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今月9月，我第二次入川，恰逢成都大街小巷的報刊亭都在顯要位置擺放著當月出版的200頁加厚版本《中國國家地理· 四川專輯》。只見其封面顯要處是八個大字：“上帝為什么造四川”——成都机場內部登机口的報刊亭也不例外。在空中，机上配送的《四川航空》雜志也在卷首處介紹了這本專輯的內容——上帝為什么造四川。
四川獨被全國性專業媒體關注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前几年一本新銳的時尚雜志《新周刊》把成都比作“中國的第四城”，引發前所未有的爭論。現在，九月號的《中國國家地理》特意開辟“四川專輯”，格外對四川情有獨鐘。古人對四川有“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之說，事實上正是這些“難于上青天”的蜀道才得以使今天的九寨溝等古老的景點得到特別的保護。
四川山高、水清、人美，比如川西有真正的山——泰山、廬山、黃山等与四川西部的山比起來就顯得太低和太渺小了。四姑娘山、貢嘎山、亞丁神山等，雪峰巍峨、直逼云天，它們無論在美感价值、科學价值、登山价值都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超越，具有多樣自然地理景觀和獨特人文風情“差异之美”。換一個角度講，正是四川有了上帝的格外開恩，其首府成都是不是第四城已經不重要了。既然四川為上帝所造，那么成都就更應該是上帝所寵愛的城市了。
在成都，忙完了開會等所謂的公務以及旅游等所謂的私務，剩下的時間就是与朋友們聚會了。成都之大，我崇敬并愿意交往的人物不多，真正認識和熟悉的人更不多。在网上有一位熟悉的朋友，被稱為“思想界才子”的王怡，就生活在成都，我与他有過一段時間的聯系，但因為城市距离上的原因還未曾謀面。我想既然來到成都，不能不去拜訪這么一位在网上著書立說的真正有思想的朋友，我想我們將會一見如故，談話也將會很投机。
事實上也正是這樣，我們交談最多的感興趣的話題莫過于讀書了。尤其是說到一個城市的舊書店淘書，各有一番經歷和見地。在成都這樣一個古老而充滿文化底蘊的城市，舊書市場的繁榮則說明了古今文化的傳承得以具體體現。可以設想，如果成都沒有一定數量的舊書店，成都的詩人、作家就不會有今天這么多。記得著名作家、“右派”詩人王蒙1970年在新疆接受勞動改造的時候，卻受益于詩人這一尊貴的稱呼。他回憶說，“這一年我的情緒很不好……然而有一位維吾爾老爹勸慰我：不要發愁，無論如何不要發愁！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有‘國王’﹐‘大臣’和‘詩人’，沒有‘詩人’的國家，還能算一個國家嗎？您早晚要回到您的‘詩人’的崗位上的。”后來正是這句話給了王蒙很大的鼓舞和安慰，因為在維語里，詩人有一种神圣的意義。只要一提詩人，大家就都明白了。
在當今成都，詩人仍然有廣泛的影響力，最著名的老詩歌刊物《星星》至今還煥發著勃勃生机。說起四川的全國著名詩人來，更是層出不窮，老一代的有流沙河、楊牧等，新一代的有廖亦武（老威）等。四川的文化人就更多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除了前面說的王怡，還有阿來、笑蜀、余杰、冉云飛等等。
我這次到成都，最希望見到的也便是這么几位了。笑蜀，余杰，目前已投身京城，而且見面也比較容易。而老威，王怡，冉云飛諸人，也只能在成都見到了。我曾笑著提到余杰不肯定居成都的原因恐怕是擔心“此地養人，不宜久留”，王怡表示認同，他本人卻反其道而行之，成為“不辭長作成都人”的一分子，多年勤于思，勤于寫作，雖在盆地，卻保持著獨特的全球意識，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目前，他已經出版新書《不服從的江湖》、《滿載鵝的火車》等多冊。
而被譽為成都“四怪”之一的冉云飛，更是在成都生活了十几年了，創作不減，嗜書不減，野性不減，本性不減，應當是當今文化川軍中的最具個性的人物之一。如此領風气之先，如果得風水之气，离開成都更是不可能的了。正如上面提到的“上帝為什么造成都”話題，我想引申的話題應該是“他們（擔負傳承義務的文化人）為什么這么造成都”。我想，如果成都缺少了敢于赤膊上陣、充滿智慧的文化人，那么就等于成都街頭消失了麻辣燙。記得我的一位朋友這樣例舉，假設盆地的四川与內陸并沿海的山東等省份換一個地方，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展望，川軍就將是中國軍；四川的影響力，就將會是全中國的影響力——我們看看四川人在近現代歷史上的表現就可以知道了。
四川乃天府，自是距离上天最近的地方之一。《中國國家地理》”上帝為什么造四川“專輯卷首語這樣寫道：“在四川地圖上，一個明顯的現象吸引了我，那就是東部密集的人口分布与西部遼闊的土地构成了一种強烈的對比。這使我想起那條著名的‘胡煥庸線’。它是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的，一條關于我國人口分布疏密的對比線：它北起黑龍江的愛琿縣向西南延伸直到云南的騰沖，這條線把我國分為西北和東南兩部分，線的東南側，土地只占整個國土面積的36%，人口卻是全國的96%，線的西北側，情況恰恰相反。在四川省的地圖上，也完全可以畫出這樣一條線，這條線北起平武，向西南延伸經雅安直到鹽源縣。就這條線兩側人口分布疏密之懸殊而言，四川簡直就是中國的克隆。為什么會這樣……不論是按自然，還是按人文，四川都自成兩個區域，川西和川東。
這兩個區域，對比強烈的不僅僅是人口的疏密和地貌的差异，更在于文化：一個文化是人們極其熟悉的，熟悉得好像面對‘水煮魚’和‘五糧液’；一個文化是陌生和新奇的，新奇有如進入异域他鄉。在四川，這兩种文化沒有任何中間過度直接對接在一起，可以說四川是中國文化差异最大的地方，借用一本小說的名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正是這樣很‘中國’的地理格局，造就了各种各樣的四川籍人物影響全中國，政治家如鄧小平，文學家如巴金，都曾顯赫于歷史一時。
与冉云飛兄的成都見面，就在他的很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反動居”書齋，品書，喝茶，交流。我想他的書齋美名曰“反動”莫過于他數万本陳年舊書吧。歷史有時候很會捉弄人，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舊書成了過街老鼠；而今在知識越多越光榮的時代，以往的舊書反動書，成了往昔“敵人”的收藏寶貝。
冉兄不但收藏舊書，還在孔夫子舊書网以“敵人韋小寶”之雅號，開設了縹緗書局//www.kongfz.com/。在网上他經常把他收藏的而自己并不特別需要、別人卻十分需要的書放在网上交易，比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三聯書店出版的兩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冊）、（第三卷），都是冉云飛眼中的好書——起碼我也這樣認為，被慧眼識金的王怡輕而易舉地交易“過戶”。而我本人，自然不能錯過机會，搜羅了1986年四川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約十多本，第二天早六點鐘提著沉甸甸的舊書赶飛机，完全心滿意足地告別成都，并向成都的兄弟道了聲謝謝。
非常遺憾，在成都未能見到老威——電話及小靈通均不能接通。幸好，我在北京的時候与他謀過一面。早在2001年的時候，老威出版的一本暢銷書《中國底層訪談錄》，特意為藏書家冉云飛作一“史記”，稱冉兄以不惜花十年時間撰寫《中國告密史》為一大樂事。老威寫道，雖然詩人石光華把殺父、奪妻、斷財路、揭老底列為人的四大罪，但前三項冉云飛沒能力做，于是便借藏書之机，坏人名聲。
《成都商報》的名記馬小兵是我在成都新結識的朋友，他說出身土家族的冉云飛被人稱做成都四怪之一——現在我才發現自己忘記問另外三怪又是何等高人，所謂云飛之匪，是如他說“人生得二三知己足矣，有四五敵人又何足懼哉”，可見此人毫無遮攔，率意已極。起初，我以為冉兄有李敖早期的風格，沒想到他倒說李敖并不是真正徹底的革命者，真正徹底的戰士，立場堅定，獨立判斷，不惜用生命捍衛權利，用一次次“戰斗”當作工具以達到自己目的。可是李敖在“革命”過程中并沒有堅持自己的价值判斷和真理研究，反而廢了自己的學問，累一世英名。
老威、云飛和王怡都屬于自由主義作家，而且都寫得雜，諸如政治文論、文學評論、詩歌、書評、電影藝術隨筆、教育批判等，他們有太多的共同之處：愛憎分明，熱愛生活，獨立意識，怀疑主義精神。最近几年，冉云飛還先后出版了批判現行教育制度的力作《沉疴：中國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和《尖銳的秋天：里爾克》、《先鋒的陷阱：博爾赫斯》、《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庄子我說》等七部著作。最新隨筆新作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發行，15万字的唐詩研究專著也將在年底前推出。不能不說，冉兄云飛是一位勤奮的作家，9月份的《中國國家地理》雜志“上帝為什么造四川”專輯發表了冉云飛的力作。作為本土作家，他在隨意的談話中就可以流露出對四川的猛烈的愛，愛如潮水。
“請為我唱一首蜀道難，用那遺忘了的古老言語，請用美麗的顫音輕輕呼喚，我心中的大好河山……”我在四川的時候，听旅途中的人介紹，四川被稱為“天府之國”乃是因為天府原是一個官職，主要掌管人間珍寶。后來，秦朝時蜀國“省長”李冰及子二郎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有了成都平原的富庶，“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成了中央王朝的主要糧食供給基地和賦稅的主要來源，再加上盆地在冷兵器時代具有易守難攻的特殊戰略地位，因而避免了歷史上很多次戰爭的破坏，得到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歷史上許多有眼光的戰略家，如張良、諸葛亮等都把四川當作可以立國的根基之地。唐朝中期和晚期，關中發生戰亂時，唐玄宗和唐僖宗都是選列四川成都避亂。六十多年前的抗日戰爭，蔣介石更是應了一句讖語“胜不离川，敗不离灣”。雖然國共合作的武裝力量打敗了日本侵略軍，但得胜的國民党政府卻在最后敗逃于台灣，人算不如天算。“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這是歷史上名篇《隆中對》中的名句，作者諸葛亮之所以協助河北人劉備得以稱帝，恐怕也与讖語“胜不离川”相關吧。三國時候，劉備率一支打打逃逃的烏合之眾，卻能夠保全實力，在蜀地三分天下，莫不与四川這個獨特的地理位置有關。再說近二十年發生的事情，四川民間有句話叫“要吃糧，找紫陽”，更是說明了四川的長足發展是有歷史淵源的。當今，只要四川首腦和廣大四川人民能夠順應這個淵源，天府之國將仍然是古往今來的富庶之地。
如此羅嗦了半天，無非是說明四川是個好地方，是上帝所造，具有獨特而堅固、不可動搖的內地所不能替代的“差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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