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回首2003年，就北京政權的統治方式而言，有一點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高度關切，就是純粹因言入罪的案例大大增加了。著名的有：

網路作家杜導斌2003年10月28日遭中國湖北省公安部門拘捕，11月12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正式逮捕。如所周知，他是純粹因爲網路上的言論而入獄的。

因爲何德普多互聯網發表《就二月訪華之行致布希總統的公開信》等文章，北京中級人民法院2003年11月6號判處他八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桑堅城2002年曾經在西安散發[致16大的公開信]等文章。2004年1月6號法庭據此判定[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遂將桑堅城判刑3年。

此前還有劉荻、歐陽懿、羅永忠、鄭恩寵，….名字有一長串，在在皆是因言獲罪，鋃鐺入獄。

這些事件意味著什麽？北京究竟要走向何方？如果發表上述言論就要下獄，中國大陸知識人在國內外發表的類似言論文字多如過江之鯽，有些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北京當局是否要把他們統統”收歸國有”呢？他們是否準備了一個大搜捕網準備一網打盡呢？在此全球朗朗乾坤之下，他們是否有此”氣魄”呢？鑒於目前中國的政局詭譎多變，雖然不乏一些正面的發展，然而殘酷荒誕黑暗之事，也所在多是。因此，上述倒行逆施，令人不得不懷疑，在這些試探性的搜捕迫害的背後，是否存在一個總體部署，一個逐步逼近的陰森森的戰略行動計劃？

十二年前，筆者曾經提出過中國從左派極權（leftist totalitarianism）向右翼專制（或稱右翼威權主義rightist authoritarianism）轉變的問題。後來的情勢發展也大體印證了這一預言[感謝胡平先生一年多前撰文提醒並支援筆者早先這一預估，並加以擴展。（注1）]。雖然大家也不喜歡右翼專制，但暗中有一種不言而喻的假設，就是，中國的演化，很可能像臺灣、南韓等社會一樣，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政治上逐步從右翼專制演變成憲政民主制度。

不過，歷史往往要給人開玩笑。北京又似乎喜歡”超額完成任務”。於是我們看到了上述的嚴酷圖景。從江時代後期以及目前鎮壓思想言論的程度看，他們豈止是右翼專制，簡直就在滑向新納粹極權體制了!

難怪有論者指出，北京當局已經成爲”成熟的法西斯政權”（注2）。

的確，鄧小平和江澤民的統治已經抛棄了共産主義經濟模式，但卻堅決抗拒自由民主。的確，國有制已日益崩塌經，私人財産將獲得憲法保障，商人被吸收入黨。整個國家都成了一個商業公司：軍隊整個或者部份擁有企業、公司大股東同時是政府官員，但是，這離憲政民主國家的市場經濟豈止十萬八千里！然而，這究竟是個什麽怪胎？

熟悉歷史的人，總覺得似曾相識。對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義大利獨裁者墨索裏就有過這種”制度創新”：所謂”第三條道路”，即”公司國家”（corporate state）。而所謂”公司國家”，其核心是墨索里尼創造並實施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制度”，使各行業選舉代表直接參與國政（很像中共在香港推行的行業比例代表的形式）。這是在義大利法西斯文化改革試驗中引起了全世界注意的一項制度創新，這就是國家社團組織。爲了緩和同工人日益增長的矛盾，爲了欺騙和籠絡工人，將職業工會改爲法西斯工團，並提倡勞資合作，發展生産，效忠國家。

最近，中共官方報道說：我們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以國家的力量推動重商主義”。按照這一思想的創始人何新的解釋，這種”以國家的力量推動的重商主義”，就是”民族社會主義”。而所謂”民族社會主義”，如假包換，就是希特勒德國的納粹主義（德文的民族社會主義就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它的德文縮寫爲”Nazi”，中文譯爲”納粹”。）

實際上，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工團制度更瘋狂，具有宗教狂熱。

何新認爲：”‘重商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截然不同。重商主義則具有條約明確的政治目標 －－ 致本國于富強。它不是爲個人服務，而是爲國家服務。””重商主義的政策取向，實際上就是經濟的民族主義，或者說是民族主義的國家經濟方針。”

這就是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共用的一個觸目驚心的特徵：極端的民族主義。希特勒在一九二二年一次演講中論到什麽是他說的”民族社會主義”即”納粹”時，下過如下的論斷：”任何人只要準備以民族事業爲己任，再沒有高出民族利益之理想；任何人只要瞭解我國偉大的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沒有東西高於德國、德國人民和德國土地，這樣的人就是社會主義者。” 如果把他這段話中的”德國”換成”中國”，人們聽起來就會有無比熟悉和”親切”的感受。雖然中國極端民族主義者與之相隔八十年，但仍然”心有靈犀一點通”。這段講詞簡直就可以原封不動地放在中國的一些禦用學者如何新、閻學通、李希光、王曉東等人的文章和演講中。

在反自由主義方面，民族社會主義與中南海諸公也有相當共識：都認爲自由主義是爲富人所操縱的一種體制，自私並且缺乏愛國心。民族社會主義輕視自由、平等和幸福，提倡服務、忠誠和紀律。它視國際主義爲懦弱，國會制度爲無能。它特別強調意志和直覺。爲了使個人放棄其個別的利益以追求集體利益，其最有效的辦法是從事戰爭。

此外，在功利主義地利用傳統文化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有高度共鳴。目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者們，悄悄地抛棄了毛澤東毀滅中國文化的文革狂熱，相反，用中國傳統把他們自己的統治合法化，這就正如在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重建了羅馬，提供了一個用視覺回憶古代輝煌的機會；希特勒用他最欣賞的傳統式建築佈滿第三帝國一樣，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前，北京的某些人由於中國經濟開始起飛，而有恃無恐，汲汲於整兵黷武，企圖在台海開啓戰端。應當嚴肅指出，這是一條毀滅中國，擾亂世界的絕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收場，當是前車之鑒。

中共最近對言論自由的非理性空前殘酷鎮壓，極端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的興起，都顯示了北京統治集團從左翼極權向右翼威權統治的轉向，而其極端狀況，則是本文所憂慮的：當局從共産主義向法西斯主義的轉向。

歷史和現實都清楚表明，民族主義不可能對中國的未來走向提供內容豐富的方向性的貢獻，不可能阻擋民主發展的世界性潮流，它將被全球化的潮流所弱化。同時，北京未曾預料到的是，民族主義是一頭很難伺候的非理性怪獸，是一把雙面刃，一旦放出牢籠，它可能給中共帶來難以估量的政治後果。

中南海諸公，能不慎之又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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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胡平：《左派獨裁、右翼專制、極權與後極權》談到：十一月九日《紐約時報》就中共十六大發表文章，其中講到，中共如今已從全世界最後一個左派獨裁政權，轉變成全世界最後一個右翼專制。其實，早在十年前，我的好朋友陳奎德博士就發表過一篇文章，明確提出”中國向右翼專制轉變的可能性”(“從全能主義統治的轉化討論會”，普林斯頓，1992年1月18日–19日)。在這篇文章中，陳奎德歸納了所謂右翼專制的六個特點。它們分別是： 1、脫離以意識形態治國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權力壟斷和保持社會穩定爲基本政治目標； 3、仍然拒絕分權制衡與民主參與，不過對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雖然其控制力會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無所不在； 5、私有財産有了根本的合法性，並且經濟起飛也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6、在外交上，這種右翼專制政權將奉行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強權主義，對外則宣傳某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國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的原則來確立外交親疏的基礎，並以此姿態加入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陳奎德還進一步分析了中共轉變爲右翼專制的客觀現實性。他指出： 1、在國際上，西方國家比較能容忍右翼專制政權，對共産左翼政權更不能容忍。陳奎德這一分析，可從十年來中美關係的相對穩定得到印證。 2、如果俄國和東歐各國在民主轉型後的數年間，其總體經濟狀況未能擺脫困境，則中共右翼政權可以僥倖保住其獨佔的政治權力。這十年來，中共一直大肆渲染俄國和東歐國家的”亂象”，也確有不少人因此而降低了對政治改革的熱情。 3、經濟起飛的成就可爲中共重建所謂政績合法性； 4、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及由此孿生出來的所謂”國情特殊論”在短期內可作爲右翼專制政權的政治資源； 5、由於右翼專制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性格，它可能創造某種出其不意的政治聯盟，開闢新的政治組合空間，並從而鞏固其統治。關於這一點，只消想一想中共允許資本家入黨就行了。 應該說，陳奎德對右翼專制的預測和當今中國大陸的現實是大致吻合的。其先見之明，令人歎服。這裏我再作幾點補充說明。…… （見本站11/14/2002， 觀察家）

注2：《華爾街日報》”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研究員、”中美安全評估委員會”（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成員樂登（Michael A. Ledeen）的文章”從共産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From Communism to Fascism?）指中國正走向法西斯主義。（中文摘要見本站12/15/2003，理論探索）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