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

【專欄】余杰:什麼樣的作家會被歷史感激?

——讀王開岭《跟隨勇敢的心》
余杰
font print 人氣: 5
【字號】    
   標籤: tags:

【大紀元9月16日訊】元旦的夜晚,我一邊聽中央電視台轉播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一邊讀王開岭的新作《跟隨勇敢的心》。王開岭在這本書中講述了一些偉大的心靈、一些偉大的著作,這些偉大的心靈和著作像星辰一樣照亮我們,像火焰一樣溫暖我們,「他們是銳角,暗夜中最嘹亮和驚險的『銳角』。像矛刺、像號筒、像鋼釘、像蒺藜,鋒芒所向、劍氣所指,無不是黑夜中最黑、最毒、最凶、最險的東西……他們是詩人,是作家,更是鬥士和良心;是知識分子,更是真正的愛國者和人道者。」我被打動了,我覺得書中的文字仿佛在與音樂會中最動人的交響樂一起呼應、傾訴、回旋和吶喊,與金色大廳一起閃爍和榮耀。《跟隨勇敢的心》副題為「我最難忘的讀書之旅」,而我一直以為,了解一個知識分子在閱讀什麼樣的書籍、在咀嚼什麼樣的精神糧食,就可以洞察他擁有一顆什麼樣的心靈。這一次,王開岭沒有讓我失望。

當許多中國文化人都在煞有其事地呼喚「有體系」的、「原創」的「思想」的時候,王開岭卻通過講述索爾仁尼琴、奧威爾、加繆、伯爾、克里瑪等作家的故事,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事實:今天中國最匱乏的並不是貌似高深的「思想」和「學術」,而是直面現實、言說真相的良知與勇氣。說出「常識」並不需要多麼深奧的思想,卻需要開罪於權力者的勇敢。對於那些「勇敢的心」,王開岭選擇的是跟隨而不是迴避,是景仰而不是拒絕,是讚美而不是嘲笑。然而,今天大多數中國作家卻已經淪落為《皇帝的新裝》裡的弄臣和小丑。在我們的書籍、報刊、電視和網絡上,充斥著滔滔洪水般的假話、謊話、套話、空話、歌頌的話、獻媚的話、言不由衷的話、自相矛盾的話和自欺欺人的話。連提倡說真話的巴金老人也並沒有說出多少真話,更何況那些以「躲避崇高」自詡的後輩呢?多年在一間陰冷的地下室中讀書和寫作的王開岭,卻正告這些在現實生活中左右逢源、名利雙收的文化人說:如果沒有一顆勇敢的心,你們就不可能被歷史所記住、被歷史所感激。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經歷了與俄羅斯一樣深重的苦難,我們卻沒有誕生一個我們自己的索爾仁尼琴。在面對那無邊的苦難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否配得上承擔這種苦難?」而「龍的傳人」們卻在揣摩「如何坐穩這奴才的位置?」

是做「深水魚」,還是做「淺水魚」?是在黑夜中尋找光明,還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索爾仁尼琴把自己比喻為一條「深水魚」、一頭固執地去頂橡樹的「牛犢」。黑暗是存在的,然而最可怕的並非黑暗,最可怕的是習慣黑暗並歌頌黑暗;鐐銬就在身上,然而鐐銬並非最痛苦的折磨,最痛苦的折磨是什麼呢?「不能浮出水面,不能公開發表作品,不能用一支筆去影響周圍的生活,尤其不能去影響成長中的青年一代——而是把他們白白拱送給敵人去毒化、去『培養』——這是包括索爾仁尼琴在內的『深水魚』們每天都遭受著的炙烤和煎迫。他們幾乎聽得見靈魂在冒煙的焦糊味……」有多少中國作家會感受到這樣揪心的痛苦呢?「多乎哉?不多矣。」在同樣的絕望中,中國詩人食指寫下了《魚兒三部曲》,其中有如下幾句——「當魚兒完全失去了希望才看清了身邊猙獰的網繩春天在哪兒啊,它含著眼淚重又開始了冰層下的旅程。」

食指瘋了,索爾仁尼琴卻目睹了帝國的崩潰。當聖火復活的時候,黑暗只好倉惶逃遁。石映照在《蘇俄流亡者的復活》一文中寫道:「俄羅斯為什麼這麼黑暗?現代極權統治如何輕易地就毀滅了這麼偉大的國度?作為觀光客的羅曼.羅蘭說不清楚,研究權力異端的茨威格也說不清楚,它需要一批來自這個國度的真的勇士和警世者的努力,《日瓦戈醫生》這樣做了,索爾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島》緊隨其後,然後還有扎米亞京,他的流亡成果是《我們》。」確實,自由只屬於那些有勇氣追求自由和捍衛自由的人,自由從來不會自動降臨到那些企圖「守株待兔」的人身邊。當年,在克格勃特務們陰毒的目光下,索爾仁尼琴義無反顧地宣稱道:「我不屬於我自己,我的文學命運也不屬於我個人的文學命運,而是所有那千百萬人的命運,他們沒來得及寫完、低聲說完、用喑啞的聲音訴完監獄裡的命運,和自己過於遲了的勞改營中的發現。」是的,他的筆就是一把鐵鍬,撬動了帝國用花崗石建造的基座。

在《跟隨勇敢的心》中,若隱若現地存在著這樣的一個主題——「你是怎麼熬過來的」。這個主題是由一個小故事引發的:蘇聯東歐的專制制度崩潰之後,在加拿大一所大學的課堂上,有人就當年的「布拉格之春」詢問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兒,好奇的局外人大概想知道,這二十年的光陰大多數捷克人是怎樣熬過來的?這位平時嘻嘻哈哈、性格活潑的女生先是一陣沉默,然後突然失聲痛哭。這哭聲引起了遠在萬里之外的王開岭的思索:是的,「你是怎麼熬過來的」既是一道同貧困、飢餓、監視和各種威脅打交道的嚴峻生存課題,更是一記人格、尊嚴、良知面臨詰問與挑戰的精神性質疑,因為它還有另一層潛台詞:「那時,你在幹什麼?」這是一場無法回避的問答。正像文革結束後,每一個知識分子都面臨的慶幸與尷尬:除了「受苦」,你還干了什麼?這是我們所有人的問題——無論是加繆《鼠疫》中那些僥幸的幸存者,還是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生活在「老大哥」陰影下的人們;無論是寫下了《不合時宜的思想》的高爾基,還是寫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昆德拉…

與「你是怎麼熬過來的」密切關聯的另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留在祖國」。王開岭認為,對該問題作出了「最有力和最讓人信服的回答」的是捷克作家克里瑪。克里瑪是這樣說的:「我可以重復向她解釋:因為這是我的祖國,因為在這裡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們正如他們需要我一樣。因為這裡的人們和我講的是同一種語言,更因為我愿意繼續寫下去,作為一位作家更意味著緊密關注人民的命運,不能漠視它,應該為那些不能為自己辯護的人辯護……對國外能享有的那種自由生活,因為我並沒有參與創造它,因此也不能讓我感到滿足和幸福,正如我不可能感受到他們國家的悲哀一樣……我還可以對她說,我喜歡在布拉格大街的鵝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讓我想起這座城市的古老歷史,我熟悉並理解它的歷史……」正如丹東所說的「我不可能把祖國放在鞋底帶走」,克里瑪選擇了留下,並承擔由此帶來的一切後果。以勇氣為寫作的源泉,以信仰為生命的支柱,他不懼怕更為艱難的「內心的流亡」。克里瑪不願意离開,是因為愛;他不願意說謊,也是因為愛——愛街道上的鵝卵石,更愛走在鵝卵石上的每一個堅忍不拔的同胞。對此,王開岭評論說:「『因為我沒有參與創造它』,這是最令我感動的。也就是說,之所以選擇留守而非流亡,就因為『我』想親手參與自己國家的『創造』,之所以沒有率先踏上自由之路,就因為『我』有一個夢想:要把生命和信仰的種子,最直接地埋植在這塊土地上,要親眼看到貧瘠的它是怎樣一點點升起自由、尊嚴和力量……就像一位農夫,只有吃到親手栽的蔬菜、親手烤的麵包,他才會欣慰而笑,才會獲得價值和意義,才會真正地器重自己。」讓人欣慰的是,克里瑪和哈維爾都迎來了這一天,自由像陽光一樣撫摸著他們皺紋深深的臉龐,「親手創造」的幸福充溢著他們的心房。他們用生活和寫作證實了人身上存在的高貴性,他們用生活和寫作申明了一個永恒的信念:雖然不是每一個農夫都能夠吃到自己種植的香噴噴的糧食,但是收獲的那天最終會來臨,你的朋友、親人和子孫都將享受到你的福蔭。他們都會對你的勞動和奉獻充滿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愿意與王開岭一樣,成為那些勇敢的心的不悔的跟隨者。

大紀元首發轉載請注明大紀元。(//www.dajiyuan.com)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
related article
  •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姜狄向大家介紹了中國著名青年作家余傑的思想以及理念,今天,她就會同大家講余傑對美國的看法,以及他的恐懼和希望。
  • 余杰﹕永不“引咎辭職”的中共官僚
  • 我對余杰另眼相看,始于今年上网后讀到他自稱是“六四的孩子”,是六四的鮮血讓還是初中生的他接受了成人的洗禮。我那時雖已是留學生,但也是六四才讓我看透了中共的邪惡本性。坐在電視前看著為民請愿的大學生們倒在血泊中,我不得不又想起生与死的老問題,是六四讓我開始理性地尋求生与死的意義。 我欣賞余杰是因為他能在當權者欲置之于死地時而更加頑強拼搏勤奮寫作。我象他一樣有拒絕謊言挑戰強權的勇气,但我不敢面對大陸殘酷的現實,更無能在紅色恐怖中靜下心來生活和工作。正在我自嘆不如時,便目睹有人文攻余杰。尤其是那天剛發了我的“再別魯迅”,回頭就“再見余杰”。
  • 余杰﹕葉劉淑儀:鱷魚的眼淚
  • 余杰﹕高勤榮,你在哪里?
  • 二ΟΟ三年八月七日,随着一艘标号为“云南渔政40号”的铁皮船缓缓驶入滇池,对沉没于滇池水下六十一年的一架飞虎队战机的打捞工作宣告正式开始。为此,中国探险协会已经筹备了整整五年。据该协会所掌握的资料,已经初步把打捞的这架坠机锁定为P-40型飞虎队战斗机。
  • 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沒有信仰的,因此“忏悔”對于他們來說是一种過于奢侈的品格。我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現象,喜歡“忏悔”的往往是那些已經倒台的中共官僚們。是不是因為他們因為“信仰馬克思主義”而具備了“忏悔”的能力呢?
  • 警察權力大如天,根本原因是今日統治中國的中共政權,乃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政權。它的權力來自于暴力,它的維系也得依靠暴力。統治者必須讓暴力机构擁有隨意侵害和剝奪普通公民基本人權的權力,這樣才能維持所謂的“穩定”和“長治久安”,這樣才能壓制所有不滿的聲音和抗議的行動。中共巨頭們宣揚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是由數百万像蔣某、陳廣仁這樣的警察來實現的。警察和軍隊是這個政權的“鋼鐵長城”,只要對主子忠心耿耿,他們當然可以享有無限的權力;与此同時,中國的普通公民則處于任人宰割的地位,連身為政協委員的孫洪都被警察丈夫打得頭破血流,遑論一般老百姓呢?既然作為“當代皇權”的中共當局擁有“三權合一”的絕對權力,那么作為中共“爪牙”的軍警憲特也同樣擁有為所欲為、荼毒蒼生的資格。否則,這個獨裁政權如何能夠維持下去呢?孫洪沒有起碼的安全感,我們每個人也都沒有起碼的安全感。孫洪所遭受的毒打,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遭受到。這就是我們無法逃避的可怕的現實生活。
  • 歷史學家湯恩比把中國稱作“隱土王國”。他認為中國處于一個靜態性的農業社會中,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統,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种自覺不自覺的“光榮的孤立”。維護這种“光榮的孤立”的核心便是——皇帝。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帝王中,明君實在少得可怜。退一万步說,即便稱得上昏君的也不多,因為有半數以上的皇帝不是嬰儿就是老朽,他們根本就不具備治國的能力,因此用明君/昏君的模式來評判他們是毫無意義的。
  • 美國思想家愛默生一直到晚年都在思考東西方對個體生命的不同態度,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我論‘文明’的那篇文章里,我忽略了一個重要特點,也就是人對生命的日趨尊重。東方國家和歐美國家的區別主要也在于此。据說在法國的日本人對執行一次死刑所需要的巨大准備和耗費感到惊奇”与日本相似,中國也是最不尊重人的生命的東方國家之一。其中,農民的生命受到了最為極端的蔑視,“草民”、“草民”,也就是是說人民的生命像小草一樣卑賤。直到今天,數量超過十億的中國農民,依舊終日生活在恐懼和匱乏之中,大人物的一舉手一投足就能讓他們家破人亡。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