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5日訊】我生長在中國南方廣州郊區一個小鎮。一九六八年秋，我還未滿十八歲，在鎮上一間荇器編織工場工作。一天，鎮革委要我們其中的几個青年去開會。到了開會的地點，已有几時個青年在會場。不久，鎮革委的人講話了，冗長、空洞，乃是共干講話的作風，因此我初時并沒有留意講話內容，只想著個人的私事。后來會場起了些騷動，我發現人們都在低聲談話，面色异樣。一問之下，才明白了開會是要我們下鄉務農。人們都面面相覷，之后就是漫長的沉默，沒有人表態。鎮革委的人只好無奈地宣布明天繼續開會。

第二天上午，人們按時到達會場。只見辦公台上鋪著一大張紅紙，上寫“光榮榜”。鎮革委的人也不再多說什么，只叫人們在紙上簽名。隨即便有三幾個人爽快的簽了名，就此而已。之后無論鎮革委的人怎樣勸說，也不再有人簽名。中午十二點了，鎮革委的人宣布包括我在內的其中一些人留下。小鎮上的人我都認識，我注意到留下來的人都是紅朝所稱的黑七類的子女。

當可以先走的人剛走完，一個鎮革委的人突然走向一推抄家沒收回來的古舊家具旁，抽出一條木椅腳，在手上拍著，向我們走近，要我們逐一表態，要說明不簽名的原因。輪到我說的時候，我說家里只有一個母親，离開了便沒人照顧……。我話未講完，只見鎮革委的人猛的一下用力把椅腳敲向辦公台。當乓的一聲傳入耳鼓時候，我的心也跟著突突的振蕩。鎮革委的人鐵青著臉，咆哮著：“人民政府給你們光明出路，你們還留戀反動家庭嗎……。”

我的玩伴小馬，只有十六歲，他的手正搭在我的肩上，不停的抖。我腦里閃過傳聞中几個在被勒索交出錢財過程中被活活打死的地主；閃過親眼目睹工人武斗；廣州城內吊在電線杆上，及橫在路邊死的莫名其妙的尸體；閃過自四清運動后給予逃避斗爭罪名而管制后又不斷被斗的母親。我恐懼亂棍落在身上，也恐母親因我而遭更激烈的斗爭，終于屈辱地在“光榮榜”上簽了名。

對付黑七類以外的青年，紅朝又另有策略。那就是將其父母停職，不發給工資，直至同意下鄉。

金秋十月的一天上午，天朗气清，我們出發了。鎮革委會的牆上貼著光榮榜，高音喇叭在廣播，聲傳數里：“我們鎮首批革命知識青年，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熱誠地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們熱烈歡送……。”

一些人在敲鑼打鼓，場面看似非常熱鬧。一群小學生走上來，給各下鄉青年在胸前戴上一朵血紅的大紙花。

我和小馬及一些還沒机會上過中學的人，忽然變成了知識青年，而且還是革命的，并熱誠地去接受再教育。

我真想放聲大哭，笑紅朝的荒謬！

然而，又不禁悲從中來，我想痛哭，哭十多年來在掙扎中苟存的生命；哭面對的茫茫前路；哭一直相依為命、體弱多病的母親將單獨生活，不斷被爭斗、被奴役。但最后，強忍了眼淚。我并非剛強，是怕招致殘酷的斗爭。

有几個年紀較大，拒不簽名的黑七類子女，于十多天后，被強行取消了戶口，斷絕糧食配給，由兩個共干“陪同”來到務農的鄉村。

我們也知道了，當初領先報名的人，都是共干安排的戲。他們都不用下鄉，名目是：革命需要。

不久，無數廣東的青年紛紛逃到港、澳。

來到加拿大后，我才有幸體會到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可貴。年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儿童，均受政府特別保護。仁政与暴政之不同，有如天壤之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