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7日訊】2003年9月6日，一家海外媒體（“亞洲新聞网”）報道說“人民日報网出現奇怪現象”，對我來說，這個奇怪現象主要是：“任不寐”在人民网的強國論壇大談關注和支持“香港人民的胜利”——9月5日，香港特首董建華決定撤回國安條例草案，這一消息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而事實上，這位人民网“任不寐”不是我。9月5日晚《星島日報》的一位記者最早告訴我的這個消息的時候，我也感到吃惊。我相信這位网友冒名頂替也是善意的，但問題是，“人民网”怎么會在反复刪除任何有關我的文章之后，突然又把“我”視為“人民”了呢？

我的答案是“人心向背”。我不愿意相信北京出現了某种政治轉机。那么如何評价來自香港的這一令人振奮的好消息呢？

前不久，中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先生以及其他一些高官，還有親北京的香港媒體還信誓旦旦地力挺“23條”，現在看來，北京在這個問題上已經達成一致意見。我們沒有更多信息說明斗爭是如何進行的，但顯然，挺董的意見作出了妥協。不過目前談論這种妥協意味著政治開明的意見占了上風還為時過早。事實上台灣方面對香港問題的反映才是北京關于香港政策的“基石”——至少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是這樣。北京擔心，在香港堅持推行23條國安立法可能使台灣進一步獲得獨立的“合法性”理由。這几天“劉慧卿事件”從反面說明北京在這個問題上是非常敏感的，親北京媒體對劉慧卿的文革式咒罵也表達了北京對董建華的某种不滿——“董把香港問題搞砸了”。主要是“台灣問題”而不是“胡溫新政”促成北京平息了爭吵，這個判斷也許更接近事情的真相。但同樣重要的是，這一爭吵在江時代是不太可能的，從這种意義上說，胡溫主政以來，無論政治傾向如何，北京出現了某种程度的“二元博奕”這樣的政治局面，而這一局面使北京的政策導向出現了新的可能性。可以對這种可能性給

予謹慎的正面評价。

另外一方面，“北京——香港”的妥協還因香港的特殊地位成為可能——香港不是大陸，至少在目前的國際背景下，北京不可能以1989年的方式“維護香港的穩定”。但這也說明：這次北京在香港的妥協在一定時期內無法使“大陸同胞”受益：期待北京在大陸問題上表現出同樣的“開明”還為時尚早。不過大陸在表達“慶祝香港人民的胜利”的同時應該再一次反恭自省：“胜利是來之不易的”，自由是爭取來的，而不是等待恩賜等來了。14年來，是香港而不是大陸一直在為華人世界高擎自由的大旗。當然大陸方面存在客觀原因，但僅僅把問題歸結于“戒嚴狀態”是不充分的。希望“香港的胜利”能繼續鼓舞大陸在追求自由方面有所擔當。

然而，“香港的胜利“是不完全的。第一，董宣布撤回23條是暫時性的，“他相信將來23條會順利立法”。這一姿態也許是給北京和自己一個政治台階，但不排除23條卷土重來的可能。第二、之所以有這种可能，就是因為香港還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代議政府，香港的自由時刻處于北京的人治政府和香港的半人治政府的威脅之下——非代議制政府的政策缺乏穩定性，換了新的領導人（無論是北京還是香港）就存在改弦更張的可能性。從上述意義上說，反對23條的政治目標應該深化為普選特首，在香港實現代議民主制。沒有這种根本解

決，香港隨時可能淪陷到新的政治危机之中。香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香港反對23條大游行之前，我曾撰文呼吁大陸知識分子關注并支持香港的抗議運動。在香港抗議運動期間，我在第二篇文章里呼吁香港市民堅持到底，香港必須在這場運動中贏得胜利。今天，也許應該提醒香港人的是，中國政治的一個不是規律的規律是：在每次“政治開明”之后，往往會出現一次“熱月反動”——“妥協”會激起保守力量進入緊張狀態并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并在新局面出現某种危机的時候進行反攻倒算。因此，香港還必須警惕北京極端勢力或既得利益集團在香港問題上所受到的“心理傷害”，這种傷害會在“老左派”和“新左派”提供的意識形態的武裝下變得失去理性。

中國“十六屆三中全會”即將在下月召開。海外媒體正在收拾被“7-1講話”所傷害的熱情

同時以同樣的姿勢開始展望“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好消息”。經驗表明，這一90年代或1989年以后培養起來的政治評論模式已經非常值得檢討了。人們一次次失望說明北京從來沒有讓政改項目占据過自己的日程表。“香港的胜利”似乎再一次鼓舞政治評論家老調重彈。

不過我相信，由于中國政治暗箱操作這种本質，使“政治故事”的或“政治算命”式的政治評論會繼續存在下去。

（2003年9月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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