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編者按：浦志強先生是日前因“公民維權網”被前行關閉而引發的“李健訴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一案的代理律師之一。

　　西北政法大學圖書館樓前，戳著一座陝西省司法廳捐贈的雕塑。雕塑造型純樸創意直白——紅色大理石基座上是一本斜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上方為一銀灰色地球；地球兩側各一株谷穗環繞，陽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凸顯。設計者的本意或許是以此彰顯憲法的重要，豈料竟為當地方言諧音成「憲法頂個毬」。風聞有好事者本慾搬走「地球」以護法，又恐憲法連「毬都不頂」 了而只好作罷。看來，這座鄙俗菜雕雖未實現肉食者附庸風雅的初衷，卻意外道破了中國憲法至多 「頂個毬」甚至連「毬都不頂」的天機，跟大肆鼓噪法治建設的領導階級開了個玩笑。

　　其實，中國人對「刑」的熟悉程度遠勝於「法」，而「刑」則主要是聖君賢相們殘民以逞的把戲。自商鞅變「法」以降，歷代多稱「根本大法」為「律」，「法」的概念反倒鮮為人知。由於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是兩漢以來公認的政治準則，三年無改為父之道是儒家「孝」道的最高境界，而「律」作為祖宗遺產實難做到與時俱進，無法適應不斷變化著的形勢，於是根據實際需要對「律」的重新理解和註疏以及皇帝「詔令」便應運而生。西漢酷吏杜周曾將「律」「令」關係科學地總結為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指出判斷兩者輕重的原則是「當時為是」，意思是治國斷獄無需遵循律法，遇事只管以當今皇帝旨意為準便是。於是，在祖制難改的背景下，以托古改制之名行偷梁換柱之實的律文註疏，結合輕諾寡信朝令夕改的皇帝詔令，便構成了歷代中國法制建設與時俱進的獨特風景。結果是雖然 「律」作為根本大法的地位始終高高在上，而實際影響力則只能日漸式微——連個「毬都不頂」。所以，自古以來指導臣民思想的理論基礎不是律文而是詔令和疏議，不是根本大法而是皇帝的重要講話。

　　「刑」、「律」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始終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臊眉搭眼地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兩千多年以來，吸納融合了道、法、陰陽各家精髓的儒家思想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而儒家的社會理想是大同，夢想的是克己復禮，倡導的是「內聖外王」，講究的是修齊治平，推崇的是以德治國；儒家的所謂盛世，其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便是「刑措」——刑罰手段因沒有犯罪的發生而被棄置不用。在儒家文化的語境中，哪裏有法律的地位！法律即使難以廢止，也僅僅是補聖人教化勸善之不足而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刑為盛世所不倡亦為盛世所不能廢」，實際上是中國法律實際地位的真實寫照。置身於這樣的背景下，雖然歷代君主心儀商君申韓之術，迷信「嚴打」手段，但也只能做到猶抱琵琶半遮面，至多是婊子照當但把貞節牌坊往大了去做。

　　既然律作為根本大法連「毬都不頂」，按說歷代君臣本當無心立法修律，今人能見到的只有晦澀難懂的《尚書》和朱元璋的幾篇《大誥》才對。但奇怪的是，我們的祖宗居然修律成癮——不論是聖君名君抑或昏君暴君，在法制建設方面無不著述等身。難以想像以隋文帝的吝嗇和隋煬帝的殘暴，滿口仁義道德之餘，身後竟然還能分別留下《開皇律》和《大業律》兩部大法，其水準之高甚至足以讓唐初君臣坐享其成。唐初三帝更是不同凡響，不論最高權力的更迭是否合乎程序，只要皇位每次易手，都會帶來新律的修訂和頒布——唐高祖李淵修了《武德律》，唐太宗李世民修了《貞觀律》，唐高宗李治害著眼病正事兒都做不來還修了一部《永徽律》。更為不可思議的是，唐朝滅亡後短短五十年間先後統治中原的五代諸帝，幾乎個個都是亂臣賊子，他們竟然也能紛紛在戰亂頻仍攻伐不斷的同時明法修律。假如單純從立法數量和修律頻率上講，中國歷代君主對法制建設的「重視」程度無疑遠在華盛頓、林肯等西賢之上。咱中國這裡不像美國，兩百多年前修成的一部憲法至今改不了幾條而且每次改起來居然那麼費勁！正可謂聖人所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華夏之無也」。

　　道理其實很簡單，皇帝們明法修律的目的之一是臨邦國御臣下對付老百姓，是給當今後世看的擺設，從來也不曾有誰真的愚蠢到想把它放之於四海。用修律把自身逆取最高權力的行為賦予合法性，把依法應列入「十惡」的篡逆之罪附會成奉天承運的仁義之舉，如唐太宗李世民之逼父、弒兄、殺弟，則是皇帝們修律的另一目的。由於皇帝們深知法律並不能控制那些腦後長了反骨的亂臣賊子，中國法律甚至在懲貪治亂方面也從來沒有享受過起碼的信任，所以朝廷每興大獄皇帝都得思前想後挑來撿去，到頭來最可信賴的恐怕就只有近臣和宦官了。於是我們發現每興大獄都必須於法外另組「專案組」為之。至於說到用法律來限制皇帝們自身的言行，不僅有違皇帝立法的初衷，甚至會被譏諷為木匠做枷自作自受。所以一方面，因為文明的源遠流長，我們有條件研讀到三墳五典，甚至可以把古人放的一個屁解釋得頭頭是道附會出深遠的歷史意義；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法律至多「頂個毬」甚至連「毬都不頂」，晚生後學即使皓首窮經掘地三尺也尋不到依法治國的實證性資料——法律和現實始終是兩張皮貼不到一起，幾千年走過來依舊是連個「毬都不頂」，無數學人梳理出來的結果到頭來還是一筆糊塗賬。

　　由於律文往往簡約抽像，適用起來多有不便，於是就產生了對「律」的註釋和解析即「疏議」，有了將律文、疏議、詔令和判例分門別類的彙編到一起的「刑律統類」和「條法事類」。這種編纂敕例的過程其實就是唐中期以後中國古代立法的主要形式。由於編甚麼不編甚麼的指導思想是「當時為是」，掌握著編與不編如何編以及由誰來編的權柄的，是當今皇帝而不是列祖列宗，所以在中國這樣一個師古之風盛行的國度裡，後人在編纂法典的過程中有目的地夾帶進自己的私貨，以註釋法學的形式實現自己的立法目的，不能不說是個屢試不爽的花槍，耍將起來真的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釋」之中，唐高宗時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奉詔編纂的《唐律疏議》，被認為達到了中國古代立法的最高水準，其對後世立法的影響所及至少可以延續到清末的司法改革。甚至直到今天，這部法典仍在為我們強撐著中外法律文化交流的門面，順便還為當今無數治學者提供著作論文、撈稿費、換職稱、拼博士點的敲門磚。可悲的是，在法「術」和學「術」香火傳承的過程中，始終未能改變的只有一條，那就是「律」「疏」加在一起依舊是連個「毬都不頂」。

　　既然詔令的效力優先於律法，有權言出法隨的皇帝們就更加樂意出口成章了。皇帝也是人，一想到所到之處前呼後擁，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外加勒石刻碑題詞作畫的快感，還有誰能耐得住寂寞獨處深宮宵衣旰食地勤勞國事！所以從秦皇漢武直到風流天子乾隆皇帝，如果不是出於聖躬安全的顧慮，幾乎個個願意四處巡幸訪貧問苦發表重要講話，順便把陽光雨露和雞犬不寧送到草民的心坎上。有了這等好事，換誰都得打心眼兒裡想向上天「再借五百年」！

　　除了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外，對於皇帝們來說，詔令的好處還在於方便朝令夕改。有了這一法寶，灑家就可以不認先帝的帳，哪怕先帝是灑家的親爹——反正「律」 還健在，既然壓根兒沒想用它那就更不必勞神費力地去變法了。但別忘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人隨王法草隨風也是古訓，泥古不化抱殘守缺同樣為聖明天子所不取。所以在皇帝們看來，革故鼎新雞毛蒜皮的「詔令」必須天天下，重要講話必須天天有——因為改弦更張是革新，除舊布新就更得算是革新。即便是一項必須「夕改」的詔令，今日之失頂多就是為日後的「夕改」創造條件而已，以便屆時再把被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若無荒唐的「朝令」又何來「夕改」之必要？要是「今日事」全都一點毛病沒有地「今日畢」了，那灑家明天還幹甚麼？假如明天甚麼事兒都沒了，那天下臣民要皇帝還有屁用！況且朝令夕改至少還有勇於改正自己錯誤的美名在，到頭來照樣是天子聖明青史留名——這種刀切豆腐兩面光的好事自然得當仁不讓。於是，在那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漫漫長夜裡，一個獨夫民賊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再加上若干麒麟祥瑞的點綴和一點豐收年景的舖陳演繹，就足以構成普天之下的全部新聞並載入史冊，而煌煌二十四史的鴻篇巨製說到底也不過就是帝王將相的家譜。

　　皇帝們能立法能下詔，但詔令能頂甚麼？是真能管事兒真能當飯吃還是「毬都不頂」？韓非子說君臣關係其實是一種交易，叫做「君垂爵祿以與臣市，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其他的大道理都是騙鬼的。在孟子看來，這種交易的雙方應當講究誠信將心比心，其權利義務甚至應當是對等的，假如君主把臣子視如草芥，則臣子理當視君主為寇仇。接下去能做的事兒就只能是違約解約了，要是搞得不好還得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把所有的座位推倒重新排過——這就叫革命。遷延既久世風日下之餘，各級官員對於皇帝和詔令的態度，實質上約等於農民對拉拉咕的態度——聽到拉拉咕在叫但你還是得去種地，不能把皇帝的詔令真當回事兒。其實皇帝也知道，他的詔令至多也就在當時能「頂個毬」，雷雨過後這地皮濕不濕還真不好說。對於草民來說，他們頭頂上的太陽壓根兒就不是皇帝，而是皇帝的好學生——裡甲保長至多也就到縣令而已，因為天高皇帝遠縣官不如現管，對那些見不著、聽不懂、理解不了的詔令就更是不知所云！所以，詔令說到底也還是連「毬都不頂」。

　　既然君臣上下全都清楚這法律這疏議這詔令連個「毬都不頂」，那又何必樂此不疲地輪番上演這出百無一用的修憲把戲？莫非包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孔孟朱熹王陽明在內的「萬世師表」們腦子裡全都進了水不成！魯迅曾以「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來形容中國的人和事，我則以為古往今來的所謂「修律」，其實骨子裡無非是在演戲，不過對於個中奧妙，大家只能是「看透琢磨透但不能說透了」。

　　如此說來，莫非「刑」、「律」果真是「毬都不頂」一無所長了嗎，恐怕也不盡然。中國古代的「刑」和「律」，始終與征服和戰爭聯繫在一起，在法律的起源上，就有所謂「刑起於兵」的說法。由於皇帝是天子，是上天派來來統治百姓的，所以取得和行使立法權本來就是取得話語霸權的最直接的方式。這就是為甚麼每當一個新的統治者掌握了絕對權力後，往往先是改元給臣民一個新的年號，緊接著就要通過修律來追認自己取得權力的行為是「合法」的，甚至可能順便宣告前任的「非法」。天下稍定，皇帝們又會根據需要決定如何運用刑罰手段維護自身的權威。因此，作為皇帝看家護院的手段，連「毬都不頂」的法律的地位的高低，需要根據目的不同而不斷調整。

　　西北政法大學所在的關中地區，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這座校園雕塑對中國憲法地位的詮釋，的確濃縮了五千年文明史的「人生精華」。筆者有理由相信，新時代的中國若按照雕塑的指引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一定能把芸芸眾生帶回舊時代，帶回到那個有皇帝來專門為人民服務的時代。

2004年1月27日凌晨於北京家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