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6日訊】 （四）

於建嶸：中國農村的政治危機：表現、根源和對策

「北大在線」刊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於建嶸在燕園評論三農系列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稿，現分三部份摘要介紹如下。

於建嶸，男，1962年9月生，湖南省衡陽市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農村政治研究。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政治結構的變遷》等。

於建嶸說：我第一次來到「北大在線」，是應邀參加一個三農問題研討會。當時主講的是《黃河邊中國》的作者曹錦清教授。他在分析中國農村的形勢如何嚴峻後，提出了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許多主張，其中最激動人心的就是將全部農業稅費減掉，這樣農民就可以增加收入。當時大家討論得很熱鬧，我聽得入迷，卻忘記說話了。會議後，主持人給我來電話，說會上你一句話都沒有講，是不是約李昌平來作一次對話。我告訴他，李昌平先生是聞名天下的中國農民利益代言人，而我既不是知名學者又不是當權者，根本沒有資格同李先生對話。再加上要到香港去開會，所以我就沒有來。前幾天我從香港回來，主持人又給我來了電話，說李昌平先生已經到北大在線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講演，不僅分析了目前農村存在的十大問題，而且系統地提出了解決方案。只是現在已經有人對李昌平所提的主張持有不同的意見了，主要是說他在向政府和當權者為農民乞求利益。主持人還說，我最近出的《岳村政治》被《南方週末》稱之為是主張「讓農民自己說話」的，這與目前主流的三農問題解決方案不一致，是不是可以來講講這個問題。既然來了，我就講講農村調查體會和農村政治狀況的看法。這些觀點前幾天我已在北大由王銘銘教授主持的一個有關《岳村政治》的研討會上講過，上次我側重講如何進行農村社會調查，是方法論方面的，這次重點講農村政治狀況。

他說：說實話，我是不同意現在許多學者和專家有關中國三農問題的分析和主張。無論是曹錦清先生在《黃河邊的中國》、還是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所提出的三農問題解決方案，都體現了一個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強大的國家及既得利益集團的讓步，停止對農民的剝奪，還利於農民。曹錦清先生在呼籲那些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表現出勇氣和智慧來採納讓農民休養生息的建議的同時，還希望知識界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迫使既得利益者和當權者讓步。李昌平則以一個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的熱淚捨身為農民請命，向當政者吶喊：「「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視農民的權利吧！珍視農民的生命吧！」「給農民國民待遇」。還有些知識分子如黨國英說「要為農民說話」，胡星斗說要「為農民吶喊」等等。應該說，這些人都是值得我們尊重和敬仰的，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農村存在的問題，並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在為農民請命。但是，我認為，在他們思想深處還是那種知識精英統治社會的觀念，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將農民這個社會主體排除在外，沒有看到農民自己的力量，沒有將農民放在農村社會發展的主導地位。

事實上，討論農村問題，如果離開農民這個視野，是不可能得出真正有意義的結論的。農民的生存狀況及其他們的行為反應是我們解答許多社會現象的基點。就目前中國農村來說，這個基點就是農民的反抗。可以說，正是由於農民的反抗鬥爭，才讓當政者和知識界認識到「三農問題」的重要，才有減輕農民負擔的各種政策。

為什麼這樣說？我將以政治分析為視野從三個方面來進行闡述。這三個方面就是：「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村出現了政治危機；其二，農村政治危機的主要根源；其三，如何解決農村政治危機。

一、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村的政治危機

應該說，自中國進入轉型期以來，中國的農民問題就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無論是鄉村建設運動，還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都是以解決這個問題為旗幟或口號的。但自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很長一個時期內，特別是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的歲月裡，儘管農民大量餓死在勞作的田野裡，農民問題卻並沒有成為一個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經過農民因飢餓而推進的新的土地改革，農民基本上能吃飽肚子後，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卻成為了當政者和知識界關注的焦點。這是為什麼呢？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農村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反抗。

同上世紀二十年代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暴動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一樣，這次在農村出現的農民反抗最具有典型意義的還是在這些地區。我調查和研究主要是湖南省的有關情況。從我調查和所能接觸的材料來看，近十年來，湖南省無論在湘南、湘西，還是湘中和湘北，都出現過大規模的農民反抗事件，其中，上萬人的農民反抗事件就有二起，較大規模的有十多起。根據我的研究，這些事件基本上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事件的主題比較集中和明確。這些事件的具體誘因各有不同，有的因為在上交提留時，發生了暴力行為或死人的惡性事件；有的是村民們認為農民負擔太重，由少數人出面組織上訪進而發生衝突；有的因村民選舉時出現了「非法」的情況，村民們為要求行使「民主權利」而集體上訪；有的是由於村民們認為村級財務不清，村幹部有貪贓枉法行為而採取集體行動，等等。村民們提出相應的行動口號就是「減輕農民負擔，反對貪官污吏」和「村務公開和民主理財」。曾驚動中央的祁東事件，農民就是打著旗子、舉著「全面落實省委[1996]9號文件，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萬眾一心抗重稅」的標語、敲鑼打鼓、燃放鞭炮，進行示威的，進而發生了多起衝擊鄉鎮黨政機關的。

第二，組織化程度提高。少數農民利益的「覺悟者」通過各種形式，在社交圈子內尋找幾個志同道合者，以宣傳黨和國家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為形式，展開宣傳發動工作，在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後，成立一定的組織形式，進而以具體的事件為由頭採取集體行動。這些村民自發成立的組織大體上有「減負組」，「減負委員會」，「減負監督組」，有的只稱為「減負代表」、「減負骨幹」，等等。這些組織一般較為神秘，就是同一組織也有不同的說法，很少見到有明確的組織文件，大都以口頭的方式表述意見，不許作文字記錄，也不設具體的職務，特別是負責人。因為要做到「口說無憑」，「免得讓人說在搞非法組織」。但事實上，這些組織內部還是較為嚴密的，從其活動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有組織領導者的存在。衡陽縣渣江鎮鹽田管區文德村江東小組農民彭榮俊（退伍軍人），通過在村民小組會上宣讀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並提出了村務公開和財務公開等具體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擁護。他就發起該鎮18個（基本上保證每個村一人）願意參加減負活動的村民召開會議。會上決定，不成立具體的「組織」，只稱「減負代表」，不設負責人，由彭某擔任召集人。在這一組織領導下，引發了著名的「渣江事件」。據瞭解，湖南省現有許多這樣的減負組織，而且出現了聯合趨勢（他們稱之為「聯網」）。

第三，產生了一批新的農民領袖並具有極大的號召力。這些農民領袖的身份特徵主要是，年齡一般在三十歲至四十五歲之間；文化程度為初中以上；大都當過兵或在外打過工；有些還是黨員和村幹部；家庭比較富裕，在當地可算中上水平。他們大都對國家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有一定的瞭解，並能掌握地方政府在處理這類事件的基本態度。這些組織的其它骨幹在文化素質特別是家庭經濟情況與這些組織領導者有一定的差別。領導過寧鄉道林農民組織的是楊躍進是退伍軍人，開始在村裡當民辦教師，他不滿足校領導專權，就聯絡學生家長組織「家管會」進駐學校清查學校賬目。這一事件的另一領導人崔羅坤本來是村民小組長，被村民推薦為村民代表，先後向鄉政府和村委會14次反映情況，要求解決當地村辦廠礦造成的水土流失問題。問題不僅沒有解決，一些基層幹部還動用社會黑勢力對崔家進行打砸搶，並將崔打傷再押到縣裡拘留。自此之後，崔就踏上了漫漫上訪路。在上訪過程中他瞭解了更多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精神，並認識了一些減負方面的同行，他也就從為自己「申冤」轉而組織農民開展減輕活動並成為當地有影響的人物。這些以「減負」為口號的農民利益代言人，在當地很有影響，可以說一呼百應，並得到農民的保護。有多起農民反抗事件正是為了保護這些農民代言人而發生的。如湘陰縣樟樹鎮農民代言人張新甫被當地公安部門傳訊，方圓數百名群眾圍攻樟樹鎮政府，打傷多名幹部，並將鎮黨委書記楊冬雲扣押起來作為人質，以交換張新甫。宜章縣干警受命前往粟源鎮拘捕農民減負頭面人物周炳輝，被當地農民發現後，立即吹哨子、打銅鑼，迅速聚集了2000多人，將100名干警包圍。上千人還追到鎮政府大院，打砸了辦公室和幹部住宅。桃源縣組織民警和稅務人員及鄉幹部30多人組成行動隊在拘留該縣蘆花潭鄉觀音巖村「聚眾抗交屠宰稅」的毛明達（共產黨員）時，被聞訊趕來的農民包圍。15名民警和幹部被打傷，另外10多人遭受脫衣的體罰。直到當天中午，公安部門將毛明達交出後，行動隊才得以解脫。

第四，反抗形式逐漸升級，出現暴力化趨向。上世紀90年代初，農民反抗的主要形式是寫聯名信，或派代表上訪。到了1995年後，有些地方就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公開集會，請願和示威，並進而與公安、政府工作人員發生流血衝突，有些事件，國家還出動了駐軍。寧鄉道林事件就是減負代表組織當地農民要在鎮政府機關大院召開一個聲勢浩大的「萬人減負反貪大會」引發的。有關部門了為制止這次聚會，派出大批警力（最多時有1000多人），趕到鎮政府門前的公路上設置警戒線。最後與農民發生暴力衝突，警察使用了催淚彈導致人員傷亡。衡陽縣渣江事件則是鎮政府以綜合治理為名召開萬人大會，用繩索將捉到的6名「減負代表」捆綁掛牌在大會亮相，激起了幾千名群眾憤怒，而引發了較大規模的武力衝突，群眾將鎮裡的車子砸壞，並有多名人員受傷。

第五，事件具有傳染性。農村發生的這些事件很容易從一個地方傳染到另一個地方。祁東河洲鎮的農民與縣鎮兩級工作組因交建資款發生衝突，進而與司法部門發生暴力對抗，最後迫使上級政府出面清退了多收農民的教育集資款。這樣，河洲農民通過與政府對抗減輕了負擔的事迅速在祁東縣各鄉鎮傳播。接著引發遍及全縣西部近數萬農民的暴力行動，五個鄉鎮黨政機關被衝擊，共有48戶、79名鄉鎮幹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圍攻和衝擊，公私財產損失巨大。漣源市三甲鄉數千農民在「農民利益的代言人」黃國卿領導下，以要求減輕農民負擔，圍堵漣源市政府大門，並衝進市委書記家進行抄家，並強行接管當地公辦的白溪小學，扣押了三甲派出所值班干警和副鄉長。在他們的影響下，相鄰的白馬鎮也發生衝擊基層黨政的事件，鎮黨委、政府、人大、紀委四塊牌子全部扛走，鎮黨委書記被圍攻毆打，並被剝光衣服，前來化解矛盾的市鎮兩級幹部被扣，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

二、農村政治危機的根源

上世紀90年代後在中國農村出現這樣大規模的農民反抗事件，對共和國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就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年代，農民無論經受了什麼樣的苦難，都很少採取這樣直接對抗的鬥爭形式。這些事件對社會穩定產生的具大負面影響，迫使執政者和學界不得不關注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然而，儘管執政黨和國家採取了大量的措施，但都不能取得明顯的效果，最終使這一問題成為了共和國總理感到頭痛的問題。究其根源，在於這類事件產生的原因十分複雜。

第一、農村利益衝突加劇。一切政治行為都與一定的經濟利益聯繫在一起的。目前中國農村利益衝突主要表現出如下特徵。1、利益主體分化。一方面，國家、地方政府、農村基層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和農民，都成為了具有獨立利益主體。另一方面，各利益主體有明確的利益取向和意識，都非常明確地瞭解自己的利益所在。2、利益衝突的表面化。最直接表現形式就是農民負擔加重。90年代以來，全國範圍內縣、鄉兩級地方政府出現普遍的財政危機，並最終轉嫁為各種稅、費、攤派的農民負擔。而且，農民相對貧困化加劇。在經濟上，由於受到國家強制性政策控制、市場性剝奪和技術性的限制，農業已經不是一種產業，農業經濟顯品長銀收的格局（農產品增長和農業的總體性收入減少），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農村的基尼係數由1978年的0.2124擴大到0.3361，增幅過快，也遠遠大於城市的增幅(0.16-0.295)。而且，相對於城市的貧富差距拉大。3、利益衝突具有體制結構性，顯現不可調和的態勢。這是說，這種利益衝突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國家為了加強對農村社會的控制，努力將國家行政力量伸入到鄉鎮，建立了超規模的鄉鎮幹部隊伍。但國家並不承擔他們的費用。這樣，一方面，國家需要依靠強大的鄉鎮體制來管制農民；另一方面，國家又要防止鄉鎮這架強大的機器對農民進行無限制的剝奪。傳統社會的利益衝突大都表現為國家與農民之間的矛盾，社區精英處於調和的中間人角色。現在是國家在調和，處於中間人的角色。4、利益衝突的外部化。這表現在，農村社會的利益衝突，已超越了農村或農業這個範圍，並表現為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的衝突。農產品及生產資料的市場化交易之間的衝突。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政權軟化。任何政治危機，都會表現一定的權威結構發生變化。其中，國家的控制能力或政治整合能力，是這種變化的最主要衡量指標。目前，中國農村出現了政權軟化現象。具體表現為：1、基層政府及幹部的合法性受到懷疑和挑戰。為了強化統治，政權趨向於暴力化。當政權的合法性受到懷疑時，如果採用強化政權機器來維持秩序，會得到相反的效果。政權機器的擴張與政治動員能力並不一定成正比。擴張了的政權機器為了獲得維護其運轉的資源而會展開新的掠奪。國家權威受到衝擊。但是，利益衝突並不一定會產生政治性的集體行動，只有當這種利益上的衝突以明確的形式表現出來並對一定的權威結構產生根本性衝擊時，集體行動才得以發生。在目前農村社會的權威結構中，存在著國家權威和基層黨政的權威以及地方權威。在常態中，基層政權作為國家的代表者，其權威處於結構的核心位置，國家權威處於隱性，地方權威屬於邊緣的民間權威。由於基層黨政存在大量的對農民利益侵害行為，基層政權的合法就會受到村民們的懷疑，國家權威就很自然地進入村民們的視野。為尋求國家權威的保護，單個的村民會意識到集體行動的重要，於是，那些能將村民組織起來的地方權威就會迅速膨脹。儘管如此，要使具有制度性意義的權威結構產生動搖，需要有一定的起動因素，這些起動因素主要依賴於具體的誘發性事件。目前，農村最為常見的誘發性事件，基層黨政幹部在行使職權時的採取暴力等失範行為或因此而產生了諸如死人等嚴重後果。2、黑惡勢力成因盛行，並在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侵入農村基層政權。由鄉鎮政府出面組織的的流氓地痞團伙橫行鄉里。對於黑惡勢力是如何侵入到農村基層政權的問題，我作過一個專項調查。從我調查的情況來看，主要有四種方式，其一就是鄉鎮領導「引狼入室」；其二就是宗族和黑勢力控制的民主選舉；其三是經濟能人的利益誘惑；其四是政治精英的「紅黑蛻變」。這些黑惡勢力侵入到農村基層政權後，一方面利用「政權」賦予其的合法性欺壓農民，成為村霸鄉匪；另一方面又採取各種形式對抗農村基層政權，在一定的時期為了其更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引發並領導各類事件。3、在國家政權體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會權力組織。一方面，農民缺乏自身的基層組織和政治代表，在農民個體與政府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有組織的、有意義的緩衝。另一方面，各種非政式組織已經出現，並在國家政權體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會權力組織。目前主要的有，因社會治安不好而出現的農村自衛組織；生產互助性的組織；宗族組織。特別是農村出現了大量的秘密組織。許多農村出現了「兄弟會」，「同門會」，「減稅救國會」，「農民減負專願者」，「減負代表」等等。有的則直接叫幫會。這些組織十分複雜，大都具有傳統組織的諸多特徵，有的組織還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

第三，反體制意識已經形成。通過知識界的努力，中國農民問題的本質已經被揭示出來。農民長期受到體制性剝奪已形為了共識，並被歸結為二等公民、國民待遇、新農奴等理論。這就意味著，農民問題是體制問題，必須通過反體制才能解決。重要的是，這些有關農民處境的理論已通過知識精英傳播到了社會民眾。由於目前農民對社區缺乏認同，對前途失望，這種理論很容易與社會不滿情緒結合在一起領導湖南漣源市三甲鄉的黃國卿就說：「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幹部和農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來反抗，就侮辱了公民和五尺男兒的稱號」。

三、如何解決農村的政治危機

中國農村的政治危機是客觀存在的。實際上，存在社會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有如社會學家默頓(R. K. Merton)所說，「有關社會危機的預言往往因為這種麻木的態度而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為了不使這種危機自我實現，目前有三種解決方案。

第一，國家對策：稅費改革和三個代表。

自中國進行轉型以來，對待社會危機的基本態度主要採用的就是運用武裝力量與政治專制手段。現在歷史進步了，在民主和法製成為國家和政黨合法性基礎的現時代，想走出這個歷史怪圈。那麼，作為主導中國農村發展的國家採取了些什麼行動來化解這些危機呢？從目前來看，主要採用的措施有四個方面：1、試圖通過稅費改革來調整利益結構。稅改費為什麼實行不了？方法是要全國農村基層行政單位都放棄所有的非稅收捐費，這些收費相當於每年九百億元。反過來，中央政府要把農業稅從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點五。最重要的是北京每年撥款二百到三百億元補助農村基層，用於公共設施、教育、工資和其它行政開支。但這種「費改稅」遇到嚴重困難，在安微的試驗已經基本停止。「費改稅」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拿出的二百億元補助無法支付基層政府的巨大開支。由於國家財政緩衝這一振動的能力有限，無法滿足鄉鎮政府的要求。2、試圖通過改革鄉鎮體制來約束中間利益階層的強勢。撤鄉並鎮，精簡機構。可是國家卻沒有辦法安置那些因此而閒置下來的鄉鎮幹部。3、試圖通過村民自治體制來建立農民新的管制體制。由於這種政治性授權是建立在上述利益衝突上的，因此，其本身也就變成了衝突的重要內容。4、在意識形態方面，提倡三個代表，並企圖以此來約束鄉鎮幹部。顯然，這種將希望寄托在當權者的自省和自我約束基礎上的改革，是否有效，事實已經證明了。

第二，知識界的主張：「給農民國民待遇」。

知識界有關三農問題的解決方案有很多。其中，「給農民國民待遇」最具代表性。從有關論述來看，這裡的「國民待遇」不是一般意義上所指的一個國家給予在其國境內的外國公民和企業與其國內公民、企業同等待遇問題，而是指要給生活在農村的農民與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同等待遇問題。表面上來看，這種論述沒有錯，因為中國的確存在城鄉二元分離，農民的社會地位也急需提高。但只要我們對這種主張所提出的具體目標進行分析，我們就會發現，「給農民國民待遇」實際上是一個「偽問題」的，是用一種表面化的城鄉差別來掩蓋中國社會的本質。事實上，那些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非農業人員」所具有的「待遇」，現在已經不是什麼「國民待遇」了。因為對生活在城鎮的廣大勞動者來說，那些少得可憐的「福利待遇」早已被改革改掉了。只有那些少數貴權者則在更大程度和更大範圍上享受著勞動者創造的社會財富。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並沒有一個確定的具有共同利益和意志代表的國民群體，只有貧賤的勞動者與擁有資本和權力的權貴者。也沒有什麼國民待遇，只有權貴者的待遇。廣大工人和農民在一樣承受著權貴者的壓迫和剝奪。權力和資本對勞動的剝奪，才是中國社會的本質。

也就是說，目前知識精英所主張的「給農民國民待遇」的主張，也許並不是農民自己想要的，不是農民的利益表達。而且，問題的關鍵還在於，他們是要「給」農民國民待遇，由誰給呢？當然是權貴者和這些知識精英了。這也就決定「給農民國民待遇」並不能解決中國農村的政治危機。

第三，非主流觀點：組織農民，開展一場社會運動。

斯梅爾瑟將社會運動分為規範導向的和價值導向。前者傾向於體制內的漸進式改良，後者則主張採用激進的社會革命。 記得上次中國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博士在這裡說，要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只得進行社會改良，不能進行激烈的革命。因為，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農村不可能產生一場新的革命，因為缺乏農民革命可分配的資源。土地或權力都不能成為當前革命的目標。而要實現全社會的財富再分配，則需要改變國家的根本秩序，「民族利益」會使改變這種爭權行為的合法性受到質疑，而強大的軍事力量會迅速地恢復秩序。從目前中國的情形來看，在農村推動一場有別於傳統革命式的社會改良運動也許是比較明智的選擇。問題在於，我們要改些什麼，由誰來推動這樣的改良。

我認為，首先要建立農民利益的政治表達機制，要讓農民自己說話。也就是要動員組織農民，建立真正的農民組織，要在農村社會中培養與形成與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有效搏弈的力量。

要建立農民的利益的政治表達機制，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改變現在的鄉村治理方式，走向鄉村自治體制。這裡不僅是村一級的自治，更主要是撤消鄉鎮政府，實行鄉鎮自治；其二，建立社會中間組織。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政治許諾，要運用社會組織特別是民間組織來構建社會運動的載體。其中，成立真正意義上的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作為國家與農民之間的緩衝。黨國英認為，社會集團的組織程度越高，社會集團之間對話成本就越低，妥協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離散的社會群體最容易受到謠言和邪教的蠱惑，並很容易成為立場極端的領袖人物的基礎。而且，據著名農村社會問題學者米格代爾的分析，分散的農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會基礎，而有組織的農民則可能是改良主義者甚至是保守主義者的社會基礎。如果通過農會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政府與農民對話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農民的願望就容易通過秩序化的組織渠道得到表達，一些突發事件也可以得到緩衝和調解。

當然，這樣的農會應該是真正的農民組織。幾十年前，千家駒在批判以鄉村建設運動為代表的農村改良主義時就認為，真正的農民組織應該是，「第一，必須是能代表最大多數農民之利益的。如果我們承認中國農民是有階級分化的話，那這大多數農民當決不是地主與富農，而是貧農雇農及一部分中心。第二，這種組織必須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我們承認中國的政權，龍其是地方政權，還掌握在代表豪紳地主利益的人們的手裡的話，那這種組織是決不能希望他們來領導與發動的。它必須是一個自發的組織，而不是由上而下的，由政府機關所通令成立的。第三，這種組織必須是適應世界潮流的。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孤立的閉關自守的世界，我們應該走哪條路已擺得非常明顯。倒行逆施的開倒車運動固然行不通；自作聰明獨創一格也為時勢所不許」。我認為，這裡第三點的「適應世界潮流」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可以應該建立退出機制。無論是政治性的和經濟性的農民組織，如果農民沒有自由退出權利，那都是很可怕的。

要讓農民自己說話並不是要知識精英放棄自己的責任。詹姆斯·C·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中說：潛在的激進農民暴動的組織是否形成，似乎主要取決於它可以得到的資源能否確實緩解其成員的最迫切的需要，取決於政府或外部精英對其寬容甚至幫助的程度。在這兩個因素當中，後者似乎最為重要。沒有外部幫助，一個地方教派或政黨或多或少就會被迫處於我們所說的「內部自助」之中。作為保護的基礎，內部自助不會有充分的物質條件。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說：「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繫，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這就表明，知識精英不僅要走進鄉村社會進行調查瞭解鄉村社會破產的真相，更要向社會特別是當權者表達組織農民的政治主張，並通過發動組織農民並最終將他們變成一個階級。而目前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到農村去，發動農民成立各類合作組織。我們要為農民建立各種組織提供規範；同時推動農會法的起草工作，像上世紀80年代初北大學生向社會提交《新聞法草案》一樣，可以提出農會法的建議草案。

80多年前，當許多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在海內外訴說中國社會的危機時，有一個人卻從你們北大圖書館走進了湖南的農村和江西的安源，最終發動並領導了上個世紀的那場工農運動。他就是毛澤東。當年，就充滿激情地說：「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然而，一個世紀過去了，歷史也已經證明，中國的農民並沒有得到繼續解放。原因何在呢？其中最主要的是這些知識精英們利用農民的力量重新塑造了一代救世主。

現在已是新的世紀了，不是需要救世主的時代了，要靠農民自己，要讓農民自己說話。

（讀者推薦）(1/23/2002 3:12)

（五）

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第一章節錄)

作者：陳桂棣　春桃　 　　（首發《當代》第6期，計20萬字左右）

第一章 殉道者

1 騷動的路營村

生與死，肯定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失語的老人，恐怕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錯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時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還會讓人感到吃驚：有的人明明活著，好像已經死了；有的人已經死了，卻彷彿還活著。

丁作明已經死了，他的死不能說是「重於泰山」，但在他死後八年的二00一年二月十日，當我們走進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貧困縣利辛縣，向許多人打問去紀王場鄉路營村的路怎麼走時，回答我們的，首先不是去路營的路應該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問，問話的內容又幾乎眾口一詞：「你們是到丁作明那兒去？」

丁作明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如果說有，也許就是他比別的農民多念了幾年書，從小學念到了高中畢業，而且唸書時十分用心，家裡窮得有時揭不開鍋了，他仍然一聲不吭地跑到院裡的水缸邊上，像澳大利亞駝鳥那樣蹶起屁股，把頭埋進缸裡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飽後，照樣唱著，跳著，去上學。考大學時，大家都說他太虧，離錄取線只差幾分，如果他不是利辛縣鄉下農民城的孩子，如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進大學校門的；即便就是生在別的一個什麼城市，他也會是另外一種命運。但是他是路集中學的高中畢業生，畢業後只能回到路營村，這就又與那些一個大字不識的泥腿子沒有了區別，他必須同中國所有的農民一樣下田幹活，去侍弄莊稼。再要說有什麼不平常，就是裝了一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別的農民愛翻報紙，愛聽廣播，愛咬文嚼字，愛動腦瓜子。平時為人別說多謙和，但認死理，敢說真話，敢同村裡、鄉里的頭頭腦腦平等地說話。正是因為這一點，他也就比大伙多出幾分煩惱，以至最後惹來殺身之禍。

他分明早就已經死了，利辛縣城的那些人怎麼可以說我們「去到丁作明那兒去」呢？

難道還可以尋找到一條路，能夠走到丁作明那兒去嗎？　　　　公元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丁作明熱切期望的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日子。他絕沒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將會在這一天走到盡頭。

頭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訪村民接到了鄉里的通知，要他們到鄉里開會。會上，鄉領導說，縣裡對你們告狀的事很重視，希望在你們八人中選出兩人，再從黨員、幹部中各選二人，組成一個清帳小組，對路營村村幹部的經濟帳全面清查。這天上午，清帳小組正式成立並開始查帳。這消息，使得整個路營村的村民一片歡騰，鎖在人們眉頭的愁雲一掃而光，有幾個農民竟激動地奔過直溝，跑到對面的商店買來鞭炮，準備在村頭上放一放，讓大伙出出惡氣聽個響。只是這一年的新年來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農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過罷正月十五，年就遠了，問了幾家商店全沒貨，鞭炮就沒買成，但丁作明這一天的心情卻分明比過年還舒暢，邁出家門的步子都帶有了幾分彈性。

利辛縣是解放後才劃出的新建縣，這一片原來分別屬於渦陽、阜陽、蒙城、太和、鳳台和穎上六縣邊區，是個六不管的貧困地區。境內多為黃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沒法走人；還有為數不少的砂土，鹼土更是佈滿各處。路營本來就夠偏僻落後的，再加上九一年那場特大洪災的襲擊，家家窮得叮噹響。這一年眼看新年就要臨近了，村裡卻沒有一點要過年的喜慶勁，全村算下來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邊派下來的各項負擔加起來每人居然攤到一百0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頭，起早貪黑，跑細了腿，累彎了腰，打下的糧食扣除口糧，其餘的就全被村裡以各種名義「提留」走了，有幾戶收的不夠繳的，村鄉和派出所穿的是連襠褲，「不給就拘留你」。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一種習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為躲債不敢回家過年這種只應該發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會在路營出現了。中國農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麼，為啥還會這樣苦？作為「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黨的農村幹部，又為啥這般凶呢？於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件別的路營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從廣播裡和報紙上得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他花了幾個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後就去各家各戶「宣講」。宣揚黨的會議精神卻要偷偷摸摸地進行，像當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國統區」的秘密活動一樣，這使他感到十分彆扭又十分激動。

他的眼睛在那些農舍梁間吊下來的燈泡的光暈中發著亮。他對鄉親們肯定地說；「村幹部這樣徵收『提留』的做法，是違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認真和擁有的學識，足以使那些習慣於蹲在黑暗地方又早習慣了逆來順受的村民們心服口服。但是，這一次，隨著一陣沉寂之後，還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質疑：「周圍村莊，附近鄉鎮，不都是在這樣搞的麼，天高皇帝遠的，你能拿他們怎麼辦？」

「我不信有理沒處講。」丁作明不信這個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國務院最新的規定讀給村民聽：收取農民的提留款不得超過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將百分比作了特別的強調。「明擺著，村裡從我們這兒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過了這規定，已經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還要多！這次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各地應保護農民的利益，減輕農民的負擔』。他們分明是在瞎搞，我們要到鄉里討個公道！」

「鄉里會買我們賬嗎？」有人感到這事太難。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說，」一個部隊退伍回來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況咱這是按中央的規定向上邊反映問題，鄉里不買賬就上縣！」

漸漸地，農舍裡的氣氛開始變熱鬧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書記董應福，將村民們集資建成的糧倉，私自出租給別村使用，從中撈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後，又將糧倉搗鼓掉，鯨吞了三四萬元的售出款。特別是，大災之年，中央曾有專門指令，貪污救災物資是要判刑甚至殺頭的，董應福竟敢把救濟給路營的衣物和食品佔為己有。而且，對計劃生育的罰款，以及各種多「提留」的錢物，均不入帳，或是故意弄成一筆糊塗帳。

不一會，大伙就從村幹部扯到了鄉幹部，你一句我一句，話音兒不落地似炸開了鍋。

有人揭露：紀王場鄉康鄉長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權勢，橫行鄉里，多次操著電棍，拎著手銬，跑到路營亂要各種錢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災，上邊規定不准再向受災的農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卻帶著民兵，活像日本鬼子進村，強行搶奪村民的錢物。發現有誰躲在家裡不開門，就支派打手用腳踢門，分文不得少，還要額外付給踢門「功臣」的勞務費。搶得錢財後，便領著一幫人吆三喝四地下館子，吃喝的花費回頭還要從村民們的集資款中予以報銷……

大家越說越來氣，最後望著丁作明，請他拿主意。「納鞋要有針線，告發人家得有證據。」

丁作明說，「咱們可以到鄉黨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裡的收入帳目。」

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鄉黨委，向書記李坤富陳述了村裡的問題和查帳的要求。

鄉黨委書記李坤富，認真看了看丁作明遞上來的「提留」表說：「是多提留了。先讓我們合議一下，兩天給你們答覆。」

兩天過去了，鄉里沒有動靜；又過了兩天，又過了兩三天，在一次有路營村幹部和黨員參加的幹部會議上，鄉黨委分管政法的副書記任開才，突然要路營村書記就多收提留款的問題在會上作個「交待」。董應福頓時火冒三丈，他認為各村都是這樣多提留的，沒啥好在眾人面前交待的；聽說是村民把他告到了鄉里，要查帳，就懷疑村裡有人眼紅他蓋起的幾間大瓦房，當即在會上講了狠話：「有人要清我的帳，還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誰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說，憑我的收入買不起小四輪拖拉機，蓋不起大瓦房，買不起蓋不起，可我就買了蓋了，這是我的本事！你們窮，活該！想跟我搞，你們怕是不想活了！」

一個黨支部書記，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鄉黨委副書記主持的全鄉幹部大會上口吐如此狂言，實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書記沒有制止。會後，會上的情況一傳開，路營村的村民們肺都要氣炸了：「共產黨的天下，難道就沒有王法了？」

丁作明嚥不下這口氣，就在過年的前三天，把路營村亂收「提留」款的情況寫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縣紀檢委。

接待的同志為難地說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這裡吧。」

路營村這一年的新年，顯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沒有幾戶燃放鞭炮。

轉眼到了農曆正月十八，許多村民也沉不住氣了，紛紛跑來找丁作明，這才發現，丁作明整個年裡都在忙著寫控告信。他把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規定，路集村以及紀王場鄉一些幹部違法亂紀給農民帶來沉重負擔的種種做法，寫得淋漓盡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為感染了。是的，一個人應該有一種精神，也總要有一點社會責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樹葉落下來砸破頭，看到腐敗的現象不聞不問，遇到邪惡勢力不敢抗爭，我們這個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於是，在正月十八的夜裡，地處偏僻的路營村民們，就你八角、我一元地湊足了路費，然後悄悄把丁作明在內的八位村民代表，摸著黑，送出村。

縣委辦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這封控告信，很吃驚，感到路營農民們反映的情況，其嚴重程度，已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汪主任很快向縣委書記戴文虎作了匯報。戴雖剛調來不久，但態度極其明朗。因此，縣委的答覆讓丁作明一行十分滿意：「我們會盡快讓鄉里落實清帳小組的事，對路營行政村幹部的帳目進行清查；對你們反映的鄉政府的情況，也會很快予以核實、處理的。」

就這樣，沒有過好一個新年的丁作明，考慮大伙湊起的路費不容易，該省一分一厘全得省，不敢在縣城多耽擱，就領著村民代表擠上回紀王場的農村班車。在能夠把人五臟六腑都顛翻的車廂裡，他滿懷信心和喜悅地回味著縣領導的話，卻不知道一個可怕的災難正在前面等著他，死神帶著另一個世界的獰笑，已經從地獄之門無聲地襲過來，而他渾然不覺。　　這年二月十一日，農曆二月初一，下午三時許，村民徐賽俊、丁大剛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下六周」，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農民創造出來的一種「土圍棋」。他們正撕殺得昏天黑地，因為丁作明在一邊觀看，路過此地的路營行政村副村長丁言樂，也趁機湊了上來。丁言樂已知道丁作明向縣裡反映了他和負責計劃生育的妻子貪污提留款和計劃生育罰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就故意找著碴兒，同丁作明發生口角。

丁言樂對徐賽俊和丁大剛威脅道：「你們這可是賭博呀，我可以把你們抓起來！」他這麼說，卻盯著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們這是在玩遊戲，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應該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樂凶狠地說：「那不一定！」

丁作明最聽不得這種口氣，更看不慣一當上幹部就變臉的這種人。不過，他意識到，來者不善，顯見是在藉故尋釁了，就沒再吭聲。

誰知，丁言樂得寸進尺，開始用肩去撞丁作明。邊撞邊嚷，耍起了無賴：「怎麼，你想打人？我給你打！我給你打！」

丁作明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也想不到身為副村長的丁言樂，竟會如此下作，他連連後退。丁言樂卻步步緊逼，越撞越猛，已是窮凶極惡。丁作明無奈，只好躲開。就在丁作明閃身離開的當兒，丁言樂凶狠地撞過來，撞了個空，由於整個身體失控，一頭跌進旁邊的莊稼地裡，跌了個嘴啃泥。

丁言樂這下子終於找到了可以「理直氣壯」進行報復的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發到的這些人都並非凡角，會想方設法伺機報復的，只是覺得丁言樂這樣做是在耍下三爛，太沒水平，就一句話也沒說地回家了。

在遠離現代文明的路營村，「別拿豆包不當乾糧，別拿村長不當幹部」這句話絕不是玩笑，別說鄉里了，丁作明敢把村幹部告到縣裡去，那就是「找死」。丁言樂本就懷恨在心，這又跌了個嘴啃泥，等於火上加了油。為擴大事態，他便以「被丁作明打傷」為幌子，一個下午先後六次找上門，要打丁作明。丁作明愛人祝多芳雖然不瞭解情況，也只得一再賠禮道歉，但丁言樂並不罷休。

不久，丁言樂的兒子丁傑，手裡掂著把菜刀，在門外大喊大叫，嚷著要丁作明「滾出來」。

當晚，村民們都勸丁作明趕快離開路營村，出去躲一躲。開始，丁作明死活不願意，覺得村幹部欺人太甚，幹嗎要躲？後來考慮到，縣領導已經支持他們清查村裡帳目的要求了，查清村幹部貪污錢財的事，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不能因小失大，擾亂了縣裡的計劃。再說了，丁言樂們怕的就是你躲，這些人巴不得鬧得雞飛狗跳，天下大亂，這樣才可以趁機將水攪渾，最後攪得是非不清。

於是丁作明當天夜裡忍氣吞聲離開了路營村。

第二天天剛麻麻亮，丁言樂果然就帶著全家人凶神惡剎地再次找上門來，要同丁作明大鬧一場。祝多芳小心地說：「丁作明不在家。」丁言樂那裡肯信，闖進屋裡，叫全家人仔細查找，不見丁作明的人影兒，就又氣又惱地說：「我昨天被丁作明打傷了，需要住院治療！」

這時，路營村的支部書記董應福出面了。他協同丁言樂妻子孫亞珍一道，將丁言樂安排進了鄉醫院。隨後，孫亞珍又以分管計劃生育的身份，向鄉長康子昌、鄉黨委副書記任開才遞上了頭天晚上寫好的揭發材料，聲稱「丁言樂因計劃生育工作抓得認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攔路毆打致傷」，要求對丁作明作出嚴肅處理。

康子昌和任開才，對孫亞珍告發丁作明事實的真偽根本沒有興趣去瞭解，而是幸災樂禍。因這時縣委辦公室的通知已經到了紀王場，縣委的指示十分明確，要求紀王場鄉黨委和鄉政府盡快安排有上訪代表參加的清帳小組，對路營行政村幹部的帳目進行全面清查。上訪的人員是哪些人無須康任二人去瞭解，他們知道帶頭鬧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屬下的問題告到上頭去，這是康子昌和任開才都無法接受的；何況他們也猜得出，丁作明這次到縣委是連他們的問題也「捎帶」了的。顯然這是在損害紀王場鄉的對外形象，詆毀紀王場鄉黨委及政府的聲譽。這是絕不允許的，也是他們難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開才在接到孫亞珍的揭發材料後，當即就指示鄉派出所對丁作明的問題嚴肅處理。

紀王場鄉派出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不再是我國公安機關遵照憲法和法律規定保護人民、打擊敵人的派出機構，完全淪為鄉鎮領導幹部們的「御用工具」，因此，在接到鄉長和黨委副書記的指示後，不問青紅皂白，就發出傳票，傳丁作明立刻來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聽說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想一定是丁言樂夫妻二人給他捺了「壞藥」。不過，他並沒把這事想得很複雜，他認為只要自己沒幹犯法的事，任誰誣告栽髒都沒用，事實總歸是事實。

丁作明坦坦蕩蕩地走進了派出所。

可以想像得到，他走進派出所大門的步子是充滿著自信的。因為正是這天上午，縣委要求組建的清帳小組不僅正式成立，而且已經開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幹部的經濟問題便會查個水落石出。

來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發現，這個世界一切都顛倒了，「指鹿為馬」並非只是寫在《史記》中的一個故事，把鹿硬說成馬也絕非宦官趙高才有的惡行。

這以後發生的事情，公開的傳媒至今沒有作過任何披露，所幸的是，偵破此案以後，有關方面曾整理出一份內部的文字材料，在這次調查中，我們見到了這份充滿血淚與恐怖的「報告」。

派出所副所長彭志中見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為什麼打丁言樂？」

丁作明解釋說：「我沒打，我從沒打過誰。」

彭志中仍然還是那句話，只是語氣變得更加嚴厲了。

丁作明再次申辯：「我從沒打過誰，你們可以到村裡去調查。」

丁作明覺得無須回答，這話彭志中應該去問丁言樂。

「說！」彭副所長已經沒有耐心了，他銳聲喝道。

「你們這麼肯定說我打了丁言樂，有證據嗎？」丁作明忍無可忍地說，「如果那天在場的村民，哪怕是個小孩，只要有人證明我打了丁言樂，我願承擔一切責任。」

彭志中根本不聽丁作明的申辯，他提出了兩點處理意見：「一，你丁作明付給丁言樂二百八十元五角的醫藥費；二，在紀王場逢集時，你丁作明用架子車把丁言樂從醫院拉回家。」

這種顛倒是非充滿欺辱敲詐的處理意見，丁作明當然不可能接受，他當即反對道：「我沒打丁言樂，丁言樂不可能傷在哪；他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志中一拍桌子說：「難道我的話就不算數？我現在問你，我的裁決已經下了，你出不出錢吧？」丁作明平日留心過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識，於是說道：「我沒有打丁言樂，你下了這樣的裁定，我可以上訴。」

彭志中終於被激怒了。他指著丁作明大聲喊道：「我現在就可以把你關起來，你不信？」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說道：「即便按照你剛才的處理意見，我也夠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你對我『刑事拘留』，也應該在二十四小時內說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志中說：「那好，我告訴你，我可以關你二十三個半小時，放出去後不給錢，我再關你二十三個半小時，直到你出錢為止！」

彭志中說到這，摔門而去，他喊來治安聯防隊員祝傳濟、紀洪禮和趙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關進派出所非法設立的「留置室」。所以說它「非法」，是因為國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廳，都分別於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兩次發文嚴令各派出所不得設立羈押場所。　　丁作明當然聽不懂由彭志中嘴裡說出來的這些所內平日的慣用語，三位治安聯防隊員卻是心知肚明。說丁作明「興」，是指他「不服氣」；所謂「加加溫」，就是要給丁作明一點顏色看，可以施以體罰、毆打，必要時，甚至可以採取一切手段，總之，要被處理者招供認帳為止。

祝傳濟礙於曾是丁作明的中學同學，又是近莊鄰居，不便當面下毒手，很快也就藉故避開了。不過，一向善於察言觀色領會領導意圖又深得彭志中歡心的祝傳濟，知道丁作明是個寧折不彎認死理的人，同時也看出「拿下」「拿不下」丁作明非同小可，他離開之前特地把紀洪禮和趙金喜喊出門外，交待二人不妨給丁作明「拉拉馬步」。

祝傳濟提到「拉拉馬步」四個字時，語調是十分平靜的，但在紀洪禮和趙金喜二人聽來，還是從這看似平靜的語調中感到了一種殺氣。因為這是紀王場鄉派出所最殘酷的一種刑罰了。

祝傳濟望著紀、趙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後院治安隊宿舍向王進軍傳達彭志中的指令，要他也馬上趕過去，務必將丁「拿下」。

紀洪禮、趙金喜按照彭志中和祝傳濟的授意，把丁作明從「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讓丁作明拉馬步，丁作明不依，就衝上去連推帶搡，逼著丁作明就範。丁作明雖說在學校讀了十二年書，卻也不是文弱書生，畢竟是在大田裡耕耙耬耨磨練過來的，累得紀洪禮和趙金喜上氣不接下氣，硬是無法將丁作明治服。

這時王進軍手拎一根桑樹棍進了門。

紀洪禮和趙金喜見王進軍拎著傢伙前來增援，就謊稱丁作明動手打了他們。王進軍一聽指著丁作明厲聲喝道：「在這裡嘴硬沒你好果子吃！」說著就要丁作明拉馬步，丁作明依然執意不從。

王進軍嘴裡不乾不淨罵了一句，操起桑樹棍劈頭蓋臉就掄過來。丁作明左閃右躲，結果臂上 、腰上連遭猛擊，每中一棍，都痛得他脫口喊出聲，但他就是不依從。

丁作明不拉馬步，王進軍就一下比一下更凶狠地掄著手裡的桑樹棍。

同樣也是農民的聯防隊員王進軍，為什麼對自己的農民弟兄做如此凶殘的事情？一個符合邏輯的解釋只能是，人從爬行動物進化到今天，雖然創造出了最輝煌的科學技術和最燦爛的現代文明，但人性中那些最原始最殘暴的劣根性，仍會在有些人身上以「返祖」的現象出現，這說明人性進化的緩慢。此時的王進軍，就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發洩野性的異類。

據說，王進軍這已不是第一次獸性發作了，自從來到紀王場鄉派出所，幹上了治安「聯防隊員」，打人就成為他日常的工作。沒誰提醒過他不可以這樣做，倒是因為他敢於下手，而受到所領導的重用。

今天，他手中的桑樹棍不久就打裂了，又很快打斷了，但他仍然不罷休，抬起腳將丁作明跺倒，隨後改用電警棒，猛擊丁作明的雙腿，逼著丁作明跪到地上去。

就在丁作明已無招架能力，王進軍也打累了的時候，紀洪禮的獸性也開始發作了，摸起一根半截扁擔撲了上去。他同樣發瘋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一陣猛抽。

這樣沒過多久，丁作明就不再呻吟了，他對眼前的這一切顯然感到了震驚，也感到了恐懼。

他分明已經看出，他只要不鬆口，眼前的這幾個傢伙是會把他往死裡整的。可是，他依然沒有打算要向誰低頭，更不可能認輸。只見他瞪大了眼睛，無比憤怒地喊道：「我告村鄉幹部加重農民負擔，違背黨的政策，竟遭這樣毒打，我不怕！就是你們把我打死，我也不服；變成鬼，我也還是要告！連你們一起告！」

紀洪禮碰到丁作明血紅的眼睛，揮起的半截扁擔嚇得掉到了地上。王進軍看紀洪禮手軟了，歇斯底里地訓斥道：「你他媽的孬種，幹嘛要怕他？這是他嘴硬的地方嗎？」

於是紀洪禮拾起一根棍又凶狠地撲上去。趙金喜爽性找來一塊骯髒的手巾，將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來。

就這樣，王進軍、趙金喜、紀洪禮，三個喪失人性的治安聯防隊員，在丁作明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的狀況下，又輪番毒打了二十多分鐘。直到驚動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導員趙西印，發生在紀王場鄉派出所的這場暴行才算收場。　　3 案驚中央

當清帳小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時，丁作明已是奄奄一息。他們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明是因為替大伙說了話才遭此歹毒的；有的忙到丁家去報信；有的，就指著派出所的警員發洩著憤懣：「你們公安不辦案，社會治安好一半！」

丁作明七十歲的父親丁繼營跌跌撞撞奔進派出所，看到兒子臉色慘白，豆大的虛汗順著兩頰往下滾，嘴唇顫抖著也不喊聲「疼」，一下就跪倒在兒子跟前。

就在這時，派出所副所長彭志中回到了所裡，他是來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繼營聽說彭志中就是所裡的領導，又聽說兒子是不願為副村長丁言樂付二百多塊錢的「醫藥費」才被打成這個樣子的，就還苦苦哀求彭志中：「我向丁言樂賠禮，丁言樂的醫藥費我認了，明天把錢湊齊交給你，請你放了我的兒子吧！——」

彭志中也沒想到聯防隊員這次下手這樣狠，丁作明被打得這麼慘，見丁繼營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勢揮揮手，巴不得趕快將丁作明抬走。不過他依然沒有忘了自己曾經作出過的處理決定：「我把話說清，明天一定得把要付的醫藥費送到派出所！」

丁繼營和查帳小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鄉醫院治療，後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厲害，鄉醫院的醫生不知所措，只得連夜將他轉往利辛縣醫院進行搶救。

第二天上午八時，丁作明被確診為脾破裂大出血，醫院給丁作明緊急輸血，然而，回天乏術，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終於在搶救他的縣醫院的手術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繼營老人聽說兒子已死在手術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來。他拍打著牆壁痛不欲生：「兒啦，你咋這麼傻呀，你有理他們有權，你胳膊咋就想扭過大腿呢？——」

丁作明的愛人祝多芬更是難以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早哭成了淚人。她一邊哭，一邊喊：「作明呀，他們把你往死裡打，你咋就不認那二百塊錢呢！錢比命還貴嗎？你這樣撒手去了，撇下兩個渾身是病的老人，三個這麼小的孩子，大的剛六歲，小的才兩周——往後的日子叫我咋過呀？」

守在邊上的查帳小組的村民，好言相勸丁繼營和祝多芬不要太傷心，勸著勸著，忍不住也是淚流滿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麼聰明，昨天為啥就那麼糊塗？他們這樣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聲呢？——”

丁作明帶頭向縣裡反映農民負擔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讓紀王場鄉的父老鄉親感到觸目驚心！

路營村村民憤怒了。憤怒的烈焰燒去了他們平日謹小慎微設置在心頭之上的樊籬，一個個無所顧忌地走出了家門，湧到丁言樂農舍的前面，要丁言樂和她老婆滾出來。但是，直到這時，人們才知道，丁言樂聽到風聲，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營，此時已是人去屋空。

從那以後，直到我們走進路營，八年過去了，路營的村民再沒見到過丁言樂一家人。有人說他們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說他們去了海南或是深圳，總之，背井離鄉，在外靠打工謀生。

原本是路營村跺地地也會晃三晃的副村長，從此成了浪跡天涯、四處漂泊的可悲的遊子。

村民們在丁言樂家撲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頭湧向派出所。結果發現：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長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紀洪禮、趙金喜和王進軍，一個個也都各自躲藏了起來。

村民兩處撲空，情緒越發變得激憤，最後一合計，決定直接去縣裡。

就在路營村村民準備上路時，附近的路集、彥莊、李園、朱園、李樓、郭橋、常營村的村民，也聞訊趕來，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營村的上訪的隊伍。

顯然不堪重負，生活難以為繼的，並不僅僅是一個路營村。丁作明向縣裡反映的那些問題，提出清查村幹部帳目的要求，也同樣代表著他們的利益與願望，因此，對於丁作明的死，他們不可能袖手旁觀。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齊心協力奮起抗爭，明天他們就會有著丁作明同樣的遭遇！

於是這支由路營出發的上訪隊伍，頃刻就像被一隻巨大無比的手在冬日滾動著的雪球，其陣勢迅速在擴大，還沒抵達縣城之前，已彙集了三千多人。這隊伍，滔滔似水，浩浩蕩蕩，一路上揚起滾滾黃塵。黃塵滾滾之中，還夾雜著拖拉機、三輪車、農用汽車、牛車、人力車的引摯聲、喇叭聲、鈴鐺聲。

中國的農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善良、最聽話，又最能忍讓的一個特殊的群體，可是，一旦被激怒，又會驟然成為世界上最龐大、最無畏又最具有破壞力的一支隊伍！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發生在安徽省利辛縣紀王場鄉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會被將來撰寫《中國農業發展史》的學者專家忽略或迴避，因為，丁作明是中國的九億農民之中，因反映農民負擔而被亂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輕的生命為代價，喚醒人們不應該那麼樂觀地忽略或迴避中國農村中正在變得十分嚴峻的現實。

當時的利辛縣委和縣政府不敢怠慢，十萬火急地上路攔截，怕事態進一步擴大，以至失控，會被壞人利用，他們對這一事件沒有迴避，處理得也還積極認真，只是不希望鬧得一個地區全知道，對消息是實行了嚴密封鎖的。他們認為這樣的事傳出去，對利辛縣委和縣政府的任何領導都沒有好處。

報喜不報憂，這其實早已成了當今中國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這事還是被傳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書記和省長都還不知情時，案件已經驚動了中央。黨中央和國務院許多領導，不僅詳細得知了這一事件的真相，並已在震驚之後迅速作出了明確批示。

將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華通訊社安徽分社記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為別的採訪任務去利辛縣的，獲悉「丁作明事件」之後，他深感震驚和痛心。當時他在安徽分社負責農村報道，自然會對發生在安徽農業上的一切新聞格外敏感，再說，一個中國最高新聞機關的記者，處理新聞稿件也不會像地方上的記者有那麼多的約束與忌諱。僅憑著社會的責任和時代的使命，他就覺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當今中國農村中太多的「社會信息」。更何況，減輕農民負擔，已經成為黨中央、國務院密切關注並已有了明確規定的一件大事，而紀王場鄉一個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農民，只是依據黨的決定，向黨的組織提出了正當要求，並得到縣委的支持，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這一切還是發生在人民的執法機關！其性質的惡劣，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及典型性，都無不使他感到觸目驚心！

於是他迅速改變了採訪計劃，頂著一連串的壓力和干擾，深入到紀王場鄉作了認真調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寫成一篇「大內參」，發往北京的新華總社。總社同樣很快地就將這篇調查報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決策層的《動態清樣》上。　　當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同志接到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打來的電話，不禁呆住了。在這之前，無論是阜陽行署還是利辛縣政府，都沒有將這件事匯報上來，再說，上面打來這樣急迫的電話，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歷史上還從來沒遇到過。

陳俊生劈頭就問：「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的青年農民丁作明，因為反映農民負擔被迫害致死，你們對這件事的處理情況怎麼樣了？」

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無法回答。那邊，陳俊生馬上又說：「處理情況隨時告訴我。中央幾位領導同志都對這事批了字，十分重視，我在這裡隨時等候你們的電話。」

接著，陳俊生不僅留下自己辦公室和住宅的電話號碼，還把他在中南海內部的「紅機號碼」也提供出來；因為他當時正在一個會議上，並把他在會議期間的具體聯繫方法也作了說明。　　透過這一串電話號碼，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關領導聯繫過後，就把電文發給了阜陽地委和行署。

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這時才知道，紀王場鄉的這件事「漏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與「農民負擔」有個因果關係，這問題就大了，紀王場鄉黨委政府有關的領導將會被追究責任，縣委也難脫干係。雖然他調到利辛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前後也才一個月，許多情況還不是太瞭解，按說他在這件事情上所能承擔的充其量不過是「領導責任」，但接到省裡發來的緊急電文後，他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思想一下變得複雜起來。首先，他不希望這件事給自己帶來什麼麻煩，或是說，不希望因為利辛這件事影響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來，外地人都把安徽人當作「災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傳出去，安徽的農村還成了個什麼樣子？如此觸目驚心的事情發生在利辛，作為利辛縣委書記，他還有什麼面子？

當然，戴文虎並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發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壽縣，也是因為農民負擔太重，引發了上萬人大規模地上訪，農民與警察發生了劇烈的衝突，憤怒的農民竟燒了警車。這事已使中央領導為之憂慮；緊接著，安徽這邊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關注安徽對這事的處理情況，不希望由此引發出更大的事端來。

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後還是採取了當今大家都早已熟習了的辦法：報喜不報憂，息事寧人。他認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與「農民負擔」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辦。

在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利辛縣委、縣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寫出報告：丁作明的死，純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糾紛引發的，與農民負擔無關。

戴文虎絕然沒有想到，他的這個抱有僥倖的回復，竟斷送了自己本該擁有的錦繡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當然也是「與農民負擔無關」的結論。回復的電話當即打給了陳俊生。

誰知，陳俊生是個辦事一絲不苟的人，再說這事又有那麼多的中央領導批了字，盯著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這個結論，疑竇頓生：到底是新華社的記者「謊報軍情」，還是安徽省在「欺騙中央」呢？需要關心的，似乎已經不應該是這事處理的情況，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質了。

陳俊生把問題交給新華社回答。

新華社接到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的電話後，覺得事有蹊蹺。因為安徽分社記者孔祥迎的調查文章寫得已經十分具體了，那些事實不可能是坐在辦公室憑空捏造得出來的。但為慎重起見，還是把陳俊生的電話內容及安徽省報上來的意見，一併通知了安徽分社。

現場採訪和處理稿件一向認真嚴謹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對「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調查結論，十分意外。他感到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安徽的這種結論，無疑是對他瞭解到的事實的一種徹底的否定。他當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總社的態度十分堅定：為了澄清事實，請求中央直接派人調查。

一個由中央紀委執法監察室、國務院法制局、國家計委、國家農業部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迅速組成，他們沒同安徽省的各級領導打招呼，從北京出發，就一路南下，直接開進了紀王場鄉路營村。　　中央聯合調查組一桿子插到了案發現場，這使得安徽省阜陽地區及利辛縣三級黨委政府有關領導都大出意外。

調查組首先對丁作明的家人進行了慰問，然後就同路營村的村民們見面、開座談會。可以看出，調查組的調查範圍顯然沒有也囿於一個路營村，還擴大到了附近的黃樓和彥莊。調查時，不讓地方幹部陪同，並對被調查人實施政治上的保護，於是乎，周邊的村民們也紛紛找上門，向調查組反映實情。

於是，京城下來了「包青天」，「微服私訪」的消息立馬傳遍了利辛縣。　　　　二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裡，當了十七年省農經委副主任的吳昭仁，接受了我們的採訪。外面的走廊裡十分寧靜，寧靜得我們可以毫不費勁地分辯得出走廊上傳來的忽遠忽近的腳步聲，但是，當吳昭仁回顧發生在七年前中央調查組來安徽的那段往事時，周圍所有的動靜就全在我們的意識中消失了。

我們發現，退居二線，已經身為「安徽省人民政府咨詢員」和「安徽省農業經濟學會理事長」的吳昭仁，談起當年這個調查組的事，好像那一切就發生在昨天。他說，是他把聯合調查組一直送到北京的。他強調他同調查組的同志踏上同一趟進京的列車，是因為他也正有事要進京，屬於「順便」；但他並不迴避，當時的省裡領導確也極想知道這些同志下到利辛到底調查到了哪些情況，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於工作上的關係，他至今還能說出國家農業部參加到調查組中去的兩位成員的名字，他們是合作經濟指導司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處處長李顯剛和副處長黃煒；黃煒是個十分能幹的女同志，李顯剛曾是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的秘書。農業部分管「農民負擔監督管理」的正副處長一齊上陣，也說明了對這事的重視。

聯合調查組的負責人，是中紀委執法監察室的曾曉東主任。

吳昭仁告訴我們，曾曉東在談起利辛縣農民的生存狀況時，眼淚止不住地就流了出來。這個細節，給吳昭仁的印象可以說是刻骨銘心。一個身居高位的領導幹部，什麼場面沒有見過呢？

在人們的想像中，執法監察幹部早就練就了一副鐵石心腸，但是，講到調查所聞，感情竟一下變得如此脆弱。他紅著眼睛說：「真沒想到，解放都這麼多年了，農民還這樣苦，負擔會這樣重，有些黨的幹部對農民的態度竟又是這樣惡劣——」

他一邊流著淚，一邊甩著頭。

他告訴吳昭仁：「我們實際調查到的，其實比新華社記者反映的情況還要嚴重！整個路營都很困難，只有村支書和幾個村幹部住的是瓦房，問題一看就十分清楚。路營有兩個生產隊，連續幾年就靠賣血為生，苦到這個樣子，各種各樣的負擔還沒完沒了，大大超出中央規定，已是讓人無法忍受。丁作明根本不是他們講的什麼『計生問題』，只是因為他反映了農民的負擔，被就活活打死！」

這位中央特派員本不應該是個愛激動的人，他說到這兒話卻被打住，因為過於激動了，下嘴唇不由自主地顫抖著，淚珠劃過兩頰跌落在手上。

他說，反映問題的農民見到他們，首先就是長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蹣跚、白髮蒼蒼的老人。他的心受到有生以來從沒有過的震撼。試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過久的壓抑，一個閱盡人間滄桑的老者，怎麼會不顧屈辱和難堪地雙膝觸地，給一個可以做自己兒孫的調查人員施此大禮呢？

這不都是常被我們掛在嘴上，說是已經翻身做了國家主人的中國農民嗎？他們被壓彎的脊樑和被扭曲的靈魂，使聯合調查組的每一個人無不在吃驚之餘陷入到長久的沉思。

丁作明的死，引起中央的重視無疑是空前的。就在丁作明慘死後的第二十六天，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下發了《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緊急通知》；接著，同年六月二十日，國務院就在京召開了全國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會議。這以後，僅僅又只過了一個月的時間，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再次聯合發出《關於涉及農民負擔項目審核處理意見的通知》，將涉及農民負擔有強制、攤派和搭車收費行為的有關項目，被取消、暫緩執行、需要修改或堅決予以糾正的，計一百二十二項之多！

這麼短的時間內，針對農民負擔問題不僅迅速下達了緊急通知，而且這麼快就拿出了一系列的相應措施，並召開了全國性的工作會議，這一切，在人民中國的建國四十四年的歷史上從未有過！

為維護法律的尊嚴，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嚴厲打擊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安徽省阜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於同年七月二日，在利辛縣城公開審理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負有法律責任的六名罪犯。依法判處王進軍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趙金喜無期徒刑，紀洪禮有期徒刑十五年，彭志中有期徒刑十二年，祝傳濟有期徒刑七年。

同時，為嚴肅黨紀、政紀，阜陽地委和行署，在此之前，還分別作出了以下決定：給予利辛縣委書記戴文虎黨內警告處分；副縣長徐懷棠行政降職處分；紀王場鄉黨委書記李坤富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鄉黨委副書記、鄉長康子昌留黨察看、撒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處分；鄉黨委副書記任開才撒職處分。並要求全區人民群眾更好地監督幹部認真執行黨的政策，責令各縣（市）務必進一步採取措施，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大快人心！　　二00一年早春二月，我們走進了丁作明的家。我們發現，一個六口之家，因為喪失了丁作明這個主要勞力，有如大廈折梁，當地政府雖然為這個不幸的家庭免征了農業稅，可是生活卻依然過得十分艱難。我們注意到，大門上貼著的，分明不是紅紙寫就的對聯，那對聯慘白中透著淺紫，可以看出，他們至今沒有從巨大的悲痛中走出來。

丁繼營老人因體弱多病，已蒼老得無縛雞之力，回想起當年的情景，依然老淚縱橫。他拿出過去的《判決書》和地區法院開出的收據告訴我們，白紙黑字的《判決書》上判決的附帶民事賠償，至今沒有兌現，他們多次找過阜陽地區法院執行庭，並在幾盡一貧如洗的窘境中，交納了對他們不啻於天文數字的執行費，但時隔七年，當時判決的賠償款，至今杳無音信。

丁作明母親丁路氏現癱瘓在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苦不堪言。丁作明愛人祝多芳在一次外出拉化肥時摔斷了右臂，基本上不能再干重活。三個孩子被學校照顧可以免繳學雜費用，但十四歲的丁艷和十二歲的丁衛，還是中途輟了學，不得不在家幫助媽媽做些力所能及的農活，過早挑起生活的擔子。

離開路營村時，我們去了一趟丁作明的墓地。陰陽相隔的現實，使我們無法和他進行對話，但我們還是默默地祈禱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丁作明以他年輕生命的隕落，震驚了中央，從而使得九億農民終於有了呵護自己的尚方寶劍。

本來，我們以為他是第一個殉道者，也應該是最後一個。然而，接下去，當我們走近固鎮縣唐南鄉張橋村小張莊時，才知道，丁作明的悲劇並沒結束。它不但依然在延續，發生在小張莊的血光之災，其性質之惡劣，更加令人觸目驚心；場面之血腥，以至讓人無法相信。它發生在「丁作明事件」後的第五年，並且，是在中央已經三令五申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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