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7日訊】“寶馬案”肇事者蘇秀文免於牢獄之災，之所以激起民意的巨大反彈，主要不在於民意的非理性，而在於事件本身的不透明和司法判決的諸多疑點：

1，肇事車是高級轎車“寶馬”且車號特殊，蘇秀文的丈夫又是“大款”，而命喪車輪下的是一農婦，弱勢者在強勢者面前很難討還公正，這是中國的基本常識，故而，輕判很容易讓人產生權錢交易的聯想。

2，出事時，武警到現場維持秩序，為什麼還發生惡性撞人事件？武警難道是吃幹飯的？蘇秀文否認說過“信不信我敢撞死你”的狂言，法庭認定撞人屬於“操作失誤”，按照交通交通肇事罪進行判決；而受害者的丈夫的證詞以及來自現場的其他相關信息，顯示卻是“故意撞人”之嫌。

3，更重要的是，庭審時，所有現場的目擊證人一概沒有到庭，原本打算起訴的受害者家人，又突然改變態度接受了調解，整個司法過程並不能令人信服地排除“故意撞人”之嫌，何況，諸多媒體對此案的採訪受到重重阻力……這一切，必然令人懷疑幕後的壓力或交易的存在，

有了以上疑點，民眾自然會聯想到劉湧案的戲劇性審理過程，特別是其二審改判之理由的籠統含混，僅憑“不能排除刑訊逼供的可能”就讓劉湧免死，加之劉湧家人出巨資請來名律師，再由律師出面請出多位法學專家為劉湧免死辯護，所以，民眾有充分的理由提出如下質疑：

首先，到底是“可能有”還是“確實有”刑訊逼供？此問題是改判的關鍵，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交代。其次，如果確有刑訊逼供，那麼請公布全部司法調查的細節：哪些證據是靠刑訊逼供獲得的？辦案人員如何刑訊逼供？ 刑訊逼供是何人所為？受到怎樣的法律制裁？而不公開以上事實和細節作為改判的證據，改判非但不是程序正義的體現，反而恰恰是違背程序正義的證明，也就自然無法服人。因為，眾所周知，最大的程序正義及其司法公正就是司法的獨立和公開，而在司法不獨立和言論無自由的當下中國，既無實質正義，也不可能有被遵守的程序正義。

由於長期黑箱制度養成的惡習，中共司法機關已經習慣於黑箱操作審判過程，並以為只要黑箱操作，就能控制住社會影響。所以，哈爾濱市的司法機關從一開始就沒有開放庭審細節，但這些“大蓋帽”顯然低估了網絡時代的信息傳遞的難以封鎖，更低估民意對是非曲直的判斷力和參與公共事物的自覺性，所以，即便僅僅從技術角度講，司法判決也不允許任何的模糊、變通和隱瞞，而充滿了模糊、變通、隱瞞的庭審和判決，就是罔顧程序正義，其判決也必然失去公信力，必然把司法權威置於倍受質疑的尷尬境地。換言之，無法獨立和黑箱審判作為中共司法常態，早已失去社會的理解和民意的支持，“寶馬案”不過為這種不信任提供了一次集中表達的契機而已。

其實，民意並非不可理喻，無論是程序正義還是實質正義，只要保證公開審理和信息透明，能夠了解到案件真相的民眾中的大多數，總會站在事實和正義的一邊。退一步講，司法部門不傳喚有關證人出庭，不公開相關程序和證據，新聞媒體也無法為社會提供真相，民眾就只能根據自己所獲得的有限信息做出判斷，如此黑箱下的民意，即便“有錯”、“情緒化”、非理性，影響了司法判決，那也不是民意之錯，而是中國政治制度的之錯。1，民意之錯的根源不在民意，而黑箱制度的隱瞞和誤導。2，民意只是司法制度之外的社會性輿論，從制度設置的角度講，只要有司法獨立，再強大的社會輿論也無法干擾司法程序及其判決（比如美國的辛普森案），而在“黨管司法”的當下中國，司法僅僅是統治者及其權貴階層的統治和牟利的工具，只有當統治者基於“載舟覆舟”的統治術，利用民意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時，“民意”才會轉化為干預司法的“官方意志”。也就是說，中國的民意根本不具有干預司法的能力，所以，如果真有民意對司法的敢於，那也不是“民意”在干預司法，而是本來就主宰著司法的政治權力把民意作為干預司法的借口。

也就是說，受到政治權力操控的黑箱司法，毫無正義可言；在權力、金錢和知識日益一體化的態勢下，司法部門和知識精英偏袒權貴，也就順理成章。

2004年1月16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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