思想定義為只關乎「如何取勝」的學說或制勝的方法論,在這個定義之下,在相當大的有效域裡,也可以通俗他為以「尋釁」為特徵的思想。毛澤東一生的最高成就就是「尋釁」,發難、攻擊、破壞。

讀者若有興趣可以拿這些原則去套他的所有行為,你不會陷於矛盾。

如果這一分析能夠暢通,那麼,在建政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堅持,造成的後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事實,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產物,一個果實,是毛澤東的作品,是他的私有之物,是他的專利。

如果可能你試著用這樣一種假設來想像,當現實特別讓你不滿,你想諷刺它,蔑視它,並期望獲得一個廣泛的聯盟,你會不會想到抬出它的專利所有人來呢?

用毛澤東來蔑視江澤民—-因毛澤東思想這一制勝之學的時久作用,使國民把這個國家看成他的,至少是他的智慧之果。但現實糟透了,現實呼喚人們來再視它,抵制它,他視它,並且在這個事物的來路上完成這種討伐,鞭撻,唯一的可選擇的對象是毛澤東。

當現實需要人們用一個被人們唾棄了的惡魔來詛咒、來諷譏,來煞氣、來解恨的時候,這個現實政權是比惡魔要惡上不知多少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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