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0日】胡、溫施政以來，對階級專政仍抱幻想的人們對改良政治熱中於內，將自己的臉蛋貼上了權貴們的冷屁股。一時間為「新政」叫好者有之，呼籲胡哥特赦者有之，高呼萬歲者亦有之。改良主義者提出了諸如修憲建議、民主法治、言論自由、反腐倡廉、國企改革等種種主張，甚至有學者建言憲法中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應考慮換個說法，以及重新評價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網絡言論呈現少有的熱鬧氣氛。這當然是善良人們的一廂情願。繼宣傳主管單位指示各媒體不得熱炒修憲之後，台灣《聯合報》又報導近日當局有旨重申「正確的輿論導引，是國家之福，錯誤的輿論導引，是害民之禍」，暗示民間輿論應有所收斂。在不啻當眾給了改良主義者一記耳光，一言興邦的初衷竟被斥為「害民之禍」。他們在困惑、彷徨之餘有著失落感。在我看來這是意料之中的。

《聯合報》說關於修憲中央已有決定。這是階級專政的必然結果。在一個病態社會裡，一黨獨大的現象無孔不入，何況修憲這樣的經國大事。在這樣的社會裡，憲法只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執政黨當仁不讓地包攬一切、定下基調，然後出於需要通報各民主黨派，再走上神聖的大會堂鼓掌通過是歷年的通例。何況，這次修憲原本就是為政治寡頭的神像塗抹金粉，國之神器豈容那班迂腐置喙？憲法在專制社會本是可有可無的飾物，除了對於鞏固專制統治有利的某些條款，其它規定公民各項政治、文化權利的條文當局從來就沒有執行，也沒打算執行。改良主義者希求政治寡頭採納他們的修憲建議，是明知其不可而為之，其用心也苦，其結局也悲。

民國時期曾有過數次立憲、修憲活動。最早的《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之民主國」，「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民自定之」，政權未穩的國民政府給予人民以充分的尊重和完全的信任。孫中山說：「我們現在來講民治，就是要把機器給與人民，讓他們自己去駕馭、馳騁。這種機器是什麼呢？就是憲法。」這是何等地光明磊落和氣宇宏大？就在袁世凱執政時間為制定正式憲法，北洋政府也廣泛收羅各界人士，征集意見，發動民眾，參與討論，僅北京一地就成立了8家憲法研討協會，召開會議達16次之多，邀請市民參與旁聽，民辦報紙也積極展開立憲討論。這樣的立憲至少在形式上使「國家權力屬於人民」的社會公理得到了充分體現。1938年國民參政會第4次大會上共產黨、青年黨、國社黨、救國會、職業教育派提出了7個提案。這些提案包含保障各黨派合法地位、結束黨治、立施憲政、改革政治等敏感內容，得到國民政府部份採納，未採納部份政府也聲明暫緩施行。這說明當時的政府是不敢公開宣佈實行政黨專政、階級專政，規定一個階級凌駕於其它階級之上的。儘管他們的民主方式還不完善，民主進程有反復，但他們向民主政治邁進的步伐從來沒有停止下來。他們還不敢以種種理由狡辯民主政治不符合具體國情。

至於言論自由，清朝末年對於未經審批擅自開印的民間報紙僅止於罰款，而民國初期則連審批也不用，是徹底開放。到1913年全國民間報社已達500多家，到1937年達1,518家，私營通訊社也有520家。抗戰時期的建國綱領第26條規定「在抗戰期間如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充分之保障。」中共革命家陳雲說過，共產黨在國統區的報社、刊物國民政府取締一家，他們就再重新登記一家，與政府玩貓捉老鼠的遊戲。說明只要不是反對三民主義和宣傳推翻政府，言論是相對自由的。連共產黨內部極左的王明也承認「民主自由已經開始有了，現在各黨派可以公開活動，群眾團體可以公開活動，言論出版的相當自由，政治犯的釋放，不都是事實嗎？」（1938年《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武漢大學的演講》）這是當時政治民主的最好旁證。而此時國難當頭，抗戰第一，穩定應該是壓倒一切的，民主似乎是一種奢侈品。數十年來，別有用心的鼓動家把那樣寬松民主的社會描繪成「黑暗年代」，就是在那個「黑暗年代」，不同政黨和思想派別都能兼收並蓄，恰恰說明了當局有著把人民當作「國家主人」的誠意並始終在努力之中。

然而時間的流逝不等於時代的進步。時下的神州，政治寡頭向人們灌輸著一種聲音，粉飾太平的讒媚之辭成為暴力機器不停運作的潤滑劑。他們在塑造神像，同時製造一代社會主義新愚民，專制和愚昧這對連體怪物在他們看來燦若天仙。除了他們手中的「金喇叭」，瑣吶、破鑼一律不準發出聲響。一個《不寐論壇》，數年內竟被封了30多次。央視新聞曾自豪地誇耀他們的節目在六大洲落地，至今卻沒有任何一家國外媒體的節目能落地大陸。就連香港鳳凰衛視也對百姓禁止。人民的口舌、視聽已被封堵殆盡。他們只剩下了生存權。從禁止媒體宣傳修憲到指斥民間言論是「錯誤的輿論導引，是害民之禍」，充分表明權貴們對人民缺少起碼的尊重和信任，只有對自身政權的合法性都不能理直氣壯的政府才會防民如防賊。這樣的政府決不能代表文明、進步。這裡的國民決不可能成為「國家主人」。這是當今世界極為罕見的政治氣象。由此可見，特權階級對腐朽的既行秩序已甘之若飴。由高度壟斷的宣傳機器所鼓燥的「群眾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是衡量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結點」、「權為民所用」和「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華麗詞藻只是一種無恥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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