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楊明1月1日報導) 2003年中國關閉或整頓了幾百家報紙，堪稱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與此同時，揭露社會弊端和腐敗的報導似乎也越來越多。官方媒體還在無法繼續掩蓋的情況下，一度公開報導薩斯疫情。2003年是中國新聞自由進步的一年還是倒退的一年？請聽年終特稿第一部份。

*自由空間有所擴大*

回顧中國媒體2003年走過的路程，旅美自由撰稿人曹長青說，一年來中國媒體整合或成立了17個報業集團，在運作方面更趨於市場化和專業化，媒體的自由空間也比過去有所擴大。而且中國報業媒體面對國際上媒體的激烈競爭，也逐步開始把報紙內容的主要關注點從偏重意識形態的宣教，轉移到讀者和市場上來。

*大膽媒體前仆後繼*

中國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和評論員劉曉波認為，盡管中國當局在2003年查封了《21世紀環球報導》，對《南方周末》領導層進行了大換血的調整，但總的說來，2003年中國媒體的開放程度要比2002年開放一些。劉曉波說，諸如《南方都市報》，北京的《財經雜誌》，《中國新聞周刊》，以及剛剛創辦的《新京報》等一些報刊逐漸開始取代被調整和查封報紙的趨勢，在某些方面的開放自由程度，甚至要超過《21世紀環球報導》和《南方周末》。

*敢談內政外交大事*

劉曉波說，2003年媒體披露了並持續關注了一些在社會上引起比較大反響的個案，比如像孫志剛等案，黃靜案，李思怡。此外，有些媒體在涉及到重大時事的時候報導也有改進。

劉曉波說：“比如說中國對日關係，對美關係等等國際大事上，在某種程度上敢於發表一些稍微不同於官方主旋律的自己的看法或評論。第三方面是中國媒體以前沒有過的，從2002年底持續過來的，現在的媒體對國內重大的一些事件，特別是對中共高層的，比如說16大、兩會都敢於做出一些自己不同的解讀，有一些不同於官方主旋律的解讀，從用詞到觀點，甚至於有一些涉及高層人事安排的問題。”

香港時事評論員何亮亮認為，2003年中國媒體出現了一些與往年不同的變化。他說，11月11號創刊的北京《新京報》，以其大膽潑辣的“廣式”版面，敢於揭露北京社會和生活各個層面的弊端和腐敗等問題，在北京報業市場引起相當的震動。另外上海的《東方早報》以其每日百版的氣勢，將觸角深入整個長江三角洲。

*新聞頻道不出色*

在電視媒體方面，何亮亮指出，受近幾年來海外電視媒體的影響，尤其是伊拉克戰爭的直接推動和催發，中央電視台5月1號正式開播24小時滾動新聞。 但是，大陸主要電視台在新聞頻道方面做的並不出色。

何亮亮說：“這個新聞頻道本身，應該說觀眾對它的反應並不好。因為還是沒有真正的發揮一個全日24小時播出新聞的新聞頻道的作用，內容作的並不出色”

*整頓媒體有好有壞*

旅美的前中國《深圳青年報》副總編曹長青指出，雖然中央電視台這種效仿CNN電視新聞的廣播模式，能及時、生動、權威地把正在發生的世界大事展現在媒體的受眾面前，給中國媒體、新聞界帶來一些希望。但是，曹長青指出，中國政府在順應世界發展潮流開放媒體的同時，也加緊了對媒體市場的整頓，所涉及被整頓媒體的數量，恐怕是中共執政以來最大的一次，總共有600多家報紙被關閉或被整頓。

曹長青說，取締和關閉各級黨政機構重疊辦報，硬性攤派辦報，對於淨化報業市場，減輕基層額外負擔，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這次媒體整頓也泱及了那些敢於發表和刊登敏感話題的報紙，把他們打入了冷宮。曹長青說：“在另外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利用整頓也把那些敢言的報紙，他們認為脫離了黨的領導的，敢說真話的，敢擴大新聞空間的報紙也趁機都整頓掉了。每次都是即整頓了該整頓的報紙，也整頓了不該整頓的報紙。”

*進步與倒退並存*

曹長青說，過去一年整個來看，有進步的一方面，也有倒退的一方面。“進步的一方面是由於中國媒體那些有良知的新聞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空間，爭取來的。而倒退的一方面，是中國政府利用手裡的權力，砍殺報紙，壓制這些不同的聲音、自由的聲音而導致的。”

*工具和商業的矛盾*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主任王毓莉教授從台灣學者的角度，對2003年中國大陸媒體狀況進了分析說：“從整體來講，大陸的領導或者官方其實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在政治的部份，基本上還是希望把媒體當成一個工具。可是從媒體的產業面來看。媒體在改革，有很多的媒體被放到第三產業，補助的措施被取消。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框架把它框得太死，必須要讓媒體有一些發展的空間。”

王毓莉教授說，盡管當局在商業上給媒體更多的自由度，可是一旦媒體碰觸到大的政治事件，影響國家整體形象時，當局第一個本能就是用隱瞞事實真相來保持國家良好的形象。

*對公開報導薩斯的分析*

2003年3、4月間薩斯病疫情在中國大爆發。中國的官方媒體在無法繼續掩蓋的情況下，一反常態，公開地報導薩斯疫情。對此，旅美自由撰稿人和評論員曹長青卻認為，帶來這一變化的背後推手，主要不在政府，而是那些有良知，追求新聞自由，專業化意識的記者努力爭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跟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胡溫政府利用媒體來推動改革的勢頭不無關係。

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和評論員劉曉波認為，薩斯疫情期間，從官方角度來講，沒有什麼透明度可言，只不過是應付危機的權宜之計，是蔣彥勇醫生從內部揭露事情真相，國際社會外界壓力下不得不做出的媒體宣傳策略的調整。 劉曉波說：“但是，從事實上，從官方政策的角度講，沒有怎麼開放。改革這麼多年都是這樣，民間都是要充份利用官方宣示的一些政策，包括模糊的言論來尋找自己的合法性空間。官方的政策實際上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是新聞還是宣傳？*

今年8月18號，中宣部、中組部在全國宣傳、理論、新聞工作電話內務會議上下達了不要對正在修訂憲法部分搞公開爭議，不要對政治體制改革進程、方向搞公開宣傳，不要對已有結論的歷史性事件決議搞爭論的通知。

在中國某家新聞媒體工作的安先生說，中國整頓媒體，縮減黨報，給媒體一定的自由程度和空間，看上去似乎是為了履行入世承諾和市場化的需要， 但當局的根本目的並非出於媒體本身的改革需要，而是為了更好地獲得宣傳的效果。中國媒體至今仍沒有解決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新聞到底是當局宣傳的一部分，還是新聞本身。

安先生說：“在新聞和宣傳不能分開的情況下，去談新聞自由是沒有多大意義，當局只是一個管多管少的問題。我對目前中國媒體現狀的一個總的評價還是處在一個體現黨的意志處境和掙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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