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7日訊】（大紀元史迪編譯據紐約時報8月26日載文報導）在中國杭州，早晨上班的高峰時刻，王福林站在一座距地面20米高的難以站穩腳的架子上，俯視著下面躁動不安的人群。據他後來回憶，人們要看他一躍而下，他們揮動著手臂，叫喊著，“跳，跳！”

由於憤怒和驚慌，王福林攀上一個廣告牌的金屬架，以籍此引起人們對他不幸遭遇的關注。這是他來到這個繁忙的中國東部沿海城市的第一天。也是他第一次離開他遠在西南的家鄉外出。他已經遭到了冷漠、搶劫、和侮辱。現在，人們要看他流血。

到頭來，他記不得他是怎麽掉下來的。他所記得的只是在醫院裏的病床上醒了過來。他摔斷了三根肋骨，摔斷了胯骨。他的整個身心完全破碎了。“我告訴人們說，我是好人，不是壞人。我只是需要幫助，”他說，“可是我不敢相信任何人。也沒有人能夠相信我。”

從相當於六層樓高處向下的這一跳，給他兩天來的漫遊旅行劃上了句號，把他個人一個絕望的故事，一個代表著每個中國流動民工處境的故事，呈現給了世人。這些人背井離鄉，來到城市謀生。他們生活在城市社會的邊緣，無緣享有住房、教育、醫療福利和法律服務。

流動民工是中國一個碰不得的問題。人們往往歸咎他們是每一起破不了的案子的作案者。他們是彷徨在每一個城市角落的鄉巴佬，幾乎不會說普通話，大睜著的眼睛裏充滿了好奇和恐懼。

他們也是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功背後的陰暗面。中國經濟十多年來一直以8％的年增長率發展，出口增長迅速，已經取代日本成了最大的對美出口國。民工問題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另一面。總體說來，流動民工群體脆弱、順服、廉價、而且易以壓制。

中國的流動民工總數在一億以上。他們工作在這個出口大國的各個工廠裏，從事著危險工種，工作時間長，工資低，無福利。他們被禁止成立工會（中囯共產黨只允許一個工會，即他們自己領導下的工會）。老闆憑一時之興即可將他們解雇。

要不是機會多於危險，而且看到政府已採取步驟制止體系性的對他們的虐待，他們或許根本就不想來到城市。中國政府最近廢除了一條允許官方在不經任何法律程式的情況下將鄉下來的勞工拘留並遣返的條例。

不過，即使是官方的新聞媒體也經常報道這些人的極端困苦的實例。有些民工因爲拿不到工錢不得不以自殺相威脅。有些被招工仲介所騙而被迫淪爲妓女。民工們說，他們經常因爲象忘了帶身份證那樣的小事而遭警察毒打。

“對警察來說，我們什麽也不是”，杭州48歲的民工王小真說，“他們不把我們的生命當回事”。

這位王女士說，二月裏的一天，正當她在人行便道上賣水果的時候，巡邏員們來了。她趕緊逃跑，因爲她知道商販不允許在那些地方賣東西。可是她說，巡邏員們還是追上來給了她一頓毒打，導致她頸部背部神經損傷，從此再也無法工作。

她現在每天在杭州的一個公園裏，躺在一個帶輪子的木床上，乞討一些零錢。杭州的一名值班警察表示他根本不知道王女士這個人以及她的遭遇。這名警察同時拒絕對王福林一事作任何評論。

是因爲錢，迫使王福林離開他在貴州省的蔥郁但貧窮的山村來到2000公里以外的杭州。他在一家紙箱廠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資600元人民幣，足以使他往家中有病的父親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寄些錢回去。

但是，事與願違，他捲入了一場導致身心創傷的戲劇性奇遇。其中有狡猾的竊賊，玩忽職守的警察，還有他自己的失算。他不但不能往家裏寄一分錢，反而需要依靠親戚們湊的12,000多元來支付他的醫療費用。這筆錢相當於他在紙箱廠工作兩年的工資。

親戚們說，他在離開家之前，看起來相當結實健壯。他眼睛發亮，臉頰圓潤，加上說話時輕微的咬舌音，他顯得比實際30歲的年齡要年輕。作爲患有長期慢性病的父親的獨生子，他獨自支撐著一家的生計。他曾經召集鄉親們義務修建了一條8公里長的大路，多少減輕了他那小村莊的與世隔絕。

今年，王福林需要現錢來給他6歲的兒子交學費和給他的父親買藥。他的妻子先行離開了家。她在杭州找到了一份做燈絲的工作。他打電話告訴家裏一個親戚已經在附近爲王福林找到了工作。

夏播完畢後，王福林上路了。他首先沿著他親手修建的道路步行到南隴，然後乘公共汽車來到省會貴陽，再從貴陽登上了K112長途火車。

旅行一開始就不順利。他花140元買的車票是站票，在長達36小時的旅途中他沒能發現一個空座。第二天的夜間，正當他斜靠在8號車廂盡頭的牆壁上時，他聽到一位乘客低聲說，“有奇怪的事要發生”。

一群髮型考究、皮鞋鋥亮的人在昏暗的車廂裏正朝王福林所在的方向一路摸索過來。王福林看到這些人從行李架上把包拿下來，翻裏面的東西，並將錢及值錢的東西竊爲己有。

很快，他們發現了醒著但戰戰兢兢的王福林。他們尖酸地問他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有多少錢。王福林說他誠實地回答了他們的提問。他從鄉下來，錢非常少。他的堂兄將在杭州火車站接他。

“他們指責我把錢藏起來了，也許就藏在內褲裏”，王福林後來回憶說，“他們說將在火車站等著我，給我一些藥吃了讓我昏迷”。

如果他們想嚇唬他的話，他們得逞了。他們把王福林嚇的夠嗆。

當列車員宣佈車快到杭州時，王福林飛快地穿過一節又一節的車廂找乘警。他終於在餐車裏找到了正在與兩名火車工人聊天的乘警。他趕緊向乘警解釋說壞人正企圖偷他的錢。他需要有人護送才敢離開火車。

王福林說，乘警只問了他一個問題，“你有多數錢？”

王福林回答說他是個一無所有的窮人。乘警於是向他擺擺手，表示不想再聽下去，緊接著就走開了。可那兩個工人呆著沒動。其中一人從後面抓住他，另一人命令他把口袋翻出來。王福林說他把作盤纏用的有限的幾張鈔票掏出來放到了桌子上。一人裝起了鈔票。然後他們一起把王福林拽到了廚房，打開車門，把王福林丟到了杭州站附近的一個鐵路大院。

王福林的直覺首先是逃跑。他爬上了院牆。上去的時候挂掉了腳上的涼鞋。光著腳，他气喘吁吁地來到了杭州市中心。他說他想去找他妻子做工的工廠。可是他沒有地址，也沒有錢。他想到車站找堂兄，但是害怕那夥小偷在那裏等著他。

一個商店老闆允許他使用電話。他打了警察局緊急號碼，可是他打的是家鄉的貴州省。“我聽不懂杭州的人們說話”，他解釋道。接線員通知了杭州的警察。

過了一小時，幾個警官來到了商店。他向他們訴說了火車上行竊的小偷，甩手不管的乘警，還有搶他錢的火車工人。他需要幫助，需要錢，需要打電話。警察們滿臉懷疑地看著他。也許他們聽不懂他那貴州口音。他們告訴他別的人會來管他這件事。

結果誰也沒有來。他在大街上逛遊著，考慮著該怎麽辦。這時他看到了一廣告牌，矗立在一條主要大道的顯眼位置，爲一年一度的西湖節作廣告。

“我的主意是爬到牌子的上頭，引起人們的注意”，王福林說，“然後我可以向人們解釋我的遭遇，並讓他們告訴我的家人”。

他沿著架子一級一級地攀到了牌子的頂部。爲了引起注意，他脫下外衣扔向過路的人們。接著他扔下了襯衣，又扔下了腰帶。他的褲子滑落到腳面上，於是他把褲子也脫了扔下。他身上穿著剩下的藍色內衣，向下面的人們喊叫。

行人們停下來，擡頭觀看。不久，記者和消防員們也來到現場。據當地一記者說，他高叫道，“我上有父母，下有孩子。我不想死”。然而，一旁觀者沖著他喊，“你跳下來的時候，跳漂亮點”。其他人跟著起哄，“跳，跳！”

消防員們想說服他下來。他們提供給他食物和水。但當幾名救險人員爬上來開始接近他的時候，他挪到架子的邊緣，顯然在試圖逃脫。然後他就摔倒了下來。廣告牌下面挂著的一卷帆布墊了他一下，他接著落到了一片草地上。

王福林現在已回到了貴州。他妻子通過報紙上的報導知道了他的事件。她把他送到了離家不遠的一所醫院。那裏的住院費比杭州要便宜些。

王福林說他的結論是他的運氣太差。下次他再去大城市的時候就不會那樣了。他當然會有下一次，因爲他的家，先前只是手頭吃緊，現在則已大大地欠了一筆債。

“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他說，“沒有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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