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4日訊】近年來，對外開放的持續深化，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信息一體化，特別是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和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互聯網既是觀念啟蒙的載體，又是民間議政的平台，二者之間的同步發展，形成了相互激盪的良性互惠，使中共獨裁的信息封鎖之效力大不如前。民間參與的熱情借助於網絡技術的無遠弗界和快捷迅速，為民間力量的聚積和擴張提供了難以有效封鎖的平台。在某種意義上，獲取信息和表達民意的便捷，已經使互聯網代替了其他傳媒，成為公共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凝聚民意的集散地和民間輿論的主要表達空間，並對其他傳媒形成了迫其開放的巨大壓力，能否跟上互聯網中的民意腳步，已經成為驗證大陸的報刊和電視的開明度的重要指標。

在民意對“寶馬案”和“劉湧案”的質疑及其作用中，正是互聯網提供的方便，才使我們得以看到六四之後罕見的景觀：強大的民意壓力，不僅標誌著民間對司法公正的自覺追求，也直接推動著司法公開化的進程，而公開化正是司法走向獨立的第一步。

首先，從民間的角度講，民意對中共司法公開地表現出如此強烈而廣泛的質疑和憤怒，這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下是極為罕見的。它說明瞭：一方面，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導致了對社會公正的自覺追求，借助於互聯網提供的表達空間，也借助於現政權的親民路線提供的彈性空間，通過關注人權個案的方式來伸張民權和尋求公正。另一方面，當代中國的公民權利和社會公正的雙重奇缺，導致了民間日益強烈的權利飢渴和公正飢渴，飢渴推動著自發的輿論參與，所以，對劉湧案和寶馬案的民間關注，與對其他人權個案的關注相互呼應，使對公民權利和社會公正的強烈訴求成為民間維權的焦點。

其次，從官方的角度講，中共高層和地方當局對“寶馬案”做出如此反應，再聯繫到此前胡溫體制對孫志剛案的處理、釋放劉荻和孫大午等人，這在中共執政史上亦極為罕見。這說明瞭：胡溫所奉行的親民路線確實與江澤民路線有所區別，無論是出於自願還是迫不得已，起碼對網絡民意發出的強大聲音有所回應。也就是說，高調強調親民的胡溫體制，如果不流於口惠而實不至的表面文章，而成為胡溫體制的標誌性政治品牌，官方就必須表現出某種誠意，而唯有對強大的民意壓力做出某種正面回應，才會讓民眾看到其親民的誠意，使初登權力大寶的胡溫得到民意的支持。

正是強大的民意壓力，才迫使黑龍江官方陸續出面澄清：先是幾位省級政要公開表示與撞人者毫無牽連，之後是黑龍江省委常委會議對案件進行研究，中紀委也專門聽取關於此案的匯報，公安部也把此案列為重點。現在，黑龍江官方已經決定對此案進行重新審理，哈爾濱市政府新聞辦公室於1月10日公開表示：“請相信，我們會盡快給人民群眾、新聞媒體一個負責任的答覆。”另據黑龍江《生活報》15日報導，黑龍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哈爾濱市委書記杜宇新就“寶馬案”發表講話說：“社會各方面對這一案件的關注，反映出廣大人民群眾對人權保障的追求、對公平正義的期盼和對廉政建設的關注，這是人民群眾民主意識和監督意識普遍增強的反映，有利於促進我們的工作。”雲雲。

網絡民意通過對兩起刑事案件的關注，在推動司法的公開化和透明化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標誌著民權意識的逐步覺醒和輿論監督的初見成效，更表現了民眾開始挺直腰身：我們不再是權利乞丐，而具有自身價值和獨立尊嚴的群體，我們要以實際行動要求社會公正，捍衛和爭取自己的權利。

反過來，如果沒有網絡輿論的強烈而廣泛的關注，中共高層和地方政權不可能出面做出以上的澄清和表態。推而廣之，沒有來自民間的不斷強化的壓力，不僅胡溫現行的親民路線難以落實，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制度改革難以獲得真正的內在動力。所以，對於這樣的網絡民意，猶恐不及的，決不應該是警惕和指責，而應該是盡力為其壯大與合法化提供支持。

2004年1月19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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