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9日訊】1931年9月18日，隆隆的槍炮聲撕碎了中國東北三省的寧靜，太陽旗插進了“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地，震驚中外的“918事變”一夜之間將東北同胞變成了亡國奴。

中國人談到抗日戰爭，習慣說“八年抗戰”，意即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為止。但實際上應是“15年抗戰”，因從“918事變”至“77事變”東北淪陷這七年間，不斷有中國軍民反抗。研究這段歷史的日本學者稱“中日戰爭15年”，即是從“918”算起。戰後的國際“東京審判”也是這樣計算，判定日本“918”無故挑釁，發動侵略。

●中國人損失慘重

在日本對華侵略的15年中，拋開幾乎無法統計的巨大物質損失，僅僅是生命，中國人就付出上千萬。據香港學者李谷城的研究，僅僅“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就傷亡341萬，共產黨軍隊傷亡了61萬。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平民傷亡為900萬。後來北京軍事科學院發表的統計數字為，軍民共傷亡2,100萬。

據在美國出版的《日本侵華研究》的編輯、南伊利諾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吳天威的研究，僅南京大屠殺，就有34萬中國軍民死亡；日軍“731細菌部隊”在哈爾濱拿活人做實驗，使3,000中國人喪生。而在東北發現的日軍屠殺華人勞工的“萬人坑”已有103座，“煉人爐”5座。

●一國兩“恥”

這些數字表明，中國是二戰期間生命損失最嚴重的國家。而面對如此嚴重的損失，海峽兩岸的中國政府卻沒有義正辭嚴地向日本政府追究責任，要求戰爭賠償。雖然國民黨執政的國民政府在二戰後曾要求日本賠償，但1952年蔣介石與日本簽訂了“中日友好條約”，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蔣介石這樣做，是因為當時中共要乘勝“解放”台灣，因而蔣介石急於拉攏日本，擴大聯盟陣線，同時也確保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1972年，毛澤東與日本發表了“中日聯合聲明”，也放棄了對日索賠。1987年，剛復出的鄧小平訪日，與日本簽訂了“中日和約”，以法律條款確定放棄對日索賠。毛澤東、鄧小平這樣做，是為了從聯合國趕走台灣，獨佔“中國席位”後，拉住日本以孤立台灣。海峽兩岸政權，都為了各自眼前的政治利益，在對日索賠問題上喪失了原則和道義，違背了中國人民的利益。

更有為了經濟利益而不顧廉恥的兩岸政客與“學者”把日軍侵華戰犯奉為座上賓。日本船業大世川一良是當年“東京審判”確定的70名甲級戰犯之一，他逃脫審判後經商發了大財，前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而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和中華學術院竟贈送世川一良名譽哲士學位。現在形容海峽兩岸有很多術語，如“一國兩制”“一國兩席”“一國兩府”等，但在對日索賠和追究戰犯責任問題上，兩岸的表現可謂“一國兩恥”！

●72％日本人認為應賠償

正因為海峽兩岸如此軟弱，有些日本政客才敢於公開抵賴歷史。除了修改“教科書”，僅從1986年至今，日本就有四名內閣大臣公開否認當年的侵略，日本一名國會議員還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造的。”

當然，日本民間並不是這樣認為。日本《朝日新聞》七月在2,316名日本平民中做的一項調查顯示，72％的人認為日本政府戰後對戰爭受害者賠償不夠。因此，抵賴戰爭責任和拒絕戰爭賠償的只是日本政府和少數極端的民族主義份子。

同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和戰敗國，德國政府與日本的態度顯然不同，他們至少做了三件贖戰爭之罪的事：第一，戰後德國制定了專門的法律，視篡改當年德國侵略性質、公開主張納粹觀點為違法，名文規定此類言論不受言論自由條款保護。1993年11月，德國將一名81歲的前軍人判處22個月監禁，因他出版小冊子為納粹辯護，說當年六百萬猶太人被殺害是編造的；第二，前西德總理韋理‧布蘭德1970年冬訪問波蘭時，冒著寒風在華沙二戰死難者墓碑前下跪道歉，其虔誠懺悔贏得世人尊敬，也成為他在次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原因之一；第三，德國戰後對猶太人的賠償已達600億美元，至今還有17萬猶太人每月自德國領取養老金。

●猶太人全球建浩劫館

日本之所以不能像德國那樣懺悔戰爭罪行並賠償戰爭損失，除了日本人本身缺乏正義和道義責任外，還由於中國人自身的麻木和健忘。雖然海內外都有華人發出不忘歷史、對日索賠的聲音，但在佔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中，這種聲音並不強大。與同樣在二戰中遭浩劫的猶太民族相比，在譴責日本政府的同時，我們更應該為中華民族的遺忘和麻木而痛心。猶太人在二戰中死亡的人數只是中國人的三分之一，但猶太人的苦難全世界知曉。從德國到以色列，從波蘭到美國，猶太人一座又一座地修建“浩劫博物館”。僅在美國，就有舊金山和邁阿密的紀念猶太人的山坡和海灘雕塑。1993年2月，洛杉磯建成開放了一座浩劫博物館，當年四月，經15年計劃籌建的最新大型的浩劫博物館在首府華盛頓建成開放。而猶太藝術家們則在出版了數不清的書籍和影視作品之後，近年又拍出了贏得全世界範圍的對猶太人同情、對殘殺者憤怒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

●不成功便成仁

為什麼中國人不像猶太人那樣嫉惡如仇，對苦難和罪惡刻骨銘心地記憶呢？不要說對半個多世紀前的“918”，連對被中共迫害至死的幾千萬同胞，很多中國人也相當麻木。甚至對幾年前震驚中外的“六四”屠殺，有人也開始忘記。中國人為什麼如此健忘與麻木？從根本上說，是這個民族缺乏生命意識，缺乏同類意識，和缺乏追究責任意識。

缺乏生命意識，就是不重視個體生命的價值，尤其是不重視他人生命的寶貴。東方文化歷來強調“家庭、群體、國家、社會、君主”等價值觀念，而不看重個體價值。當一種文化對個人價值不重視，個人生命也就隨之不再那麼非常重要。從對待“戰俘”上，我們即可看出中國人對待生命的態度。且不說古時就有秦國“坑降卒40萬”（這樣大規模殺害戰俘，人類史上也屬罕見）和漢代將軍李陵戰敗投降匈奴而遭漢武帝殺母斬妻；即使近代，國共兩黨雖針鋒相對，但在戰俘處理上卻相當接近。國民黨將領臨危受命時，往往得到上級面諭“不成功便成仁”，並得到自刎的短劍。不少內戰時被俘的國軍將領，在中共監獄度過幾十年歲月，經“特赦”後，取道香港去台灣竟遭拒絕，其中有人絕望，在港自殺。

而在朝鮮戰爭時，“中國人民志願軍”有兩萬人被俘。有一半選擇去了台灣，其余一萬人堅持返回了中國大陸，結果這些人從此終身處於被歧視和迫害，有的團師級軍官遭到軍法審判，罪名是“為什麼不戰死”。大陸近年曾有報告文學詳細披露這些志願軍戰俘返回後的悲慘命運。

●珍惜具體的生命

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對戰俘的態度則不同。在波斯灣戰爭時，被伊拉克俘虜的美國士兵牽動全美民眾的心。有士兵在戰場失蹤的鄉鎮，家家戶戶懸掛黃色絲帶，表示對他們的掛念。這些戰俘後來都在家鄉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沒人追問他們怎樣被俘，為什麼在伊拉克電視上曾譴責美國。對美國人來說，這些人的生命最重要。

越戰已結束近30年，美國至今還在尋找失蹤的官兵和戰俘。美國國防部長期在莫斯科的報紙上做廣告，對提供越戰美軍失蹤線索者給以報酬。即使確定人已死了，還千方百計把尸骨找回。即使有人已投降留居越南，還要詢問該人願否回美探親訪友。

最近的例子是美軍有一名上尉在索馬里被俘，美國主要媒體都予報道，全國民眾極為關注。當這名戰俘獲釋，他在索馬里美軍營房的擔架上就接到了美國總統從辦公室打給他的慰問電話，而當他到達美軍歐洲基地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美軍司令在機場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他手捧鮮花，躺在擔架上穿過儀仗隊的場面，生動地體現了美國人對每一個具體生命的珍惜。

從美國人民和政府對歷次戰爭中陣亡的官兵的態度上，我們也可以看出這種對生命的重視。在夏威夷、華盛頓和紐約等城市，美國人民把二戰、韓戰和越戰的全部陣亡人員的名字都一一刻在了一座座白色的大理石碑上。

去年夏天，在首都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前，我曾見到一位40多歲的女性親吻紀念碑上的一個名字，剎那間，我被這情景相當感動。我不知道那個刻在大理石上的人是她的丈夫還是她的兄弟，但我知道，對於她來說，那個刻在碑上的名字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命。他或許曾經熱烈地親吻過她，他或許曾經和她牽手走過童年……那一刻，我想起了聳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那上面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它是用千百萬被碾碎的血肉和靈魂鑄起的沒有具體生命的墓碑，只是用來象征國家、民族的偉大。

●我們是同類，必須幫助

在缺乏生命意識的同時，中國人更缺乏人類“同類意識”。即視其他人、其他種族、國家的人為自己的同類的心理不強烈。

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對索馬里和盧安達難民給予關注和援助，是因為他們視那裡的人民是“我們共同的人類”，我們必須幫助。而在這些援助者裡，我們從未見過號稱“第三世界領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隊伍。當然，當一個民族對自己的幾千萬同胞的死難都麻木的話，也就無法談及對其他種族的關切了。

在“六四事件”5周年之際，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發表聲明，對六四遇難者表示悼念，對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抗爭表示敬意。但他在演講中也不無悲傷地指出，“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中沒有一個人提到西藏問題，盡管西藏在六四之前幾個月剛剛遭到大規模的鎮壓並宣布了戒嚴。”一個僅北京就有100萬人參加的民主運動，竟然沒有一個百姓、一個知識分子譴責中共幾個月前對藏人的屠殺，而中共對藏人鎮壓的消息北京民眾並非不知。可見中國人的這種人類“同類意識”多麼淡漠。

●生存者的負罪感

相比之下，古巴人的生命意識和同類意識也遠超過中國人。最近引起美國媒體關注的是古巴難民問題。僅八月就有兩萬名古巴人從海上逃來美國，其中有一人被確證淹死。25,000名居住在邁阿密的古巴人上街舉棺為同胞送葬，並抗議卡斯特羅獨裁政權。而逃自中國大陸、在海上飄泊了114天的“金色冒險號”難民，抵達紐約海岸時淹死了10人，全美200萬華人沒有任何人為他們送葬游行，更沒因此抗議中共暴政導致這些同胞冒死逃向美國。

當人缺乏同類意識的時候，那麼面對死去的同類就很難產生“倖存者的負罪感”。近年來由中國人用英文寫作和譯成英文的四部揭露中共監獄、勞改營和文革浩劫的自傳性作品引起注目。它們是：吳弘達的《風疏雨驟》；巫寧坤的《一滴淚》；翟振華（音譯）的《中國紅花》和卜寧（無名氏）的《紅鯊》。美國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1994年夏季號英文《新亞洲評論》雜誌上寫了一篇很長的書評，對這四部作品給予很高評價，認為由中國人自己用英文寫出來他們的苦難已是難能可貴。但他在結尾處仍指出：這幾位作者的寫作動機有所不同，有的是為了揭示中共統治的真實，有的是為了讓西方世界更加了解共產專制的殘忍，有的表示，“不把自己經歷的這些苦難寫出來，等於白活。”然而，他們的寫作動機中都缺乏二戰後猶太作家那種“倖存者的負罪感”（survivor’s guilt）。

所謂“倖存者的負罪感”是指這樣兩層意思：同樣在那種摧殘生命的苦難中，我倖存了，而其他人卻沒有，倖存者對那些喪生的同伴（同類）有一種負疚的感覺。另一層意思是，我倖存了，那些同類被邪惡殺害了，我作為人類的一員，沒有能保護住那些遇難者，有失人的責任。中國人習慣於用“又不是我把他們殺死的”來解脫責任。沒有人要求倖存者一定去負什麼責任。但是倖存者的那種“沒能保護好同類和我一樣活下來”的“內疚感”則是一種更高的、更接近人的境界。這種負罪意識正是來源於人的同類意識。而這四部較有影響的揭示苦難的作品同時都沒有這一點，可能不是偶然。

●寬恕不等於遺忘

正因為中國人缺乏生命意識、同類意識和倖存者的“負疚感”，才導致中國人對苦難的遺忘和對殘殺者的“寬恕”。但是，寬恕不等於遺忘，更不等於可以不追究責任。寬恕邪惡和不追究責任就是為將來可能再出現的屠殺提供“許可”。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以“寬恕”為美德，但是卻經常在寬恕中喪失了堅持是非的道義責任。例如日本宣布投降時，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發表《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馬上宣布：“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以此淡化了對戰爭責任的追究。

在這一點上，美國人與中國人也相當不同。例如，美日兩國二戰後成為盟國，關係一直友好，但美國照樣在夏威夷修建“珍珠港事件紀念館”，強烈譴責日本的偷襲和殘殺。在館內放映的珍珠港事件影片結尾以宣誓的口氣說，如果我們忘記了當年的遇難者，我們就是忘記了我們是什麼人，我們美國代表著什麼！

而猶太人不僅在世界各處建浩劫紀念館，還50年來不斷地堅持追查緝拿當年的納粹分子。《紐約時報》經常有這類報道：79歲的前納粹幫凶托威爾今年在法國被查出，法庭對他半個世紀前迫害猶太人的罪行進行了審判。50年前移居阿根廷、現年81歲的前納粹分子培勃科不久前被查獲，將被引渡到意大利接受審判。美國一著名德裔教授因學術成績斐然，逝後該校懸掛了他的畫像。猶太人社團經過多年的查找和證據收集，最後確證這位教授當年幫助過納粹，要求那家大學摘下他的畫像。

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並不會影響我們和已經放棄了軍國主義的民主的日本建立友好關係和發展貿易往來。戰後的德國因為認罪、制裁戰犯和進行戰爭賠償而更好地發展了與以色列、歐洲各國以及美國的友好關係。而日本則以它的經濟實力超過中國而強硬地拒負戰爭責任。那麼，中華民族，這個歷來被稱為“最要面子的”民族，是否在遭受日本強暴之後，就僅僅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而不顧自尊地放棄追究日本的責任？

●拒絕遺忘，才會強大

中國人已把人類的健忘本能發展到驚人程度。相當多的中國人不僅忘掉了“918”，忘掉了被日軍殺害的成千上萬的中國同胞，而且對中共半個世紀來迫害至死的幾千萬人以至幾年前的六四屠殺也麻木不仁。紐約有30多萬華人，可六四紀念遇難者晚會，只有約三百人參加，不到紐約華人的千分之一。據各方面的統計數字，“六四”時至少有上千名學生和市民遇難。對此淡忘的人們，不知是否想過，如果“六四遇難者名單”上有一個名字是你的丈夫、妻子或者兄弟姐妹，你是否還要冷漠？如果對這樣的事實你也不動情，那麼如果那個“名字”就是你自己，你還能忘記嗎？！

第一個提議修建華府“浩劫博物館”的猶太作家埃利‧威賽爾（Elie Wiesel）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致詞中說：“忘記就是遺棄記憶，出賣記憶，出賣歷史。換句話說，遺忘就是甘冒再遭屠殺的危險。”中國人只有拒絕遺忘，永遠記住“918”、“77”、“文革”、“64”，提高每一個人的生命意識和同類意識，嫉惡如仇，堅持道義，才可能結束共產專制，建立一個民主強大的中國，避免“918”等可能的外部侵略和類似“64”的內部屠殺。在一個民主自尊的中國面前，日本政府才可能對當年的侵略認真地道歉並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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