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3107萬重慶公民：

見信好。今天這封信是你們能看到的《致重慶公民書（系列）》最后兩封信當中的一封。當你們見到這封信的時候，就是中國農歷腊月二十一了，農村開始殺豬宰羊，紅苕、穀子堆在家中，高粱桿、包谷桿堆在柴房和屋簷底下，小娃兒爬在地上彈玻璃珠、滾鐵環、玩「駱駝」、打雞毛鍵、爆火炮，大人圍在桌子上打一角錢一「金」的「金八塊牌」，還有「大貳」、「擺十塊」，哈哈，那真是悠然啊。過去那些年的這個時候，我都是和一大家人在一起，坐在灶邊添把柴火，割點臘肉，喝幾兩江津老白干，談些老人贍養、弟弟妹妹上學的事情。可是已經兩年了，我和母親再也無法享受到這一切。今年大年三十晚上24點，我會和母親在遙遠的一方為你們放上10圓火炮，寄托我對你們的思念。無論到天涯還是海角，我都忘不掉我的家鄉音，忘不掉你們的囑咐，忘不掉長江、二狼山、漲谷壩、山頂上，忘不掉新建小學、永川十二中、萱花中學，忘不掉恩師武德瓊、李培文、朱平、蘆偉，忘不掉我在那裏的初戀女友林潔林，忘不掉看著我一天一天漸漸長大的楊大家族和鄰里鄰外——重慶鄉親們啊，新年將至之際，楊銀波深深地想念著你們！

■簡介

梁如成：女，漢族，1955年九月十八（10月21日12時）出生於重慶永川市漲谷鄉新岸山村11組，1974年7月初中畢業，無黨籍，務農；其父是1921年臘月二十八出生的梁紹武（1978年四月初八去世），其母是1933年冬月初六出生的朱雲富（1985年七月失蹤），家族成員眾多。1981年1月25日，梁如成與當年小學同學、同村同組農民、1956年正月十九（2月23日3時）出生的楊慶華結婚。1982年正月二十（3月13日5時），楊建平出生，8天後因「氣風病」死亡。1983年正月十九（3月3日5時），楊銀波出生。1993年3月，因經濟極度艱難，梁如成至貴州省水城縣打工（搞建築）。1993年11月，至雲南省澄江縣打工（搞建築）。1996年3月，至廣東省廣州市打工（農場種菜）。2003年5月26日起，停止打工生涯，同楊銀波一起生活，正式接受對各種複雜疾病的全面治療，並負責楊銀波的飲食及其他家務照料。其丈夫楊慶華現在貴州省遵義市打工（搞建築）。

■梁如成訪談錄

楊：今天已經是2004年1月8日了，新的一年已經過了8天。從去年5月26日被「解放」至今，228天過去了，你有何感受？

梁：再也不用跳來跳去了，生活比原來幸福，日子比原來舒服。那個時候，天天起早摸黑，跑來跑去，天晴落雨都要去幹，走路要快，喝稀飯要快，解手要快，幹工要快。站在田裡面手腳慢了，組長要吼，總管要吼，那個樣子啊，就像農村的小娃兒看管小鵝兒：鵝兒走西，他要拿棍子讓你走東；鵝兒走東，他要拿棍子讓你走西。整條腿泡在水裡面，最深的時候水把屁股都淹住了，還是要下去，組長、總管不讓我走坎上，只能站在水裡澆水。早上5點鐘起床，晚上9點多鐘又要去看你。那個時候你就是專你的工作，老是不吃飯，一把面吃三天，人都餓瘦了。把你的飯搞好，等你吃完，回去的時候都晚上11點半了，廠裡早就關門了，我又要叫門衛開門，門衛還要吼我。躺在床上的時候，同一個宿舍的人都睡得「呼哧呼哧」的了。我真正睡著的時間才4個多鐘頭，白天站在田裡都要倒。只是為了解決臨時問題，吃上兩包頭痛散，慢慢就打起精神了。

楊：讓你費心了。

梁：你現在還不是一樣？一天勞累到晚，有時一個月20多個通宵，早上7、8點你又總是說「不要叫我吃飯」，醒來的時候才吃一頓，然後第二天又只吃一頓。一年365天，你真正吃過的飯加起來才400多頓。飯跟你整好了，熱噴噴的，你又說不吃。反正你現在的腦子裡就是工作，其他啥子都不談，身體不談，病情不談，你自己的婚姻不談。你今年都要滿21歲了，哪個時候你才顧及你自己？就是為別人操心，一說話就是北京啦、重慶啦、上海啦、山東啦、湖南啦，你哪個時候關心過你自己？你看你這張床，到處都是紙，筆到處都甩起、掛起，將來要是娶了媳婦，你媳婦肯定要罵我這個當娘的，怪我沒教你「收拾」。

楊：時間來不及啊，事情太多。萬一哪天我被捕了，這些事情就只有拖下去了。

梁：我沒有不支持你的工作。但是飯要吃飽，一天三頓，哪個人像你這樣一天一頓的？我是你母親，你想想看，從你10歲離開我，然後你20歲才跟我一起真正生活，我們母子倆真正坐在一起吃飯的期會有幾回？來一個民工，你就走出去了；來一個電話，你就放碗了。坐在電腦面前，吃飯、洗臉、洗腳都在這裡干。你看看我現在這身病，像胃潰瘍啊、風濕病啊、關節炎啊、高血壓啊、腎結石啊、神經衰弱啊、頭痛發燒、肌肉浮腫、眼睛弱視啊，將來你比我還要嚴重。你要休息，你要好好休息，人不是鋼鐵啊。不管這個世道怎麼樣，你都要撐得下去，至少身體要撐得下去才行。

楊：你知道，這段時間我一直很傷心。

梁：我曉得，我也為你難過。杜導斌被抓了，趙達功又受到威脅，重慶開縣出了那麼大的事情，你自己呢，電話啊、書信啊、稿費啊，都不順利。我這顆心也是經常提心吊膽的，老是問自己：「生活呢，是比原來好了，但這樣的生活還有幾天？」看到別人被抓了，我就想到自己的兒子會不會走到這一步。現在都快新年了，好多人家都在吃團圓飯，但有些人家呢，丈夫被關在監獄裡，兒子被關在看守所裡，聽見人家放火炮，就只是一個勁兒地掉眼淚。哎，我跟他們這些人也一樣，都很緊張。這個國家也搞得太不像樣子了，搞得人家家破人亡，搞得大家都很難過。社會也變得這麼冷漠，人人自私自利。政府幹出來的醜事，也要老百姓來負責。

楊：不過，這些天許多人給我來電話、來信，其中也特別地向你問好。

梁：謝謝他們啊。那麼多我完全沒有想到的人，這麼關心慰問我，我感到很高興。我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老老實實、本本分分，走的地方不多，見的人也不多，我沒有想到在我48歲的時候，還能因為有你這麼一個兒子而知道一些我過去不知道的事情和不知道的人。我感到很欣慰，同時也知道你的路還很長很長，我希望你的那些朋友和長輩能夠隨時隨地提醒你，你有甚麼做得不對和不夠好的地方，希望他們能夠向你指出來。工作上的事情，我一直沒干涉你，也幫不了你甚麼忙，只希望你自己好好把握，希望他們經常提醒。

楊：如果我被捕，你有心理準備嗎？

梁：很難說。要是突然之間門打開，或者突然之間你幾天都沒回來，我能怎麼辦？我這麼一個既沒有權勢也沒有金錢的農村婦女，哪個幫我？哪個又幫得了我？我只有抱頭痛哭了。錢不錢那都是一個小事，怕的是把你抓去，那就不曉得這個「辦」是咋個「辦」法，是拿皮鞭來打呢，還是拿警棍來打？是拿刀子捅進去呢，還是拿槍來殺害？可能那個時候只能靠你朋友的幫助了，只有這麼一丁點兒希望。我們家到現在也沒有幾分錢，那個時候我可能還要去打工來養活我自己。你爸爸也沒有一點辦法。我擔心，你要是被抓了，你爸爸可能會團結全家人，跟人家搞個你死我活。還有你那些習武的舅舅，都是些膽大包天的人，抓了你一個，為你打抱不平的人肯定很多。他們都是看著你長大的，知道你的為人。

楊：那你認為我是不是應該停下來，改弦易轍呢？

梁：不可能吧。要是改變了，人家對你怎麼看呢？說你楊銀波沒勇氣，沒志氣，是軟骨頭，是嘴巴上說得好聽。我是經歷過幾十年苦難的人，國家現在這個樣子本來就不合理：工資被扣就只有忍了；繳提留款，喊你繳多少你就要繳多少；計劃生育要把生下來的娃兒整死，那就只有看到娃兒被整死；要罰你多少，就罰你多少。就像你昨天跟我講的，離我們老家不遠的永川青峰鎮的那個23歲的朱禮，上個月她上吊自殺，就是因為她的娃兒是19歲的時候生的，村幹部要罰她12000塊錢，她家每年才只剩400塊錢，咋個繳得起？所以你向惡勢力作鬥爭，為苦難的人說話，這條路我是沒有道理阻攔你的。這個國家現在已經成了渾渾滔滔的國家，壓得住你它就壓，可憐的老百姓太多了，如果連一個出來講道理的人都要被抓被殺，那麼那些不說話的人不就是一輩子做奴隸嗎？我活了48歲，我沒有多少文化，也沒有甚麼親戚朋友當官，但是做人要講良心。我爸爸為甚麼死？就是因為他不偷不搶，得了食道癌，餓死的。當時沒東西吃，吃香焦頭啊、米皮糠啊、高梁糊啊、白善泥啊。他也不准我們去偷去搶，我有一回剛剛下土準備動手挖人家土裡的一條紅苕根根兒，就被我爸爸打了一竹扁。爸爸和媽媽還因為這個打了一架。

楊：1999年你大姐就去世了，你媽媽也不知道是不是還活著，但你還有4個弟弟、1個妹妹，你想對他們說些甚麼？

梁：很想知道他們現在到底在哪裏，如果有一天通了電話、通了信，我想告訴他們：過去我每天要吃6～8包頭痛散，但現在我的病情在漸漸好轉，再也不用去打工受苦了。對於生病的人來講，沒病的一天就是最幸福的一天。我自己唯一的獨生兒子、你們的外侄銀波，他已經在我身邊，我們母子倆終於團聚了。小的時候，山頂周圍的人都說銀波學習成績好，不罵人，對人很禮貌。你們那個時候也知道，有人說銀波很狂，有人說銀波很有志氣。銀波現在還是狂，但是他不對窮人狂，不對親朋好友狂，他改變了很多，他還是沒有忘記你們。我現在也很擔心他的身體、他的性格，他做的事情越來越具有挑戰性，哪裏的路不平他就去鏟一鋤，哪裏的樹起大風他就去砍兩刀。很多老鄉的遭遇，都是他揭露的，政府不理的事情他去理。但是我不責怪他，雖然我也想過平平靜靜的生活，但是他敢於和不同地方的惡勢力作鬥爭，他的勇氣我很讚賞。我們周圍的這些外省人，也不是都比我們富裕，有的老人大冬天才穿薄薄兩條褲子，吃飯都要借人家的米。但是這裡搞建築的，比重慶稍微好些，二三十塊錢一天。你們都是搞建築的，可以到處走走。

楊：我當年「假考」，故意不上大學——母校也對外人說成是「楊銀波的分數沒達到北京大學錄取線」——，而選擇了今天這條流浪之路，你對此後不後悔？

梁：這對我和你爸爸來講，倒成了好事。從長遠眼光看，上大學我們也繳不起，損失經濟，也沒有甚麼出路，更不符合你的性格。就算你上了大學，我也知道，你還是會和高中一樣，選擇退學。社會上值得鑽研的東西很多，光是關在大學裡面，進入不到現實社會中的人民中去，你還是等於沒學。現在我只能與你一起流浪了，反正你到哪裏我就到哪裏，總比我打工受苦好得多。如果回老家，到年底也剩不了幾分錢，安全問題又很多，幹不得。我只希望政府能夠正確地認識你、評價你，知道你是人民當中的好子弟，是國家的好人才。你接觸的人都是正派的人，是政治方向正確的人。不要顛倒黑白，也不要拿原則作交易。

楊：你經常和我在一起收聽《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聽過張敏、北明、陳奎德、谷紀柔、張偉國、史東這些人的聲音，你有何感想？

梁：要說在去年以前，這些聲音我從來沒有聽過。聽過以後，覺得他們都是有勇氣的人、正義的人，是敢於向不正確的現象提出批評和建議的人，沒有這些批評和建議，那麼中國就變得是非不分了。現在這個國家確實是這麼一個樣子，越走越貪，倒黑不黑，倒亮不亮。說全是黑，又像有一點點亮；說全是亮，又像污得很。我雖然只是一個普通人，但我恨貪官，因為我也是受害人。如果將來有些人為當官的出主意，那麼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我贊成，專門出餿主意、爛點子、掛羊頭賣狗肉的我反對。毛澤東就是那種口頭上講「光明正大」的人，只顧他的權力，不顧人民，尤其不顧農民。現在很多人懷念毛澤東，那是喊口號，有的是被逼的，有的是沒權力，有的是沒辦法的辦法。過去的地主也沒現在的老闆那麼剝削人。我也是照政策辦事的人，可是這個社會有錢就會有人，那些人在照政策辦事嗎？這個政策又算甚麼政策？所以，中國這麼亂，我覺得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我們當中每一個人的問題。凡事要從個人做起，不要隨波逐流，不要言行不一。要建立一個健康的社會，那麼就要先把自己變得健康，要真誠、要善良、要勇敢。不管社會多麼亂，都要乾乾淨淨、坦坦蕩蕩做人，做好人，做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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