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獎征文】一個北大留學生的人生經歷
【大紀元9月26日訊】曾經以為,自己可以按照從前的設想走完這一生的路途。但命運的安排,最終使自己沒能夠繼續走下去。這個突然的變故,使我發現一張謊言編織的巨網,赫然籠罩在那片遙遠的故土。也許我們能做的,是毅然走出謊言,破除那張巨網,這將是對那片土地最大的幫助。因此,我決定把自己曾經走過的這段歷程寫出來,因為人們分享經歷與流通資訊的本身,就構成了謊言的最好照妖鏡。
(一)
我出生在一個很典型的客家家庭。
客家人是來自中原的漢人,因為歷代戰亂、外族入侵,或者中央政權疆土的擴張,不斷向東南沿海遷移,成為當地的客人。但他們遷移到當地後,卻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中原原來的語言習慣,文化傳統以及建築結構等,與當地混合很少,因此形成了獨特的客家人身份與特色。從浙江、福建,到廣東、廣西,都有很多的客家人。到了近現代,遷移就更複雜了,四川、湖南等地都有不少客家人。
客家人一個被普遍認同的特點是勤勞刻苦,重視文化教育,具有很濃厚的傳統士大夫特質。所以即便是在廣東的客家人,也不那麽喜歡經商,卻更注重走傳統讀書人入仕的路。
父親的學歷並不高,沒上過大學,但我相信他的學識,是很多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也無法相比的。記得很小的時候,父親就給我講九軍六司令的故事,說民國有段時間,廣東的九個軍長、六個司令都是客家人。我相信很多故事不是他看書看到的,而是源自客家鄉親互相之間的流傳。他很喜歡講名人的故事,但並不是要我們追求那些名頭,而是希望能激勵我們好好讀書,好好做人,獨立自強,長大了能報效國家,成就男人的一番事業,家族也有光彩。為家族爭光,為國家作貢獻,這是客家人的傳統。
父親事業心很強,工作很投入。他年輕時候碰上社會主義的改河運動,就是浚通、改變河道,因為雙腳泡在泥水裏時間太長,後來得了極其頑固的趾甲蘚,再也沒有治好的希望。母親經常報怨他太不顧家,我理解母親受過的苦,但卻打自心底佩服父親的事業心,覺得男人就應該這樣獻身,去闖一番事業。
我小的時候生活在農村,那裏是山區,一個因貧窮而揚名全國的地方。我記得大概還沒上學,也就是六歲以前,就開始在家裏做飯。因為大人白天都出去幹活,經常很晚了才能拖著疲倦的身子回來,我就只好自己幫忙做飯。結果第一次做飯時,因為農村燒火的材料都是些鐵芒基、幹禾杆,火勢控制不好,大人辛苦了一天回來,卻只好吃燒糊了的飯。大人們沒有生我的氣,畢竟孩子能這麽幫忙,已經很令他們感到欣慰了,而且我從小就比別的孩子小一個個頭,他們本來也沒對我寄太高的期望。但在我的心裏,卻為這件事情深深內疚。
務農時節,有時深夜還要跟在母親後面去看秧苗的田水,因為那是一家的生計,水多了或少了都會帶來災難。小小年紀的我,也開始幫著收割稻穀,記得第一次下田小指就被鐮刀割得滿手是血。蓋房子用的一部分材料是石頭,大多是家裏人自己下河去撈的,大人撈大石頭,我就去撈小石頭。農家的孩子懂事早,大概也是出於這種無奈吧。
耳聞目睹、親身體會了那麽多事情,再加上父親的影響,我知道自己肩負什麽樣的責任,應該按照什麽樣的方式去生活。那種懮家懮國、悲天憫人的特質,大概是這時形成的。當然,那時的夢想,其實是一個很模糊而樸實的想法,就是希望能使家裏人能夠生活好點,讓他們脫離那艱苦的環境。兒時的願望,長大後很多都忘了,只聽得母親跟人聊天時提起過。母親記孩子的事,往往比孩子還要清楚。
我九歲那年,家裏轉成了非農戶口,日子相對沒以前那麽艱苦。幫助家人從困境中解脫的事,已經不需要我去完成了。我那時心裏竟隱約感到有點遺憾,遺憾再也不會有機會去實現那個兒時樸素的願望。
但家裏經濟狀況仍然很拮据。一本五分錢的練習本,經常要等一個星期。我沒有什麽怨言,我知道父母養育四個孩子,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那時候,連小人書也沒看過幾本,因為那不是我能享受的生活。自己能做的,就是好好念書,期盼將來有個出路,不用家人再擔心。幸好學習成績還不錯,總能得獎,拿到不少練習本獎品或獎學金。作業簿的問題就是這麽解決的,自己用不完,就救濟一下有同樣難題的姐姐、妹妹。
十八歲那年,我幸運地考上了北大,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學校。我們那所中學以前能考上這樣好學校的人寥寥無幾。家裏人很高興,縣裏也有點轟動。走在街上,竟能聽到別人提起父親的名字,甚至是爺爺的名字,說誰家兒子,誰家孫子考上了北大,但他們卻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自認為答政治、歷史的題目是最出色的。因為教這些課的老師,都有程式化了的獨門答題法。我的記憶力很好,課本背得滾瓜爛熟,那屢試不爽的答題法運用起來也得心應手,隨心所欲。不斷的重復記憶與論證,使得自己都不得不信服那些結論。對課本所說的一切,我沒有絲毫的懷疑;對党偉大功績的感恩,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早已溶進了我的血液。
我深深認同現行體系的一切,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夠順應這套體系,好好發展。如果誰對黨,對領導人,對社會主義有什麽「不良」看法,我一定會認為那人憤世嫉俗,沒有出息。我會激烈地去與之爭論一番,要不就會對其嗤之以鼻,避而遠之。我把這些都當作是愛國與正直的表現。
在大學裏,我如飢似渴地讀著各種西方名著,但最感興趣的,仍然是傳統文化的書。我一直認為,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是一部永遠也讀不透的書,是其他任何文化所無法比擬的,瞭解得越多,就越為之自豪,為之熱血沸騰。
父親因為學歷關系,最終沒有在仕途有大的發展,所以他希望我未來能沿著他沒走完 的路繼續走下去。他建議我不要再像中學那樣一味啃課本,而要更多地參加社會活動,鍛煉自己的能力,廣交天下的朋友。
北大畢竟是北大,臥虎藏龍,人才輩出。他們強烈的歷史責任感與關心國計民生的胸懷,尤其讓我受益良多。後來我成為一名學生會幹部,有了更多拓寬視野的機會。我的學習成績也還不錯,能讓我拿到獎學金。
我感到人生充滿美好。這麽好的學校,這麽好的朋友,這麽順利的學業,還能抱怨什麽呢?我覺得未來的藍圖已經非常清晰,去實現幼時的理想,去繼承父親的事業,為這片自己成長的土地,為自己深愛的百姓,踏踏實實做點事情,這大概會是自己一生的路。
在北京,不時會去拜訪一些老鄉。一次聊天,有一位老鄉告訴我,她知道鐵道部有人因為6‧4時打開電燈,被軍人一梭子打死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奇聞。但我半信半疑,因為在電視上我看到的都是學生群眾怎樣燒軍車,軍人只有挨打,卻絕沒有對學生群眾開過槍。我也根本不相信政府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如此殘暴,還要這樣撒謊,欺騙全國的民眾。
大學入黨,班主任不得不按照規定的程式問我關於6‧4的態度,以確證我的政治立場沒有問題,盡管6‧4時他也曾給廣場絕食的學生送水和食物。我說我是社會主義的堅決擁護者,我相信政府的決定是正確的。我說的是真心話,因為我的社會閱歷很少,大多數讀的都是教科書,那裏處處都證明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對其他負面的消息,我實在瞭解不多,也不願相信。我入黨的動機非常虔誠,因為我真以為她能把民族帶向富強。每次讀黨章時,我竟然還感覺胸潮澎湃。跟其他的一些同學相比,這種堅定的信念當時甚至讓自己頗以為豪。
大學畢業,我有機會出國留學。我最初的想法,是因為本科畢業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在社會上幹些什麽事情,心想還是先看看外邊的世界,學完了再回國效力。父母贊同我的想法,希望我去見見世面,但希望我一讀完學位就回國。
出國前幾天,中學的老師特意叮囑,要我學成了好好回國效勞,我說絕沒問題。這是生我養我的土地,有我朝思暮想的親人朋友,我無法想象我會長久呆在異國他鄉。我的舅媽,一位和藹善良的小學教師,也叮囑我千萬別忘了自己是個中國人,讓我既覺得感動,又覺得有點哭笑不得。感動的是,他們如此深愛自己的國家,以至於對我這樣從來都被認為是整個家族孩子學習榜樣的人,還要再三囑咐。我能看出他們的愛國情懷,是祖祖輩輩積累下來的,從內心最深處發出來的。好笑的是,他們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為人,從小骨肉清高,又在那所有著強烈歷史使命感的大學出來,血脈流淌、骨髓深積的都是那樣的愛國情懷,哪還用得著他們叮囑?
(二)
滿負家人的期望,帶著滿腦的好奇,我來到了美國。
因為有認識的朋友在學生會,問我願不願意參加。這是一個學生自己組織起來的義務團體。我覺得呆在中國人的圈子裏,總比跟那些「老外」交往來得親切,可以為中國學生服務,又可以增長見識,所以滿口答應。
1998年國內發大水,我們為抗洪救災組織了義演與募捐,去學校裏擺過攤,收集捐款。當時有人一定要我們事情辦完後給他們看看收據。我覺得很納悶,不知道為什麽對人那麽信不過,我要不是有那顆好心,誰願意大熱天呆在外頭收那捐款,又不是給我的?我想八成是因為這些人出了國,變了心,才有這樣的事情。後來我才知道,很多人以前就給國內捐過款物,最後卻不知所蹤,這回想幫忙,但不得不警惕一番。
但我當時對他們的心態沒什麽共鳴,因為自己從不瞭解那些齷齪的事情,自己也沒經歷過。直到後來碰到一個學生,是國內一家大公司的老總,才頭一次直接聽到那樣的情況。他有一段時間曾經定期給希望工程捐款,後來一次親自到自己救助的地方去,卻發現錢沒有給到孩子手中,連孩子的感謝信都是假的。這對他打擊頗大,也使我明白為什麽很多海外正直的人不願幫忙,解決國內的難題。因為系統太腐敗,假話太多,被騙怕了。國外掙錢也不容易,誰願意這麽拿錢去打水漂?
但這些經歷並沒有讓我深入地思考到底意味著什麽,對自己以後的人生道路到底有什麽影響。我還是覺得,我需要做的,就是讀好書,回去也許還能幫助解決解決這些事情,為百姓做點實事。
1998年,印尼發生排華事件,很多華人受到打壓甚至虐殺。我們群情激憤,組織了學生到印尼領館前去示威遊行,我覺得那些暴行實在太不人道,太看不過眼。我出去領著大家喊口號,弄了個唇焦舌燥,嗓子好幾天都沒恢復過來。我的上司還用我的事跡去安慰一位印尼的華人富商,他的企業在事件中受到了不小的沖擊。
後來我又成為學生會的負責人,更加積極地組織各種學生活動,參加華人社區的活動。因為領館的工作職能,很多華人團體、學生會辦活動免不了要邀請他們。這樣我們辦活動時,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得到一點經費上的支援。當然,他們有時也免不了會提醒我們注意一些「特殊」團體的動向。有重大活動時,他們還會邀請這些社區、學生會的頭面人物去參加。國內不少高層領導人來我們地區訪問時,都由我們去組織學生歡迎團。中國駐美大使李肇星來我們地區的時候,我就在他旁邊致歡迎詞。
1999年,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了。一個學生會的朋友提出是否應該去遊行,我毫不猶豫說當然應該。當時國內的朋友勸我冷靜點,但一種從小到大積蓄起來的甚至有點盲目的愛國情感,已經象火山般地爆發了。我把一篇措辭強硬的批評美國的長信發給了全院的師生,然後給中國學生發了不少電子郵件,及時通知各種安排,集會當天大老早就組織了大批學生,帶著橫幅標語出現在現場。我還自己寫了好幾個要點指責美國的做法,並把它們直接給了美國記者。後來有一位美國朋友告訴我,說在美國電視台鏡頭看到我。有人提醒我小心一些,但終究沒有什麽人來找過我麻煩。我還跟學院的一個美國朋友約了時間准備好好就這事辯論一番,不知後來什麽原因他沒有來,最終沒有辯成。但後來聽到的消息,是美國在南斯拉夫一架F一一七隱型戰機被擊落,南斯拉夫不具備這種防空能力,美國監測系統發現中國大使館內的軍事設備在擊落隱型戰機中起了情報支援的作用。使館內死亡的三名記者中,兩名是情報人員。看來事情比我先前想象的要複雜的多。
學校當時有不少國內來的進修團,大多是中層領導幹部,我們經常會聊起國內的事情。有一位問我還打不打算回去,那時我已經出來快兩年了,我說會回去。他們都有點覺得詫異,說出國碰見這樣的人真不多。我笑了一笑,實在搞不懂他們為什麽覺得奇怪:我從來都是這樣的性格,從來就沒想過在這地方長呆。我仍然時時關注著國內的事情,對美國這裏發生的事情,反倒淡漠對待。我還希望我的博士論文能夠寫與中國有關的問題。我所在的學院在美國專業排名很高,前十名是沒問題的,我相信我所學的知識,所形成的理念會對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帶來益處。每次別人勸我在這裏找工作,長呆下來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好笑。在我的心裏,只有那片故土,才是我真正該呆的地方,是我的理想所在,這是根本就不用再考慮的問題。
(三)
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裏,我聽說了法輪功。
當時因為我是學生會的負責人,一位煉法輪功的訪問學者讓我幫忙發消息,說他願意義務教大家練法輪功。
他看到我身體不太好,就建議我也試試法輪功。我磨蹭了很久,因為我雖然練氣功多年,知道氣功不錯,但自己現在的身體,實在是糟糕,稍微出點意外,麻煩就大了。即使自己無所謂,那家裏人可怎麽辦?
我的身體狀況在大學畢業前幾個月出現了問題。那時頭頂總象壓著一座山,連一般性的思考活動都感到費力;眼睛象有針頭在裏邊,看什麽東西都很痛苦;心臟象被什麽東西壓著,總是有氣無力,連微笑都感到吃力,稍一做事情,甚至是讀書,心臟的跳動都會超過每分鐘100下;耳朵裏頭經常出現轟鳴、尖厲的響聲;睡覺老睡不著,快睡過去了又弄醒自己,怕明天起不來;全身酸軟,躺下的時候半夢半醒間會感覺到背部強烈抽筋,全身象在地獄受著電刑一般。
我苦苦撐了半年,找過專家門診,試過民間偏方,中西醫都看遍了,但沒有人知道是怎麽回事。醫生給我開了大量的補品,出國驗血的時候血質之好,讓檢驗員都大為驚嘆。但我的身體狀況卻越來越差,越來越惡化。
有一天夜裏整夜睡不著,淩晨時出現幻覺,我問呆在身旁的父母,我是否還有活下去的希望。母親淚水一下子就湧了出來,她說:「兒子呀兒子,你怎麽說這樣的話!」父親趕緊說:「孩子,你可別胡思亂想」。父母叫來了舅舅,一起把我緊急送到一家醫院,然後找來院長給我檢查,但沒查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
那時我才真正明白了什麽叫人生的苦難。想想自己從小到大,給家人多少安慰,讓多少朋友羡慕,現在卻幾乎成了廢人一個。每時每刻,都在肉體的痛苦與精神的折磨中掙紮,生不如死。有青山,我不能愜意攀登,有陽光,我不能去享受。我無法想象,生活怎麽會沒有開始就要走向結束。我只有抱恨蒼天,為什麽要讓我年輕的生命去體驗如此黑暗的生活。那時我的心就象死了似的,生活的一切對我毫無意義。
後來母親告訴我,如果我有個三長兩短,她也不會再活了。要病情再壞下去,我不瘋,她都會被急瘋的。做母親的苦痛,在那一瞬間我全懂了。男兒有淚不輕彈,我只有讓眼淚流在心裏,讓那顆心泡在無邊的淚海中,以此來能彌補一下對母親的巨大虧欠。
老天終於給了我一線機會。母親後來找到一個針灸醫生,說我可能是全身經絡封閉,於是開始給我進行針灸治療,用的是很長的針,頭上,臉部,手腳,身上都得紮,每次一兩個小時,吃了不少苦頭。每次過後病症有所緩解,但沒隔幾天我又覺得有氣無力,頭部背部重新出現可怕的抽筋現象。乘飛機到美國來的前一天,我還到一家很大的中醫醫院去接受臉部紮針的治療。
我決意出來,是因為自己付出很多才申請出來了,很多國內的機會也放掉了,現在不出來,又能幹些什麽呢?而且憑這樣的身體,什麽年月才能再出來看看?我想,即使到了美國馬上就挺不住了我也要出來,還不用把父母急成那樣子。母親讓我出來,是因為我自己執意,再加上有人告訴她我能撐過這場難。
出來之後,父母、家人、朋友都沒有給我太多的壓力,只是希望我能注意保養好身體,能把書念完了,能平安回去就好。我天天最記得的事情是下午去稍微活動活動,希望能早日把身體調養過來。對於是否能完成學業,我沒報太大的希望,反正,能熬到哪天算哪天吧。有些不瞭解我情況的朋友還以為我功課實在太輕松,我只有把苦水往肚子裏咽。自己內心的愁苦與壓力,別人是無法體會的。我想,如果我能度過這場難,我生命中就沒有什麽難過不去了;如果我能恢復健康,生命中其他的一切我都不會再在意了。
那位訪問學者沒有能夠馬上說動我,但我答應會考慮煉功的事情。
在另一次朋友的聚會裏,我又碰上了一位法輪功學員。我們相聊甚歡,剩下的半天時間都是他在回答我的各種問題。那時還沒有鎮壓,我問了那麽多,確實夠謹慎的。
那時我知道自己的身體是無法通過一般的鍛煉來恢復的,因為我修養了一年多,在一次打羽毛球時沒打幾下心臟就承受不住,好像要破裂了似的。還好,老天還是沒收我的命,半天我又緩過來了。
聚會後的幾天,幾位朋友去一個不算遠的地方去旅遊,把我也拉了去。但那地方坡很多,也比較陡,一上一下的,當時就覺得心臟要出問題了。回來的時候耳朵好像已經不能承受那高速路上的呼呼風聲。我盡量望著車棚,分散我渾身無法描述的難受感覺。
回來後,我覺得我必須要開始嘗試一下法輪功了。沒想到第一次煉功時我就感覺到能量在手指流動。我心想:法輪功確實厲害,要是其他功法,這氣感過程怎麽說也得一周半個月的。
我仍然不能天天早起煉功,但我的身體很快就走向了康復。籠罩了兩年的陰霾終於一掃而散,我的生活又充滿了陽光。我無法形容當時內心的喜悅。
那時鎮壓還沒開始,我給所有能想到、能聯系到的家人、朋友發了消息,告訴他們我康復的喜訊,死裏逃生後的那種希望分享喜悅的急切心情,實在是一般人很難體會的。我也告訴他們一定要去試試法輪功。在圖書館自習,一想到一個熟人的電子郵件地址,我立即就會去發電子郵件。我想我直接發信告訴他們法輪功的人不下數百個。一個真正對人們有益的東西,一定會被人們真心傳揚的。
從自己與朋友身上,我看到了法輪功的奇效。一個朋友的母親,血壓220,跟我們一起煉了一個星期血壓就恢復正常了。以前她怕風,現在身體比年輕人還好,大清早穿單衣煉功也一點都沒事。
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動過好幾次部分內臟切除的大手術,在床上躺了幾十年,煉功後就恢復過來了。現在整天跟著年輕人在外邊跑也不覺得累。
母親因為生了幾個孩子,身體很差,有什麽風吹雨淋就得打針吃藥,經常工資都不夠醫藥費。我告訴她的時候,她說縣裏已經有不少人煉,包括不少縣領導的家屬。我鼓勵她一定要好好煉。她煉了一個多月,就不用再去醫院看病了。
我還把法輪功推薦給一些認識的領館人員。他們有的看過書,有的准備開始練。4‧25後我們聽到風聲要鎮壓,他們還安慰我們說沒事。
(四)
1999年7月20日,對法輪功全面鎮壓開始了。國內媒體改變了原來的說法,開始大肆攻擊法輪功。我的心一下子從興奮跌回了穀底。
我相信法輪功確實是不錯的功法,教人做好人,又有很好的祛病健身效果。在我煉法輪功的朋友中,所有的人都是那麽善良、真誠。坦白地說,跟他們相比,我經常感到慚愧,因為我修得沒他們好。他們生活中的表現,跟國內媒體上的說法實在相差太遠太遠,我根本就無法接受那些報導。
但我學法輪功比較晚,對國內很多法輪功的事情不是那麽清楚。所以國內一有負面的宣傳,我依然會向老學員問究核實一番。我仍然難以相信,一個政府會這麽撒謊,會對他的民眾進行這樣惡毒的誹謗。每次想到政府有可能在撒謊、是政府做錯了的時候,我都感到內心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抗拒著這種想法,阻止我繼續往深處想下去。
對那片土地的熱愛,在那套系統的教育下,我對那套系統已經太認同了,太信任了。那時候,我不知道那套國家機器很容易被極權者玩弄,統治者、政府、國家並不是一回事。要我否定國內媒體的結論,簡直就等於要自己去否定自己,去背叛自己深愛的國家。那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難了。
我痛苦地在兩邊搖擺著。一邊我信任已久,曾經寄託了所有的希望,一邊是我親身親歷,決無差錯。對於任何一邊,我都不願意放棄,我根本就沒有可能在任何一邊作出取捨。但既然必須作出選擇,我就只能堅持我最大的理性,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去繼續辨認真相,努力作無誤的判斷。
有人指責李洪志老師斂財,可是我從來沒過給他一分錢,反倒省下了無數的醫藥費。如果有人提出要捐款,我是一定願意的,可是沒有人提出這個建議。我也知道,我身邊所有的煉功朋友,沒有一個因為參加法輪功的活動而被要求出錢的。我們有一次開大型心得交流會,邀請李老師來解答問題,疏忽了沒有給李老師訂機票,後來李老師就從東海岸開了三天三夜的車過來,然後給我們耐心地講解了五個小時,中午吃的是和我們一樣的飯菜。我不相信,一個斂財的人,能有這樣無私吃苦的品格。如果是其他人,怎麽說也會要我們買張機票的,再不高興把我們臭罵一通也很可能。
有些人說美國政府給過我們錢,這種說法實在跟現實差得太遠。有的學員為了講真相,只好幹半職,如果是圖錢,那是絕對沒有人會幹的。一個老太太,出門就坐當地人不願做的公共汽車,吃饅頭,到外邊參加活動連最便宜的一兩塊錢的麵包都捨不得買。一位學員班上學生大多是富家子弟,免不了有很多聚會,但他卻不敢常去,因為實在囊中羞澀。本來生活就清苦,按小時計費,省下幾分錢,還要複印點真相資料,辦些其他的活動,因為國內學員天天都受著迫害,心裏實在沒法忍心自己過輕松日子。每次活動的花費,都是學員自己湊起來的,因為大家在一起,有一個很好的修煉環境,能夠共同提高,把自己修得更好,更符合真善忍的標准,大家都很樂意去做點貢獻。大家都不富裕,但主動分擔一些,尤其是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學員,稍微多出點力,問題就基本能得到解決。要有人給錢,大家的日子何必過得那麽艱苦?說有人付錢讓學員到領館請願,幹別的事情不同樣可以掙錢嗎?為什麽要這樣去惹別人的白眼?
談到搞政治的問題,我實在沒法想象,搞政治的人能如此不動心機,永遠都是那樣的平和,永遠都是那些關於法輪功真實情況的小冊子,沒有什麽過激的言論,更沒有任何政治上的藍圖。學員所關心的仍然只是修煉,對政治沒有絲毫的興趣,也就是說,如果其中有任何人想搞政治的話,那麽他一定會處於被排斥孤立的位置。我相信,對於這樣想法的群體,他要搞政治的話,就一定會走向自我解體,因為他不能滿足大多數成員的需要。大家因為修煉才走到了一起,也一定只有修煉才能夠凝聚大家。離開修煉,這個團體立刻就會散掉,而且,政治與修煉,實在是相差太遠。
更無法說服我的是,一個搞政治的團體能夠如此鬆散。老實說,剛開始參加他們活動的時候,我非常的不習慣。因為即使是我們學生會那樣的自願組織,都還有章程,有幹部,有人說了算。每個人負責什麽,都是有系統的安排。誰做不好,就可能被興師問罪。但在法輪功的活動裏,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也很可能都覺得自己是對的。在修煉中,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人能夠命令別人做什麽,沒有人有任何的特權。各類活動,學員想幹才去,不想幹就不去。很多活動的起始階段,都要經過很長時間的爭論,那種鬆散而混亂的運作方式,實在無法讓人跟「組織」這個名詞聯系起來。所以後來聽到什麽法輪功組織嚴密的說法,我只有啞然失笑。但畢竟大家都是修煉人,出現了問題,都要修自己,找自己的問題。靠著大家的自覺,修煉境界的提高,矛盾最終會平息,活動終於搞起來了。
到領館請願似乎是一個最容易被人扣上政治帽子的做法。因為國內媒體的影響,我也曾經質疑過這種做法。後來一位熟識的學員告訴我,他妹夫因為給他打過一個電話,就被抓起來了。他說:「你說我該不該去請願,去要求釋放我妹夫?如果連這樣說話的權利還都是政治,世界還有什麽不是政治?如果你(江澤民等)不抓我,不迫害我,我根本就不會去說什麽。不信你試試,你把學員放了,看是否還會有法輪功學員這麽到領館去,去發資料去?」
我相信他的話,那是法輪功學員典型的想法。他們只是反對迫害,要求停止鎮壓,沒有任何其他的想法。領館畢竟是反映我們心聲的合理渠道,而且那些外交官們不時會發表一些誹謗之詞,他們需要瞭解我們到底是什麽的人。還有很多同胞要去辦理簽證,很容易被誤導,他們也需要瞭解真相。
要說有誰破壞國家名譽,那麽,是江澤民和他的外交官們先把誹謗的材料送到了美國政府官員手裏,是他們破壞了自己民眾的形象,自己國家的形象。如果一個國家的大批民眾真的是那麽糟糕的話,這個國家還有什麽名譽可言?學員們這樣去澄清真相,應該說是在糾正江澤民的誹謗,恢復中國民眾的形象,恢復中華文化的形象,恢復整個國家的名譽。多少西方人,都是通過法輪功才瞭解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從法輪功學員四年多的抗爭中,他們看到了真正中國人的和平與善良。
盡管我能夠通過親身的經歷,看清很多對法輪功的謊言,但對國內法輪功學員受到的迫害,我仍然有很長一段時間持懷疑態度。我想,即使他會這麽撒謊,也不至於這麽迫害自己的民眾吧,何況還有那麽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盡管我自己也煉法輪功,盡管我知道法輪功學員不會去撒謊,但是在大陸洗腦教育下,党被說成比爹娘還親,我還是難以相信那麽慘無人道的迫害會是真的。
國內學員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越來越多,隔幾天就有一例。有一次在網上看到消息,說一位原華中理工大學研究生被迫害,警察把通紅的鐵板烙到他背上,他的整個背部簡直都被燙熟了。死時,他相貌已經變形,慘不忍睹。我當時心裏極其難過,很想去安慰一下他家裏人,也希望能驗證一下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接電話的是他母親,很善良,顯得非常克制。對於這麽慘痛的一件事情,她只是說:「真狠,整個背部,都燙熟了。真沒想到,他們這麽狠……」。然後她哽咽了,再也說不下去了。從我自己的經歷中,我知道這樣的事情會帶給一位母親這樣的傷痛。我強忍住在眼眶不斷打圈的淚水,安慰老人家別太傷心,我們會為她聲張正義,後世會記住他兒子的。我沒敢告訴她,很多這樣被迫害死的學員最後還被國內媒體說成是什麽病死自殺的。
還有一次我看到了一所監獄殘酷迫害法輪功的報道,上面有電話號碼。我就撥通了的那個電話。接電話的人惡狠狠地問我是哪兒的,然後甩下一句:「有種的你過來!」一會電話裏傳出了劈劈啪啪的鞭打聲,然後電話被撂下了。我站在電話旁半天說不出話來,只覺得無邊的悲憤籠罩了天地。我恨這些毫無人性的東西,我恨自己是一介書生,那麽無能為力。我能想象,國內的法輪功學員都在經受怎樣的苦難。我不得不相信,那些迫害都是真的,而那些春風化雨的宣傳,卻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五)
我瞭解得越多,就越看清國內的謊言,但很多國內、海外的中國人卻沒有那麽幸運。
我國內有一位很好的哥們,他很有思想,也經常以理性自居,鎮壓前讀過《轉法輪》,覺得很好。他說過如果人們都能學法輪功,世界就不會有那麽多醜聞了。可是現在跟他談話,已經能看出他的看法跟以前不同,他坦承是因為大家接收的資訊不同。他整天看的都是關於法輪功的不好的宣傳,而對迫害他們幾乎是一無所知,更沒有任何親身感受。
我的身體通過煉功早恢復了健康,可父母、姐姐、妹妹還是一直擔心記挂,每次通話都問我病是不是真的好了,因為他們天天電視上看到的都是負面的宣傳。母親煉過兩個月法輪功,現在也不敢煉了,說電視上描述得那麽可怕,還怎麽敢煉?現在她的身體又是老樣子,隔幾天就得上一次醫院。我相信,母親決不可能認為兒子在騙她。從小到大,我基本上都是自己計劃未來,他們一直誇獎我聰明、理性、懂事。我對法輪功的看法,他們沒有什麽反對意見。但國內的謊言宣傳,仍然在他們心頭蒙上了厚厚的陰影。
一個本來關系不錯的朋友,也在指責我們在搞政治,在損害國家。他的說法是:政府都已經定調了,幹嗎還要對著幹?我強忍心中的怒火,告訴他這是個人性、道德問題,不是政治;如果不是因為那邊的迫害,我們根本就不會去說什麽。我不能理解他現在為什麽會那麽冷漠,對那麽多無辜生命的生死視而不見。我相信,他是聽信了國內那些負面的宣傳。
有一次講座碰到一個中央電視台的人,他一開口就說我們不要搞什麽東西,不要不愛國。我平靜地說:如果我不愛國,我就不會站出來說話。他聽完好久沒有作聲。最後他表示贊同我的看法,當權者個人的決定不等於政府決定,黨也不等於政府,更不等於國家、民族。
一次陪朋友去辦事,碰到一個廣東來的生意人。他看起來很正直,很有想法。但他說他不關心政治,他只想民族富強。他說他希望中國官員的權力有所制約,不那麽腐敗。然後我們談到了法輪功。他說功法很好,但反華、搞政治,所以他感到憤恨。我告訴他,批評錯誤政策,制止迫害,不等於反華。捍衛人的基本權利,不等於是政治。正如他關心民族富強,忍不住要抱怨幾句腐敗一樣,我們為了減少那麽多無辜法輪功學員被迫害,不得不去講真相。他說他沒見到迫害,我口說無憑。我建議他有空去看看法輪功的網站,那裏迫害的時間、地點、人物、聯系辦法等都寫得清清楚楚,他可以打電話到國內去核實查證,結論由他自己來作出。
我還知道一位學員的太太,出來時帶了一大堆國內誹謗的報紙、刊物,准備好好教育她先生,讓他放棄修煉法輪功,並以離婚相威脅。最後她因為自己長期的偏頭痛在一次看書煉功的嘗試中康復了,才開始對法輪功有了正面認識。
(六)
隨著迫害的加劇,領館改變了他們原來的態度。有一天領事找我一起吃飯,重復了國內的誹謗之詞,我根據自己的經歷,告訴他們法輪功並不是他們所聽說的那樣。對於法輪功給予我巨大幫助的事實,對於我仍然希望為國效力,希望國家扭轉政策的誠意,他們實在無話可說。而且,關於法輪功,我知道的情況比他們要準確詳盡得多。
最後,他們說:「你知道,他們(國內的官員警察)什麽辦法都有,把你怎麽樣了都沒人知道。」我知道,這是在威脅我,但我當作沒聽懂。告別時,我們笑著握手,他們說本來也沒對說服我抱任何希望。
他們告訴我可以私下煉,但別出來說什麽話,但是,看到鋪天蓋地而來的謊言,讓那麽多不明真相的人受害,我又怎能不出來說話?古人說滴水之恩,還要湧泉相報,何況我從中撿回來了性命?看著那些明明白白的謊言,看著千萬善良無辜的家庭家破人亡,看著那片熱土陷於浩劫,自認正直愛國的我,怎麽可能沈默?其實,不該說話的是他們,因為他們只是在製造散播謊言與仇恨。
那個告訴我可以在家煉的領事,後來卻親自打電話去一間大學,盡誹謗之詞要取消我們的活動。當然,後來校方不但沒有取消活動,還增加了警衛幫助我們。他們早已經了解法輪功。自由的國家,自由的資訊,只要自己不封閉自己,瞭解真相是很容易的。
還有一位總領事,私下裏很感慨國內鎮壓法輪功的政策,但在公開場合,他依然極盡所能攻擊法輪功,給各級美國政府官員寄誹謗法輪功的資料。
不少學生會負責人、僑界的人士被領館找去開批判會,後來那些詆毀法輪功的文章就出現在國內媒體上。文章上面提到的好幾位學生會幹部我都熟識,他們以前對法輪功沒有任何反感,有一位鎮壓後還說想去參加我們的心得交流會。我問他為什麽要這樣攻擊法輪功,他說他沒有那麽說,可他的話現在還登在新華網裏。很多僑界的人士,他們的話也被引用來攻擊法輪功,但私下裏他們卻沒有什麽反對之詞,有很多甚至表示支持法輪功。但謊言還是被新華社的記者們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國內去,欺騙國內的民眾。
駐美大使李肇星當時還攻擊我們,說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時候沒有法輪功學員出來說話,說我們不愛國。1998年底他來洛杉磯的時候,我曾作為學生代表為他致歡迎詞。我相信我們地區那麽大的示威,我出現在鏡頭前,他應該是知道的,至少他可以先調查一番。我起初試圖去理解他的忙碌,以至於沒有弄清楚這件事情,但後來聽說他其實知道真相,而且還看到了他很多其他的對法輪功的不實之詞,我才明白,製造謊言、煽動仇恨是他的工作,並不是他沒有時間瞭解。即使有時間,他也不會去瞭解的,即使他瞭解了,他還是會這麽撒謊的。
我實在弄不清為什麽這些自稱為人民外交官的人,會為國內慘無人道的迫害輸送謊言彈藥。這場迫害,給千家萬戶的法輪功學員帶來了直接的傷害,更多人的人因不敢煉功而沒能逃脫病魔死神的掌心,那何異於謀財害命?
我以前一直認為,這些人是在為國家做著一份很崇高的工作,是很值得我尊敬的人。現在,我只有無限的沉痛與悲哀,悲哀那些昧著良心撒謊的人。作為人民血汗錢養活的外交官,理所當然是應該為老百姓服務、反映海外華人心聲的。在法輪功問題上,他們完全瞭解事實,知道法輪功帶給人們的巨大好處,知道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但他們最終選擇了歪曲事實,製造與散播謊言,出賣自己的良心,成為迫害的幫凶。我終於明白,那些所謂的崇高與偉大都是謊言,他們只不過是個工具,在升遷與良知之間,他們會首先選擇前者。
(七)
厄運最終也落到了自己頭上。在這之前,我仍然滿懷幻想,我相信國內的那種不可理喻的政策很快就會變過來,我還可以高高興興的回去,與家人、朋友團聚,幹自己應該幹的事業。
護照到期前半年需要辦延期手續,所以我就早早把護照交到了領館。我被告知一周後再回來領取延期了的護照。
一周過去了,我如期來到了領館,工作人員說我的護照有的問題,讓我回來等他們的電話。
我又等了幾個星期,中間打去很多個電話,但沒得到什麽實質性的答復,那位工作人員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所以只能讓我繼續等待。我告訴她我煉法輪功,是否是這個原因導致我護照的耽誤。她說這種情形可能會麻煩一點,她對我沒有惡意,話語中甚至透露著同情。她嘆氣地說:「國內的政治氣候,你又不是不知道……」
長時間的等待讓我很忐忑不安,我預感到中間可能出現了什麽問題,因為這種等待沒有任何正常合理的解釋,唯一的可能就是因為我煉習法輪功。
護照很快就會過期,再等下去,我就可能連其他的應對辦法都沒有,我只好向校方請求幫助。學校那些在南斯拉夫事件中被我好好教訓了一番的美國教授們,在我落難的時候向我伸出了援手。他們給領館寫了信,但得到的卻是領館誹謗法輪功的資料與錄像帶,以證明他們扣押我的護照確實有「正當」的理由。
我的經歷媒體也登出來了。我想領館感受到了壓力,他們給我來了電話,要我去取回我的護照。我當時心裏還有點高興,以為事情可以順利得到解決。
當我拿到護照時,上面赫然蓋著一個注銷的印章,它是在護照已經得到延期批准後再加蓋上去的,說明有一套另外的身份審查系統把它單獨挑出來了,顯然,那套系統早已經把我的名字放在了上面,並一直等待著我的到來。既然護照被注銷,我取回來也沒有任何的意義。因為出國時我的身份證就上交注銷了,現在護照也被注銷,就等於沒有國籍了!
這個結果是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我當時愣了半天,想弄清楚這是一個怎樣的玩笑。我一生的經歷,都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我也一直在那套體制內發展著,希望能夠回去為老百姓做些事情,把自己的一腔熱血傾灑在那片自己熱愛的土地上。可現在,我竟然連國籍也沒有了。中國歷史上多少腐敗政權,都沒有無理到剝奪民眾國籍的地步。當年孫中山那麽反清,清政府都沒有那樣做,何況我還什麽也不是,什麽出格的事也沒做,只是堅持為法輪功說句真話,卻要遭到這種迫害!
我感到出離憤怒了。我不知道,如果象我這樣愛國的人都不能回去,那麽那個國家到底是誰的國家?她是人民的國家嗎?如果因為我為法輪功直言幾句就不讓我回去,那麽,那些當權者希望他的國民成為什麽樣子?要讓大家都成為奴才、啞巴嗎?但電視上還在到處宣傳說希望留學生回去,對留學生有什麽好政策,我看了只有搖頭苦笑:還在蒙誰呀?
可憐的父親還以為那是真的,好生鼓勵我要回去,說國家確實很需要這方面的人才。我不想讓他傷心,沒直白告訴他我是不能回去了,只是說護照遇到了點問題。當年我上大學時,他非常支持我考好的學校,即使離家遠也不在乎。但我考上之後,他卻好幾天徹夜未眠,擔心我遠離父母,是否會遇上無法處理的問題。母親就更別說了,在北大時打電話回家,說不了幾句她就要流淚,好像生死離別似的。五、六年沒見面,現在聽說我回去有困難,更是每次一接電話就流淚。
那位叮囑我要回去效力的中學老師,終於來信指責我失言、不愛國。盡管我一再解釋,他仍然堅稱他並不怎麽了解法輪功,也不想去瞭解,他只認為政府做的是對的。顯然,他已經忘記了文革那段沉痛的經歷。
(八)
回國的夢終於像肥皂泡那樣被無情地打碎了,留下的是萬般的無奈與失望。
曾經希望能回國幹一番事業,能夠為那裏的百姓做一點事情,現在看來是不可能了。對于寄自己以厚望的父母、家人、親戚、朋友,我只能默默請求他們原諒我的辜負。
曾經以為可以回去讓父母好好看看自己健康的身體,讓他們不再擔驚受怕,現在連這個微薄的願望也無法實現了。母親的身體本來就不好,那麽多年的挂念,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她是怎樣熬過來的,得蒼老多少。
曾經希望畢業之前能回故鄉一趟,與兒時的好友重遊那裏的山山水水,現在看來是無法成行,只有望月興嘆,盡付夢中了。
不少大學同學寫來了信,他們很多已經發展得很不錯了,說那麽多年沒有見面,大家很是挂念,希望能好好聚一聚。大學畢業,我們同學灑淚而別,從校門口一直哭到火車開動,我還特意買了一本贈言錄讓全班同學留下畢業贈言。現在,我只有遙寄一片祝福與思念。
回想起來,真是半生若夢。沒想到自己滿腔的愛國熱血與豪情,最後卻只能避難他鄉。如果不是親身經歷這些,我也許一輩子都不相信那套系統有那麽黑暗。
我相信,如果我不是自己煉習法輪功的話,我也許同樣會與很多不明真相而卻聽信了那些當權者的謊言的人一樣,為表示自己的正直愛國、義憤填膺,去批評、甚至敵視法輪功。每當我看到那樣的人時,我都希望他們能好好思考他到底瞭解了幾份真實,他到底是否真的很正直、很愛國。我相信,如果哪天大棒落在他頭上的時候,他一定會清醒,但我實在不希望看到這種結局,我不希望他重復我的悲哀。
這次經歷,讓我有機會好好反省自己以前走過的路,思考思考中國的社會到底是怎麽回事。我越來越看清自己以前所有純真的想法,其實都是不現實的幻想。因為那套系統並不善良,它沒有繼承我們民族文明中最值得珍惜的東西,卻把假、惡、鬥當成了神聖,所以它只會摧殘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扭曲人們的靈魂。
為什麽我們國家建國後遭遇依然那麽坎坷,有一半的時間是在動蕩中度過?為什麽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現了那麽大、全國性的、整整二十年的災難?為什麽在這次深刻教訓後,還會在今天發生迫害法輪功這樣的大災難?很顯然,這跟那套系統有關。
在這套系統下,那些權力者並沒有真正為國家、為民眾考慮的理念。他們不珍視生命,千百萬家庭的苦難,千百萬人的性命,對他們來說,都是無所謂的。他們所在乎的,不過是個人的權力私欲、個人的高興與否。從大躍進到文革到六四,哪次不是因為滿足一人一時的高興而讓千家萬戶遭殃?
他們也沒有為民服務的理念,盡管為民眾服務是現代政府存在的理由與合法性基礎,盡管是老百姓的血汗錢養活了那些官員,但他們可曾去好好聽取老百姓的疾苦怨恨,並制訂良好的政策去解決問題?他們只會利用手中的暴力,肆無忌憚地剝奪民眾的一切生存權利,甚至國籍,再利用手中的宣傳機器去製造謊言蒙騙能夠被蒙騙的人。這是怎樣的一種虛偽、專橫與忘恩負義!
他們更沒有正確對待批評的理念。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指正個人與政府的過錯,本是政府得以健康運行的基礎,也是民眾的正當權利,但現在批評卻成了被打壓的理由,成了反政府,成了不愛國。這是怎樣的無知、荒唐與霸道!
在這樣沒有現代政府理念的當權者的治理下,整個國家體系的運行必然是畸形的,人人自危,人人都套上個面具。那些正直而有理念的人,其實不會被這套系統所容忍。即使再忠誠的人,也會被清除出局。看看岳飛,看看袁崇煥,再看看彭德懷,他們的結局有什麽兩樣?一千年,幾百年,幾十年,歲月過去了,而我們社會的進步體現在哪里呢?無論什麽人,有什麽樣的愛國情懷,如果期望在現行體系內去實現求得民族的富強的出路,依然注定要折戟沉沙。因為當權者本身並沒有什麽真正的愛國理念,他們並沒有真心希望把這個國家帶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在鎮壓前,江澤民應該說對法輪功瞭解很清楚,中央很多高層官員也很清楚。全國人大、國家體育總局,還有不少著名院校都對法輪功進行過大規模的深入調查,對法輪功提升社會道德、促進健康的效果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可是,為什麽這場迫害還會發生?鎮壓法輪功只是江澤民的個人意志,為什麽迫害能夠那麽系統殘酷地被實施?那麽多官員清清楚楚知道法輪功的真實情況,為什麽看到那麽多無辜善良的人遭受如此嚴重的迫害卻不去制止?為什麽到今天那些的誹謗迫害還在持續?這當然跟最高當權者的專橫有關,但如果不是整個系統那麽腐爛的話,今天的迫害將不會那麽慘無人道。那些官員們真的願意為老百姓做點實事嗎?他們真願意為這個歷盡苦難的民族療療傷痕嗎?他們履行了他們肩上的職責了嗎?他們的勇氣在哪里?他們的理念在哪里?我們看不到。不管百姓怎麽的苦難,都不如他們個人的權力與利益來得重要,所以即使他們有能力,他們也不願意幫忙,反而放任旁觀這場巨大民族浩劫的發生。時窮節乃見,這場災難,讓我們看清每一位權力者的真實面目。無論他們以後再怎樣的豪言壯語,人們都無法再相信。
也許有人認為我們的經濟有了不小的發展,應當心滿意足、感恩戴德,但他們卻忘記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為民眾提供良好的社會服務,創下良好的政績本來就是政府官員理所應當的義務,而如果這套系統根本不把人當人看,不把生命當回事,那些發展有什麽意義?很顯然,那些受益只會集中在權力者身上,老百姓的正當權利,甚至生命,隨時都可能被所謂的穩定、發展等冠冕堂皇的口號所剝奪。
這種權力與權利分配的不均衡,必然會導致社會發展機會與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在少數人擁有權力,並通過權力攫取財富的時候,大多數人就遭受了不公正的競爭劣勢。在毫無法治規則的情況下,這種不公正導致了經濟秩序的全面混亂,社會道德水準的急劇下降以及民眾的憤恨不安心理的快速形成。中國的社會兩極化早就超過了世界公認的警戒線。如果持續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即使中國有兩億人達到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中國總體經濟成為世界第一,那兩億人的人口比例仍然不到中國總人口的20%,在這種社會分配極度不公的情況下,那80%人口的怨恨都會摧毀現存的一切。
即使社會問題已經這樣明顯,我們沒有看到權力者去提升自己的治國理念,去改善社會權力與資源分配的不公,他所依靠的仍然是謊言的欺騙與暴力的高壓。這種專制的權力與可怕的政治思維,只會造成所有矛盾的積蓄,卻無法使它緩解與消失,因此,整個民族的前途充滿了不測。普遍的腐敗、嚴厲的統治、周期的動亂,都是一種必然。不管今天的情況會有多好,我們都無法排除明天我們會走向災難的可能。
歷史有許多相似之處。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經濟上也獲得了驚人的增長。全球第一條高速公路,全球數一數二的核技術,還有1936年在柏林舉行的奧運會,這些令人歡欣鼓舞的成就,最終換來的卻是猶太人、德國人、整個歐洲、全世界的一場災難。
當我們歡呼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的時候,我們開始了十年文革的浩劫,使社會倒退了至少30年,數千萬人被非正常地奪去了生命;當我們還在歡呼自由開放的時候,軍人的機槍已經瞄準了北京手無寸鐵的學生群眾;當我們歡呼走向小康的時候,數千萬法輪功學員遭到了殘酷的迫害……
在極權者對無數無辜民眾進行殺戮的時候,所謂的經濟發展口號無非是他們擦拭手中血跡的最好抹布,使殘殺變得更加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江澤民在國內系統地對數以千萬計堅持信仰的中國法輪功學員實行「名譽上搞垮、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在國外,尤其是在小國,瘋狂地詆毀打壓法輪功,無不利用著經濟發展的幌子。
但每個明眼人都會看到,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理念、社會的道德水準處於崩潰邊緣,而當權者卻不願意進行改變,反而對無辜生命、對善良人性進行暴力與謊言的摧殘時,這個國家、這個政府已經處于極其危險的境地。我們很幸運,那麽多法輪功學員用和平善意進行了抗爭,使社會依然平穩,但我們無從知道,當其他社會大眾面臨極度不公時,他們是否會採取同樣的方式。顯然,這樣的可能性並不大。
三個代表的口號仍然在高喊著,但這絲毫掩蓋不了統治者的殘暴。一切太平盛世的粉飾,都不過是欺騙民眾的謊言。在平靜的表像底下,隱藏的是無盡的陷阱與危險。我們不知道,明天我們會迎來怎樣的災難,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無法作出努力改變現狀,那場災難必然會有到來的一天,而且會非常可怕。
也許我們當初都沒有想到,當我們歡天喜地慶祝解放的時候,我們已經陷進了新的牢籠。這牢籠,比以前的更加牢固,更讓人窒息。我們被那強大的宣傳工具無止境地洗腦著,以至於對那些謊言毫無抗拒的能力,我們被更加極權強大的機器控制著,以至於為說句真話而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價,甚至是生命。
看著自己國家這樣被謊言與暴力統治著,心中經常感到萬分痛苦。有時真是感慨做個中國人真不容易,自己的生活已經夠受罪了,還要去背上關心民族命運的包袱。正如當年國學大師陳寅恪評論王國維之死時說到,對一種文化愛之逾深,當發現這種文化沒落時,就痛之逾切。對民族國家也是一樣,當你越清醒地知道她的問題時,當你越覺得自己有心而無力時,你就越感到痛苦。那種沈重的痛苦,往往是一個個體生命所無法承受的,所以歷史無數孤獨的清醒者,最後都不得不提前結束自己的寶貴生命,給後人留下無限的惋惜與悲嘆。
盡管如此,我依然願意做個清醒者,而不是個被謊言欺騙者,因為那是一個生命本質應有的狀態,而且我也看到,無數的清醒者、無數的真正愛國者在勇敢前行著,他們讓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我慶幸自己走出了謊言的牢籠。盡管往事如此不堪回首,但重返真實畢竟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我依然深愛著那片土地,但我不會再相信那些權力者的謊言,不會再對他們寄任何的希望。我們國家的希望,在於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努力。認清那些謊言,重新審視我們應該走的路,那才是真正值得我們做的事情。
在這麽一套強大的謊言機器下,要走出謊言,是一個非常漫長、非常艱難的歷程,因為我們的頭腦中,實在不知積存了多少這樣的謊言。有多少謊言,甚至已經根深蒂固地滲入我們的血液骨髓,變得難以覺察,更難以改變。要發現它們,需要冷靜的思考,需要巨大的理性;要清除它們,需要嚴肅的自我解剖精神,需要無比的勇氣,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不管怎麽艱難,我相信我們應該堅持走下去,因為只有走出謊言,還原真實,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國家才會有新的開始、新的希望。
感謝法輪功學員,讓人們瞭解了世紀末最大的謊言,讓人們看清了一個最善於撒謊的集團,幫十幾億中國人、幫助數十億世界各國的人們走出了謊言。
感謝所有破除謊言、幫助人們走出謊言的人,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脊梁與英雄。他們的努力,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活出尊嚴與走向真實的時代。
謹以此文獻給所有善良正直的人,所有熱愛我們國家、我們民族的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