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6日訊】 康同璧自幼成材，游學歐美，后投身社會，并從事藝術。有如此經歷的人，該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卻很喜歡讓人給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個人的卦。這個人不是什么風水大師、易經專家，是与之同住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姓林，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羅宅跨院的兩間平房，是她的落腳之處。

從相貌到舉止、從打扮到說話都是個十足農婦相的林女士,平素只呆在自己房間里做女紅，如納鞋底儿，縫棉襖，絮棉被。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進到正院。在我們面前，她有些拘謹，極少說話。即使有人問她什么，也是用最短的語句回答。而老人叫她，不外乎兩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針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几日，康同璧必請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么都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沒有客人來？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么都能算，而且從草梗、紙牌、硬幣到縫衣針，林女士都能拿來當做占卜工具。

我曾問羅儀鳳：“你媽為什么喜歡算卦？”

她笑道：“哎，算著玩唄！八十歲的老太太還能玩什么？現在我們能玩什么？”

“林女士算得准嗎？”

“很准。”

“真的？”

“真的。”

“為什么？”

羅儀鳳說：“因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這樣的人算出來的卦，最准。”

“羅姨，你能給我講講她的身世嗎？”

羅儀鳳盡管點點頭，卻一個字不說。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給康同璧算挂。一般來說，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年夏季以后，林女士算出來的卦，有時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擺擺手，讓林女士离開客廳。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說自己頭昏，心里不舒服。剛吃過早飯，就叫女儿請林女士過來給自己的身體狀況卜算一下。那日的天气特別地坏，狂風大作，烏云蔽日，气溫驟降。羅儀鳳建議等到中午再去請她。老人怎么也不肯，非要立馬見人。林女士很快來了，算出來的卦，很糟。

“怎么會這樣？”老人的眼睛直視對方。

“康老，就是這樣。”林女士小聲回答，態度謙恭。

羅儀鳳使個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羅宅。剛跨進門，羅儀鳳便悄悄告訴我：“還不到吃午飯的時候，我媽又讓人把林女士叫來，又測一卦。”

“結果怎么樣？”我問。

“假如早上的簽，是‘不好’的話，那么中午的簽，就是個‘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廳多坐些時間，多和她聊天說話，讓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嗎？”

“當然可以。羅姨，你放心吧。”

不一會儿，康同璧午覺醒來，走到客廳。羅姨赶忙取來木梳，給母親攏頭。我赶忙打開話匣子，東扯西拉。一向愛聊天的老人，對我們的談話失去了興趣。她將雙手攤在膝蓋上，看看掌心，再翻過來瞧瞧指甲。之后，便抬頭對女儿說：“你去請林女士來。”

羅儀鳳指著窗外，說：“外面刮大風，是不是明天再讓她過來？”

“不，你現在就去。”口气堅決的不容置疑。

羅儀鳳無可奈何，也毫無辦法，只好去請林女士。

占卜是在書桌上進行的。康同璧神情專注，眼睛緊盯著林女士的手。羅儀鳳忐忑不安，站在母親的身后。我也跟著緊張，害怕再出坏簽。林女士的臉上則無任何表情。整個宅院象一座久無人住的古堡，四周沒有一點聲音，只有窗外的狂風在猛烈地呼嘯著。這哪里是在做占卜的游戲，簡直是兩軍對壘，決戰前夜。卦推出來了：下下簽，是個最坏的結果。

“你說說，這是什么簽？”老太太面帶怒容，一下子把臉拉得很長。

林女士不語，康同璧气得兩手發顫。羅儀鳳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赶快撤离。

康同璧繼續逼問：“我問你，這是什么簽？”

林女士還是不說一字。

“我在問你，你怎么不回答我？”老人嚴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里閃耀著可怕的光芒。

她那布滿皺紋的臉上，還流露出一种能打動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著一种不祥的鎮靜。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問三不答的態度，同時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滿臉緋紅，鼻翼也由于激動而張大。一條深深的皺紋從緊咬的嘴唇气勢洶洶地向下巴伸展過去，她死死盯著眼前這個給自己三次預言厄運的女人。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已變成了無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一記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臉頰。這個舉動發生得這樣突然和意外，瞬間的行為和一貫舉止的巨大差异，把我嚇呆了。而毫無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動不動。

羅儀鳳惊呼，道：“媽媽，你怎么打人呀？！”隨即，從暖壺里倒了一杯開水，遞給林女士。

康同璧也震惊于自己的舉動。她用手扶著桌子，閉上眼睛，仿佛眩暈了似的，額角滲出細細的汗珠，臉色慘白。

我膽怯地問：“康老，我扶您到沙發那儿去坐吧。”

“不用。小愚，謝謝你。”顯然，她在竭力約束住自己，慢慢地轉過身朝臥室走去，在掀門帘的時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門框。我覺得那個耳光，同時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體力和精神。

晚飯后，我們圍坐在壁爐前。這時，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复了清亮，像是烏云散去后，那洶涌的波濤經月色的照拂，已歸于平靜。她讓女儿再請林女士過來一趟。我想，這次該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羅儀鳳的陪同下，進來了。她的溫和与禮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時在香港教會學校讀書見到的修女。

康同璧見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說：“林女士，請你原諒我下午的舉動。”

這個舉動也如那記耳光，同樣令我吃惊。林女士也有些惊恐。因為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慣常做法是：心里認錯，嘴上不說，更不會低頭，搞主動道歉。站在我身邊的羅儀鳳則長出一口气，臉上浮出了微笑。

事后，我問父親：“為什么一個下下簽，就能讓康老失去常態呢？”

父親認為，我提的可不是個簡單的問題。這其中有哲學內容，有心理學成分，還有社會因素。他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中國人沒有信仰，卻迷信。窮人迷信，闊人迷信，貴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說到這里，父親用手指著后院的方向，說：

“小愚，還記得我們家后院角門的四扇活頁門板上分別寫的‘元亨利貞’四個字吧。你知道它個是個什么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說平安通泰吧。”

父親裝出一副神秘的樣子，故意壓低嗓門在我耳邊說：“這是卦辭。”

“真的？”

“當然啦！是《易經》里的乾挂的卦辭。”

“天哪！卜辭都進了家門。”我叫了起來。

父親說：“你看，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說，像康同璧這樣的老人，只想長壽、平安。所以一個凶卦對她來說，就是打擊。連續三次打擊，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沖動下的那一耳光，与其說是針對是算卦的人，不如說是針對她算出來的卦。不過，康老在沖動過去后，便去鞠躬道歉，這是很有勇气的。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錯了，卻從不認賬。”

以后發生的事情證明：林女士的卦是靈驗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簡單。

（19）68年，康同璧過了最后一個生日。

羅儀鳳對我說，家里還存有一些燕窩，准備在母親生日的時候，全拿出來請客。

我說：“我這輩子還沒吃過燕窩呢。”

“你怎么會沒吃過它？”羅儀鳳吃惊地問。

我說：“（19）48年在香港，馬來的燕窩大王曾送給父親兩大口袋燕窩。回國后我爸忙，我媽也忙，誰都顧不上吃，一直擱在堆放雜物的房間里。結果，紅衛兵抄家時把燕窩全抖落在地上，腳踩來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听了，拍著沙發扶手說：“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這里吃晚飯，我請你吃燕窩啦！”

我高興地答應。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親胃痛，我陪著父母喝稀飯。天完全黑盡的時分，才赶到東西十條。一進門，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壽。滿臉喜气的老人赶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時吃早餐的圓形餐桌旁邊，端起小碗舉到我嘴跟前，說：“這就是燕窩。要不是我提醒儀鳳給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窩是涼的，但我愿意當著壽星的面，趁著興奮勁儿一股腦儿吃下去。吃的時候，舌唇雖難察其味，但幸福与滿足的感覺，一起擠入了心底。

客廳里坐滿了客人，令我惊詫不已的是：所有的女賓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著錦緞旗袍，而且個個唇紅齒白，嫵媚動人。提著亮小銅壺，不斷給客人斟茶續水的羅儀鳳，穿了一件黑錦緞質地、暗紅色軟緞滾邊的旗袍，腿上長筒黑絲襪，腳下一雙式樣極其別致的猩紅氈鞋。頭發也攏直了，用紅絲線扎成一雙辮子。不僅是女孩儿家打扮，而且紅黑兩色把她從上到下裝扮得風情十足。轉瞬之間，我仿佛回到了“万惡的舊社會”。

我問那上海小姐：“現在，連花衣服都被當做‘四舊’取締了，她們怎敢如此穿著打扮？”

上海小姐說，她們來的時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內裝旗袍，高跟鞋，鏡子，梳子，粉霜，口紅，胭脂，眉筆。走到康家大門四顧無人，就立即換裝，化裝，而丈夫則在旁邊站崗放哨，好在那時的居民不算多。

我問：“她們干嘛不到家里去裝扮，非要在外面？”

“這是規矩，也是對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進門就要行禮祝壽，穿著那套革命化制服怎么行？”

我坐在客廳的角落，看著滿屋子貴客和康氏母女時而英語、時而粵語、時而舊話、時而笑話地熱烈交談著。在暖融融的气氛里，被強權政治壓癟了的靈魂，因頓獲釋放，而重新飛揚起來。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銀色軟緞旗袍，腳下是銀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嬌好面孔，煥發著青春的光彩。

我問羅儀鳳：“她是誰？實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吳，芭蕾舞演員。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孫女。”

這時，我听見康同璧問她：“你的媽媽好嗎？”

吳小姐答：“媽媽被赶到一間閣樓，閣樓窄得只能放下一張床。每月發給她十五元錢。領工資的那一天，媽媽必去‘紅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廳）拿出一塊錢，挑上一塊蛋糕吃。她說，現在上海資本家家里最寶貴的東西，就是裝著食品的餅干筒了。如果紅衛兵再來抄家，她說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東西都塞進嘴里，再去開門。”

吳小姐還說：“媽媽說話常帶出英語單詞。越是著急，英語就越是要蹦出來。為了這個，批斗時吃了不少苦。”她還模仿了一番母親怎樣“英漢雙語”地說話。那活靈活現的表演，讓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個中年女性始終端坐在單人沙發，神情高貴，很少說話。即使對老人說上几句，也是我一點也听不懂的廣東話。羅儀鳳告訴我，她是自己的親戚，在北歐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工作，月薪高達三百。“文革”開始不久，上邊就命令她回家。那個國家的大使夫婦曾手持鮮花，數次登門拜訪，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館。因為現在外交部派了三個人來頂替她，也還沒把活儿干好。

在那么一個既瘋狂又恐怖的環境里，大家都在苟活著，誰也談不上風節。但他（她）們卻盡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維系著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聯系。去康家做客，服舊式衣冠，絕非屬于固有習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闊佬對其占有或曾經占有財富及文化資源的炫耀。他（她）們的用心之苦，的确體現出對老人的尊崇与祝福。然而，這种對舊式衣冠及禮儀的不能忘情，恐怕更多的還是一种以歷史情感為背景的文化表達。盡管這些人必須听党的話，堅持政治挂帥，讀毛選，背語錄，去過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們骨子里欣賞并怀念不已的，還是風雅、細膩，高度審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及舊式禮儀及衣冠所蘊涵的溫煦气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個人自動獲得了精神歸屬和身份的确認。“感秋華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想到這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嘰布制服。別看住在康家，与之相比，歸根到底我還是個圈外人。

進入高齡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間尿頻。為此，羅儀鳳每天都要給母親砸核桃，剝核桃吃。不僅要她吃核桃肉，還要她必須吃掉兩半儿核桃肉之間的那片木質的“衣”，說這個東西可以“攔”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臉，然而起夜卻并未減少。由于我睡的房間緊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從我的床邊穿過。冬天的后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樣自己起身，打開床頭燈，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著牆壁或家具走進盥洗室。有一次，患有高血壓的康同璧白天就喊頭暈眼花，夜里簡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望著老人一趟趟的艱難挪步，一次次地頻繁往返，我對羅儀鳳說：“干嘛不在臥室里放個高筒痰盂，偏要三更半夜地折騰老人？”“哪里是我折騰，是她自己不肯呀。” 羅儀鳳一臉的委屈。

一天，我被上海小姐傳染上了重感冒。康氏母女無論如何也不讓我回家了，說這里的條件要好些，也有現成的藥。我臥病在床的那陣子，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頭問：“現在是不是感覺好些了？”說罷，還伸手摸摸我的額頭，看看是否發燒。

羅儀鳳只要發現她進我的屋子，就要攆她走，并生气地說：“小愚病了，好辦。你要再病了，我可就麻煩了。”

老太太乘羅儀鳳到外面張羅事儿的功夫，又躡手躡腳地走進來。她象個胜利者，很得意地說：“女儿總要管我，我不服她管。”隔了會儿，她從外屋給我端杯白開水。一路上顫顫微微，水也洒了一地。她還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几口，才肯离開。

和康同璧相處，使我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一個高齡老人的天地，第一次體會到人生最后階段的种种心理及困苦。有丰富閱歷和教養的她，即使進入到老年，也竭力在維護著人的尊嚴与自由。她懂得失去獨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是痛苦和羞恥的。所以，老人頑強地拒絕幫助和攙扶。這种不承認衰老，不向年齡妥協的心理，其實是老人与自己的命運在做主動較量。她過問我的病情、遞給我白開水時所表現出來的驕傲、溫情和快樂，一方面說明老人以自己尚能關怀別人，照顧別人為樂事，幸事。另一方面，是她用行為證明自己仍然可以獨立自主，進而嘗試到把握生活的滿足。總之，我在東四十條生活的日子里，康有為這個最有才气的女儿特有的個性、習好、自尊以及某种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后樂章，讓我無比的珍視与感動。以至于這种感動和珍視，影響了我的后半生——無論面對什么樣的老人，我都能體味出落日余暉的傷感和美麗。

也就在這一年，按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社會總動員，開始狠挖階級敵人，抓現行反革命。我必須返回成都的工作單位。离京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別。

“小愚，你為什么要走呢？陪著你爸爸媽媽多好！”康同璧邊說邊搖頭，分明流露出不滿。

我不知道該向老人家如何解釋自己的危險處境，羅儀風見我面帶難色，便對母親說：“小愚的工作單位在四川，在北京住了那么久，當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該把這几個月的工資拿回來。”

“去，把工資拿來，再回北京。回來還住在我家，我隨時都歡迎。你領回的工資，留著自己用。再不，送給爸爸媽媽，我這里仍舊是吃住免費。我這個人是施恩不圖報。”

我們三個人都笑了。我答應康同璧，一旦把雜務事料理好，立即返京并仍住在她這里。

老人很滿意我的回答。隨即伸出一個手指，問：“你去一個禮拜，好嗎？”

見我沒有反應，又伸出兩個手指，問：“要不，去兩個禮拜？”

見我仍無反應，便再加上一個手指，直聲直气地問：“三個禮拜，你總夠了吧？”

羅儀風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說：“康老，要不了三個禮拜，我就回來了。”老太太樂了，高興得雙手拍巴掌。

其實，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劇團的大門，即會被革命群眾專政。斗我，關我，怎么收拾我都行。我舍得自己的命，卻舍不得父母。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邁的父親，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同璧的相對宁靜安穩比較，我簡直不敢揣測父親本已不多的未來。難以克制內心懮傷与恐懼的我，低聲對羅儀鳳說：“我這一走，不知道爸爸以后的日子會怎樣？”

盡管把耳朵湊過來，康同璧仍然听不清我的話。她迫不及待問女儿：“小愚在說些什么？”

羅儀鳳用粵語大聲地重复了我的話，她听懂后，一只手拍著自己的胸膛，說：“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今后就不會出問題。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气堅定無比。

我感謝她的快慰之語，卻情不自禁地問：“康老，您憑為什么這樣說？又還敢打包票。”

老人說：“是命運告訴我的。先父的經歷，證明了命運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變法的事情吧？”

我點頭，道：“中學歷史課就講了，大學又講了一遍。我還根据譚嗣同獄中題壁的情節，寫了一折戲呢。”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老人隨即大聲背誦出譚嗣同那首寫在監舍牆壁上的絕命詩。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邊，又叫女儿給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見此情狀，估計這是要跟我認真談談了。果然，她開始了關于康有為命運的講述：“戊戌年（1898）的八月先父變法失敗，假如我還沒有記錯的話，是初六清早發生的政變。皇上（光緒皇帝）被囚，西太后臨朝听政，下諭抓維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這一天的上午11點鐘，把自己的行李從招商局的海晏輪搬下來，改乘英國太古公司的重慶號輪船，离開天津。榮祿派飛鷹兵艦追，飛鷹兵艦的速度比重慶號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艦的煤不夠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說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過煙台，先父上岸買了水果。榮祿向上海道、煙台道發出‘截搜重慶號，密拿康有為’的密電。恰好煙台道有事外出，隨手把電報塞進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馬上返回煙台時，重慶號已經開走。小愚，你說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連日親自坐鎮吳淞，凡來自天津方向的輪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維新党人士看見許多兵勇守在那里，以為康有為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這個時候，船上一個叫普蘭德的英國人用對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為，就地正法’的電旨拿給他看了。然后，這個英國領事館的人，讓先父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輪船登上英國兵艦。剛上了兵艦，上海道派來搜拿小船便靠了重慶輪。小愚，這又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緒很坏，以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榮祿殺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寫了一首詩，我現在還能背出來——‘忽灑龍翳太陰，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先父做完詩，又寫家書，和大家訣別。那個英國人看到這個樣子，就說：‘皇帝的死訊還沒有證實，請康先生忍死須臾。’在英國兩艘兵艦的護送下，先父到了香港，知道了皇上還活著的消息。所以，后來先父對我們家人說，這次脫險他有十一個可死的机會，只要碰上一個就沒有性命了。”

講到這里，康同璧舉起手指像數數一樣地說：“小愚，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机會。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西太后的政變早一天發生，那一定是死了。假如遲一天出京，那就會在南海會館被捕，一定死了。假如在天津住客棧，搭不上輪船，那一定死了。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輪，英國領事館的人就無法救他，那一定死了。假如追他的飛鷹兵艦不是因為缺煤折回天津，那一定死了。假如煙台道不外出，接到電報就派兵截拿，那一定死了。假如那個英國人不派兵艦護送，半路被截，那一定死了。——小愚，你看先父就有這樣多的可死机會而不死，不是冥冥中有鬼神護佑，是什么？我說這就叫命運，叫命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

接著，老人霍地起來站到我跟前，說：“不要看現在你爸爸倒霉，他的命終歸會好。別看紅太陽現在紅，連他的夫人也紅，將來這一家人的命，都不會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說的是真話，老實話，正經話。”我的确笑了，卻笑得有些勉強。

康同璧覺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斷語，便神色嚴肅、拍著胸口大聲地說：“你爸爸命中注定，不會有事的！除非章先生他自己不想活了。你放心地去成都吧，不要擔心，也不要害怕。你遇到困難，還有我呢！”顯然，老人說這話的時候，已經忘記了終日吃豆腐乳的處境，忘記了夜間起身艱難挪步的年紀，更忘記了外面的紅色恐怖。我流著眼淚，扑在了她的肩上，仿佛在惡風扑面、腥雨滿地的時候，有人護衛我，向我張開了雙臂。

是的，一切死生之說、任何存亡之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識，卻又難以預知。后來的事情，恰如康同璧所言：一年之后，父親死于病。終極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親人在內都難以理解的心靈創痛，精神孤獨，以及恥辱，疲憊，消沉。這使得他決意告別這個已是一無所求的紛繁世界。生命之于父親，真是一個過于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滿了痛苦与悲憤，走了。而這，不正是康同璧所說的命運或命定嗎？

我返回成都，即被革委會關押，失去了行動自由。（19）69年秋，已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我，抱定最后能看上母親一眼，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的決心，半夜翻牆逃出川劇團私設的牢房，縱身跳上開往北京的火車，站在車廂廁所過道，兩天不吃不喝不合眼，回到了北京。當晚母親告訴我，在父親去世（1969年5月17日）后的三個月，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

老太太最初不過是患感冒，先在家中調養。不想，病越來越重，便送進醫院，擱在了觀察室。窄窄的床鋪正好對著門口，穿堂風儿吹個不歇，過往之人走個不停。羅儀鳳一再懇求，是否可以轉到病房。

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回答說：“你母親不就是個社會名流嘛，這么呆著就行了。”

几天后，康同璧死在了觀察室。

記得一次閑聊，羅儀鳳對我講起西方的一則故事。她說，在一座大樓里，住著許多國家的人，有英國人，法國人，猶太人，德國人，還有中國人。一天夜里，大樓突然起火。只見英國人去救妻子，德國人去救女儿，法國人去找情人，猶太人去拿錢袋。而中國人呢，卻背著老母親向樓下快跑。——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笑后，忽然覺得我的羅姨，不正是在中國政治風暴中，馱著母親疲勞奔跑的人嗎？現在，母親從她的背上滑落下來，她或許可以喘口气，歇歇腳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在我潛逃回京的短暫日子里，經母親周密安排，我見到了羅儀鳳。時隔一年多，她形容盡變，變成了一個老婦。兩鬢和眼窩深陷，臉孔呈鉛色。本已瘦弱的她，仿佛全身僅由骨頭和神經构成似的。特別是那雙曾經美麗的眼睛，像撂荒百年的土坡，全無潤澤之光。算來她恐怕還不到六十歲，這歲數在國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時光。革命之于她，真的如自己所言——可謂經脈盡斷哪！

她直勾勾地看著我，說：“小愚，我們見面了。可你沒了爹，我沒了娘。”我倆抱頭慟哭。她只坐了半個時辰，即起身告辭。

母親留飯，她謝絕了。說：“走這一趟路，只為看看小愚。”

母親執意送羅儀鳳到公共汽車站，回來后對我說：“可怜儀鳳，走路比我還要慢，說話的精神也沒有了。”

讓我不解的是，羅儀鳳本人好象未受到什么政治迫害，怎么變得如此孱弱，凄涼？

母親說：“康老死后，儀鳳的哥哥還是渺無音信。革命政權規定所有私房的產權一律交公，那么租給外交部官員的房租收入，也沒了。斷了經濟來源的她，粗茶淡飯，節儉度日。在辭退幫工的時候，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陳提出，要儀鳳每人給三千元安置費，否則就鬧到居委會去。康家哪有錢？儀鳳膽小，不敢得罪工農兵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詐，也只得忍气吞聲。為了湊這六千塊，她都快急瘋了，白天找人托賣家具、衣服、雜物；夜里焦慮，失眠，哭泣。泡在這樣的苦日子里，她能不老嗎？到了冬季，儀鳳自己已燒不動鍋爐，只好燒壺開水，灌個暖水袋抱在怀里。過著這樣的窮日子，她能不老嗎？再說，以往所有的生活內容及全部的社會關系，都斷了。好比終日坐在一口枯井里。所以，儀鳳的老，是從心老開始的。”

母親的話，像一根根鋼針刺痛著我的心。而此刻的羅儀鳳可能坐在電車里，躲避著別人的注視把臉朝著車外，死寂般的眼睛望著變換的街景，想著渺茫的未來

整個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圖給我的羅姨尋出一條新的生路。結果，什么也沒有想出。舊夢已逝，新夢不來。其實，在我們的這個環境里，她是做不出新夢的。她的處生之道，為新社會所不容。而新政權所倡導的整齊划一的生活、觀念及思維方式，又把她的心靈最后一條縫儿，都封沒塞絕。這樣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聯想中國歷史上的遺民。難怪研究明清之際士大夫問題的學者說，中國歷史上“遺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為死者”。?而父親說，康氏母女是中國最后的貴族，看來也是不錯的。

我不知羅儀鳳什么時候去世的。后來得知：在“文革”后期，因街道積極分子和男佣的檢舉，羅儀鳳曾被關押，令其交代与司徒雷登的反革命關系。因為她16歲考入燕京，年紀最輕，功課最好，深得這位洋校長的賞識。羅儀鳳早就說自己是惊弓之鳥，怕的就是政治。我想，正是中國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壽。況且，靈魂高貴的人往往脆弱。

1978年春，我平反出獄，回到了北京。

一年的除夕，母親帶我去新源里聶紺弩家，給聶老做壽。中午，吃罷壽面，母親即刻告辭。

我很納悶儿：母親往常要呆很久，今天為什么例外？

离開聶家，母親便告訴我：“托人找到了羅儀鳳后來居住的地址，好象就在這附近，今天咱們一定要去看看。”

母親一路走，一路問，根据字條上寫的樓號、單元號及門牌號碼，我倆終于來到了一棟普通居民住宅樓的底層。這個樓很舊，公共通道里的光線暗淡。按動門鈴后，一個滿頭白發的老嫗開了門。

我惊呼：“這不是林女士嗎？！”

“你是小愚吧？”

除了滿頭白發，林女士的樣子一點儿也沒有變。那時她不顯年輕，現在也不覺衰老。她對我母親禮貌又謙恭，猶如當年對待康同璧一樣。

她告訴我們：“康老和羅小姐所有的東西，都在這里保存著。”說罷，轉身打開房間里面的一扇門。

原來這是一個兩居室的單元房。里面的這間屋子，比外屋略大一些。家具，皮箱和雜物堆滿了整個空間，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仔細辨認這些舊物，想找到一件小東西，留做紀念。突然，我看到了那張黑褐色菲律賓木質圓形餐桌，那曾經擺著豆腐乳和烤饅頭片的餐桌，那放著一小碗燕窩等我去喝的餐桌。驀地，一陣隱痛浮上心來。

“你今后怎么處理這些舊物？”母親問林女士。

她答：“不處理，我等著，等著康家的親屬。康家的人不來，我就這么守著。”

和林女士分手的時候，她向我們深鞠一躬，并連連道謝。

回到家中，心情無論如何也好不起來。晚上，全家吃過年夜飯，圍著九寸黑白電視机看節目。我的眼睛在看，心卻飛到了東四十條何家口。“瀚海漂流燕，乍歸來，依依難認，舊家庭院。”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石板路，御賜太平花，被挖走的榆葉梅，被開水澆死的玫瑰，還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

夜里我和母親并排躺下。母親累了，可我毫無睡意。

我問母親：“那東四十條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屬于私產。林女士應該在那里替康老和羅姨守護遺物。”

母親說：“那宅院早讓別人占了。”

“誰占了？”我問。

“葉道英。”

“是葉劍英的弟弟嗎？”

“是的。”

我喊道：“他憑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還說什么房子。”

“混帳。”我翻身爬起，在監獄里學會的臟話，不知怎地竟脫口而出。

母親厲色呵斥，命令我改掉獄中惡習。我乖乖地躺下，望著漆黑的天空，最后一次見到的羅儀鳳那燈干油盡的樣子，就在眼前搖來晃去。我心想，如果羅儀鳳像我能學會罵人，她一定會像我一樣活著。

我曾打听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得到的信息是：由康同璧儿子出資，由政協出面，將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那時儿子已經坐上了輪椅，無法飄洋過海參加母親和妹妹的葬禮。而她們母女所保留的康有為的遺墨、手稿、藏書，其中包括那套珍貴的《大藏經》，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遺愿全部無償地交給了國家。

事情到此，總算有了一個“入土為安”的結尾。但我轉而又想：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中，是有貢獻的，再說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貴藏書都上繳了，捐獻了，怎么一塊不足三尺見方的墓穴加兩個骨灰盒，還要遠在美國的儿子出資？難道康同璧的資歷和貢獻，還抵不上我們的一個副局級干部？

在已無神圣与純粹可言的今天，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种絕響；我能去敬重并感受她，是一种福祉。

注釋?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六節載：“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獨行，省親于印度，以19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近得其寄詩二首，自跋云：‘侍大人游舍衛祗林，坏殿頹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來游者，同璧為第一人。’詩云：‘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坏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靈鷲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樹万人家。恒河落日滔滔盡，祗樹雷音付落花。’”

2002年8——11月于守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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