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4日】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員康曉光先生在接受新加坡北京特派員采訪時說：不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不需要變革，而是應該變成什么樣子的“基本問題”還沒有解決，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既有說服力，又有道德上的感召力，既能實現國家利益的追求，又能照顧到公民，尤其是社會底層的基本權利——中國領導人沒有答案，知識界也沒有(七月十八日)。

看來，康曉光把中國的党和國家領導人、知識界的水平估計太低，從鄧小平1980年倡導党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至今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了，竟都不知道政治改革的基本問題是什么，無法回答變革為一個具有說服力、感召力、實現國家利益和照顧公民權利的政治制度的問題。

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二十多年來，党和國家的許多領導人，在政治改革問題上的報告，說的話，國內的大小理論家寫過的文章，多的可以用火車裝，從中隨便找出一兩個領導人几次報告和談話、几個理論家的几篇文章，就不難看出，里面都是頭頭是道，已經清楚不過了。這里，我建議感興趣者讀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李鐵映最近的一篇論述“社會主義民主的几個理論問題”万言長文，是很有代表性，很能說明問題的。

其核心內容，就是社會主義民主較之資產階級民主高明的多，是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人的、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民主，而資產階級所謂民主是虛偽的，是統治壓迫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一种手段，什么兩党制、三權分立，總統競選都是騙人的。前總理朱鎔基就曾嘲笑台灣地區的選舉是一場鬧劇。

所以，社會主義的中國絕不搞西方那一套所謂民主。這是從毛澤東起，歷代党的許多領導人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反复強調的。既如此，所謂政治改革，無非就是在“四個堅持” 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民主稍作補充而已。因為社會主義民主本來就比資產階級民主好的多，我們不過是通過改革使它好上加好。胡錦濤在他的“三個代表”講話中說，通過學習落實三個代表，使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健全，注意，這里的“更加”兩個字，意思很清楚，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健全的，現在只是更加健全罷了，不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因此，我們可以結論說，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人的字典里，社會主義政治改革根本涉及不到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變革問題，頂多在一些局部或枝節問題上小打小鬧而已。

這就是答案。然而這种答案能解決“人民當家作主人” 的中國民主化問題嗎？這是不可能的。

事實說明，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只是一种字面和口頭形式，人民當家作主，公民有言論自由等各种民主權利，在憲法和法律里規定的一清二楚，但平民百姓要真拿到手，何其難也，往往由權勢者們的喜怒哀樂決定，人家高興了，讓你“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人家火气來了，不准你說話寫文章，當然“鸚鵡學舌”，“統一思想”，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還是可以的。所以，做個順民，讓你說什么就說什么，讓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都好說，好辦，否則，你說東道西，問這問哪，比方說，你想弄清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文革中小民被無端打死的人數等等，那些掌握內情的官員，不僅不給答案，至少說你別有用心，很有可能抓你個把柄，關進牢房去。這种事不是沒有發生過。莫說國家大事，就是你那個國有單位里足以影響包括你在內的大家的問題，小小員工也極少有發言權的。

所以，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一种專制制度的掩蓋形式，其本質是極權主義的統治。中國領導人不會不知道，但是他們卻說的天花亂墜。他們比起戈爾巴喬夫差遠了。戈氏公開承認共產党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所以他的政治改革是從這個根本問題著手。他說：政治改革“就是把權力從獨家操縱的共產党手中交到按憲法規定本應屬于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的蘇維埃手里”(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然而，困難也就在這里。那些從上到下的早已處于共產党特權地位的官僚階層是“永遠不會拱手讓出權力的”。這也許是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當然這是從戈氏本人和蘇聯共產党被迫退出歷史舞台方面說的，但是從另一种意義上，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改革的胜利者。因為人民的權利終于回到了人民的手里。葉里欽、普京，都是俄羅斯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選舉出來的。原蘇聯其他國家領導人也都是通過普選的結果。什么叫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是主要和首先的一條。

中國共產党領導人沒有戈爾巴喬夫的大度和膽量，其原因在于他們不會放棄党內的那個官僚階層的特權，所以他們的所謂政治改革不可能是實打實的。可以斷言，中國的政治改革，在短期內不會有很大進展，人民仍然處于受官僚們的擺布之中，憲法上的公民權利仍是叫人觀賞的。還是戈爾巴喬夫說的對，“組織社會上大多數堅決主張徹底變革的力量，對党政官僚階層施加強大的壓力”，促使他們高舉“三個代表”的旗幟，以党和國家的長遠利益為重，自覺放棄特權，把人民的權利 還到人民的手里。這就必需動搖和變革一些根本的社會政治制度。比如，一党專政制度，一党領導下的協商制度，報刊等輿論工具私有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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