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1日訊】如果讀過高華先生的《大躍進運動与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省為例》，就可以知道，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國家權力正是借助于“大躍進”這一符號所代表的發展觀念而入侵農村，而在此之前二千多年，農村一直不受國家權力直接控制。 私有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農民經過土改分得的土地，如果沒有一种邪教性的說法，是不會交出來進行合作。發展觀念是可怕的盅惑和催眠劑，竟然能夠使農民們把剛分到几年，還沒有捂熱的土地憑證主動上交。

當土地公有被證明為失敗的時候，已經不可能恢复到合作之前的私人所有狀況。《憲法》和《土地管理法》創設類似地上權的權利，把所有權和權能分离出來，保留一個抽象的、終極的土地公有。

邁克爾.D.貝勒斯在《法律的原則–一個規范的分析》中談到了所有權的复歸性。如果將財產權的一項權能從所有權中分离出來，轉讓他人，那么當此項權能在結束時，便必須复歸于原所有人。這是所有權作為絕對權的一個特征。因此，所有權人可以根据复歸性，收回曾經脫离出去的權能。這种在抽象的、終極的土地公有制的陰影籠罩下，私有的界限是模糊，隨時隨地都可能被复歸于這种終極所有權。所以土地的轉讓權，取決于國家權力，私有者不可能具有平等談判的資格。

這种复歸權的行使并非是無條件的。《憲法》和《土地管理法》把條件限定為公共利益。除了公共利益之外，還規定給予一定的補償，但是沒有把充分、及時和有效的補償作為前提。

公共利益的定義邊界是非常模糊的，私人利益很容易打扮成公共利益。例如房地產商業開發，本來屬于商業目的，在城市建設觀念打扮下，卻成了公共利益。

這种打扮如果是房地產商來操作，是不可能既遂的。房地產商必須和政府勾結起來的，進行立法尋租。他們利用發展觀念中的道義首先把商業目的打扮成公共利益，從而把私人財產拋擲到公共領域。然后在頒布土地征用和拆遷法律以及規定，在細節處上下其手，用法律手段嚴重壓低拆遷和征用必須支付給農民和城市居民的成本，強制他們接受。對于政府來說，如果直接奪取，就會導致大規模的抵抗，很難成功。所以他們必須把自己的目的隱藏起來，編織一個高尚、完美的目標，這樣占据道德上的优勢，比較容易農民，獲得配合和支持。

這种發展的道義表達為：為了人類的發展和公共福祉，可以忽視對他人侵害的結果，而要求他人毫無怨言的承受。

如果政府和房地產商与農民協商，會加大成本，一是可能被拒絕，而喪失開發机會，二是需要給充分、及時和公平的補償，這兩方面都是成本。所以如果從“成本–效益”上來考量，可以說這种發展的道義真正動机在于減少所需的代价。這樣減少所需的成本，就是把私人利益大規模轉移到公共領域，從而可以大規模侵吞。

發展似乎會最終導致均衡，從而實現平等。發展已經成為世俗宗教，實際上這是幻象，或者說是鴉片。發展是一個有毒的政策，對大多數人來說，無論采取什么措施，目標都無法實現；少數可能實現目標的人來說，可以改變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但是他們獲取的利益是以損害其他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价的。

發展和公共福祉与農民們都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從中受益的是非常遙遠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進行理性衡量，可以認定為根本不存在。所以當沒有充分、及時和有效的補償，而強制要求他人做出犧牲，或用欺詐的方式（這也是不自愿的）攫取，都是不正義的。除了确實屬于公共利益外，還需要充分、及時和有效的補償作為征用的前提。

其實權利与發展之間，沒有必要為了發展就一定要犧牲權利，可以有較好的方式來維護二者之間的平衡。這就是等价有償原則。在實現公正補償以后，個人權利獲得相應等价物，而公共獲得需要的資源，實現更大程度的發展，這才是最佳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就是市場經濟的方式。

在目前的社會生活中，發展觀念固然是無所不在，但是權利觀念是其天敵。支持權利觀念的法律要比堅持發展觀念的意識形態堅固的多，前者是比后者更高的价值。當二者沖突起來，最終的裁決者還是法律。堅持權利和正義的觀念，才可以打倒有毒的發展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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