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劉曉波﹕政績崇拜与合法性殘缺(4)
【大紀元1月6日訊】政績崇拜的背后是恩人崇拜,恩人崇拜的背后是權力崇拜,權力崇拜聚焦于赤裸裸的利益崇拜,利益崇拜必然導致力量崇拜,“叢林法則”之中沒有道義而只有強力,“成王敗寇”之下沒有英雄而只有梟雄,一句話,恐怖秩序之中沒有政治家而只有暴君。
“政績合法性”的時髦与金庸武俠的流行之間,在民族意識上具有某种內在的一致性。武俠小說在中國成為持久不衰的暢銷讀物,并非因為其中的故事多么曲折抓人、人物多么丰滿獨特,語言多么傳神入化,而在于武俠小說囊括了傳統文化中的打殺和權謀的全部因素,以程式化的生產方式和類型化的人物及情節,表達了國人的武功嗜好和權謀意識。武林之間的爭斗和兼并,高手之間的過著和對峙,祖傳秘方般的決胜之道,可以主宰生死的靈丹妙藥,复不完的仇和砍不盡的人頭不僅繼承了武俠加神怪的說唱傳統,也与《水滸》、《西游》、《三國》等打殺名著一脈相承,甚至可以与史書《資治通鑒》相互參照:一本集王霸之業和官場權術之大成的史書,最受極權者毛澤東的器重,洋馬列的暴力革命与中國本土的王霸權術相結合,催生出令所有生命在仰望中枯萎的毒太陽。
在當下中國的官民之間,盡管有著根本的沖突,但二者共同遵守著利益至上的規則,毛澤東時代的“一切向權看”轉化為小康誘惑下的“一切向錢看”,實質上是權力与金錢之間的共生共榮關系,將沒落的共產主義、腐朽的帝制糟粕和強盜資本主義一网打盡,大公無私的革命至上被經濟人理性的利益至上所代替,每一階層都試圖不擇手段地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共不再諱言牟利私利和代表特權,不再回避對大資本的獻媚,利益驅動代替意識形態動員而成為社會整合的紐帶,也成為衡量官員的政治效忠、施政政績和統治效力的標准。執政党之整體利益分化為派別利益,國家利益分化為特權集團利益,集團利益最終要量化為權貴家族利益和個人利益,不僅是私營企業呈現出家族化的特征,就是名義上的國有企業也在家族化,高層權貴對暴利行業的國企進行壟斷式分贓,每一家族都有各自主導的國有大公司。
所以,中共政權借以維持當下穩定的政績合法性,不過是官民之間的不平等的利益交換的結果,特別是當局和精英之間的利益交換的結果,二者之間的利益關系,絕非權利對等的公平交易,更不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自愿的道義認同,而是一方全有而另一方全無的極端不平等的交易,甚至就是特權之下的搶劫式掠奪。統治階層為了穩定的需要而高喊重視民生民權的口號,至多是施主与乞丐之間的關系,高高在上的獨裁寡頭集團扮演恩賜者的明主仁君,而無權無勢的下層百姓僅僅是被動等待乞丐。統治者說:“無論你們是否自愿認同我的統治,也無論現存秩序是否公正,只要我能帶來經濟增長,你們就必須接受我的獨裁統治和權貴利益;只要你們做听話的順民,我們就能夠恩賜給你們小康生活”;被統治者說:“即便我們不認同一党獨裁,對不公正的貧富分化頗有不滿,但只要我們能從跛足改革中得到些許物質好處,哪怕是服侍完權貴盛宴之后只分得一杯羹,我們就滿足了。盡管這樣的滿足頗為無奈,但別跟我講什么自由,自由能當飯吃嗎?面包比自由更重要,好死不如賴活著。”
毛時代的國人對權力的崇拜是劇毒,鄧時代的國人對金錢的膜拜也是劇毒,二者的共同秘方是對物質性的利益和暴力的偏好,也就是為動物式生存作辯護的豬哲學。這精神劇毒,如同金庸武俠中歐陽鋒密藏的毒藥,“黑如漆,濃如墨”,只要一滴,就能致大海中的成千上万頭鯊魚斃命。
2003年1月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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