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國大陸進入高風險期
【大紀元1月6日訊】在上一年的評論中我指出,2003年,胡錦濤、溫家寶向世人展露了他們追求道義的內心傾向,提高了許多人對大陸未來的期望。這种期望是有道理的,因為歷史表明,在重大的轉折關頭,有強烈道義追求的領導人可能把社會帶上一個更有前景的軌道。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人民對華盛頓崇敬有增無減,因為他們認識到,如果當年華盛頓選擇做皇帝,就不會有今天的美國。但是,歷史也多次証明,在一個面臨合法性危機的專制社會,當人們對新領導人的期望急劇上升的時候,風險也很可能隨之急劇增加。
從2004年開始,胡溫新政所要面對的,正是一個進入高風險期的大陸社會。我之所以預測中國大陸進入高風險期,是基於以下分析:
第一,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江澤民時代,許多矛盾已相當尖銳,最高權力的交替,進一步催化了矛盾的發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地方權勢集團利用權力強征土地,謀取私利。從籌備中共十六大的2002年開始,地方政府就紛紛趁高層斗爭之機,更加放肆地強占農民的土地和拆遷民房。大陸媒體形容權勢集團在爭吃”最後的免費午餐”。實際上,這場瘋狂的”圈地運動”并未因十六大結束而停止,而是延續到了2003年。越來越多受害者或因無路可退,或因寄希望於新領導人,起而抗議或上訪,矛盾空前激化。
第二,如果胡、溫采用江澤民時代的高壓手段,繼續打壓民眾對權勢集團的反抗,雖然可以保持一段表面的穩定,但是,這不僅與胡、溫執政的理念不一致,而且在政治上并不利。胡溫不僅將因此而失去民心,還將鼓勵權勢集團更加肆無忌憚地侵害民眾的利益,加速大局失控。但是,胡、溫若訴諸理性的手段緩解矛盾,也包含很大的風險,權勢集團和民眾可能把胡、溫的仁政解讀為軟弱無能,而更加各行其是。
第三,台灣問題也令大陸方面越來越棘手。台灣選民的主流,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大陸的專制體制越來越反感,導致支持和同情台獨的勢力迅速成長。最近台灣政局的重大變化,實際上反映了台灣新的政治力量對比,而非陳水扁競選的陰謀能夠解釋。由於信息的扭曲,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包括大陸新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對台灣內部的這一重大轉變完全沒有准備。這意味著,大陸新領導人真誠地認為,對台灣的變化別無選擇,只有准備一戰。這种思維方式的後果,在國內將加大軍隊的政治權重,在國際將招至越來越多的抵制。
第四,各种傾向的”權力追逐者”,將不會給胡、溫時間和機會穩住陣腳,而要以一切方式對他們的領導權進行挑戰。這其中既包括胡、溫在中共內部的權力競爭者,也包括大陸和海外的激進民主派。海內外的媒體,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也必然抱著一种”惟恐天下不亂”的心態來炒作輿論。因此,任何一個重大的突發事件,都會給這些人”興風作浪”的機會。
最根本的問題是,在江澤民執政十年中,他為一己之利,拖延了許多重大的改革。大陸的市場經濟雖然有了飛速的發展,但地方精英和民間社會都沒有機會成長起來,能夠及時地協調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克服經濟成長帶來的各种社會問題。胡、溫一方面不得不繼續倚靠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來應對江澤民、朱熔基留下來的許多緊迫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又要著手對這個腐敗的國家機器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這种自相矛盾的處境是胡溫新政必然遭遇高風險的主要原因。
那麼,胡溫新政有沒有成功的機會呢?我相信他們變革成功的機會要超過前人。因為這兩位領導人看來都是善於學習的人,而他們又有幸處在一個信息非常充分的時代。如果他們能夠吸取中外社會變革的一些關鍵的經驗和教訓,他們就有很好的機會取得歷史性的突破。我尤其希望的是,他們能夠認識到這樣一點,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進步,一定要給地方精英和民間社會真正的成長機會,否則,任何美妙的口號都會變成少數中央精英攫取壟斷權力的工具。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