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1日訊】當晚，我打開羅儀鳳為我准備的全套白色臥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擾、惶悚相比，這里則是裝滿了宁靜与蒼涼。它們隨著縷縷清朗的風月星輝，直入心底，令我難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當我梳洗完畢走進客廳，即看見黑褐色菲律賓木質圓形餐桌上已擺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約過了半小時，康老走了進來。還沒等我張口，她便問我昨夜睡得如何？我們坐定后，羅儀鳳開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飯，桌子當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銀魚，一碟豆腐乳，一盤烤得兩面黃的饅頭片。兩塊油糕，單放在一個小瓷盤里。

康老對我說：“和從前不一樣了，現在我家吃得很簡單。不過，銀魚下稀飯，腐乳抹饅頭也還是好吃的。”她邊說邊挑了一片烤饅頭遞給我。在吃過薄薄的饅頭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塊油糕。

羅儀鳳指著另一塊油糕，說：“這是給你的。”

我有禮貌地謝絕了。盡管銀魚下稀飯、腐乳抹饅頭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卻不知該對這頓早餐說些什么。因為我的父母雖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還是喝牛奶，吃雞蛋。私下里，我問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為什么吃得這樣簡單？”

她說：“羅儀鳳沒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館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資，以及靠后面院子收來的一點點房租。從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匯來。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錢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來就不寄了。原來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齊備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黃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開銷一再緊縮，卻把老郭和二陳的工錢加了又加。”

“干嘛要加錢？”我不理解地問。

上海小姐說：“還不是怕他們到居委會去胡說亂講瞎揭發唄！或到社會上勾結紅衛兵，引來造反派。現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們十分不安。過一段時間，我覺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錯。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這個味覺感受告訴給羅儀鳳，她竟興奮起來。

一天早上，天气特別好。雖說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樹葉也完全落光，可這是一個晴天，金色的陽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許多。早餐后，羅儀鳳問：“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幫我買點東西嗎？”

“當然可以啦！你說，買什么？”

“豆腐乳。”

“行，這很方便的。一會儿，我回家的時候順便到地安門副食店就買了。”

羅儀鳳拍著我的肩膀說：“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說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嗎？這好吃的東西可不是隨便就能買到的。”

“羅姨，我該去哪儿買？”

“前門路東，一家專門賣豆腐乳的商店。現在叫向陽腐乳商店了。”

“行，我這就去。”我轉身即走。

羅儀鳳拽住我，說：“別忙。”

我說：“你不用給我錢。”

“不是錢，是給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會儿就明白了。”說罷，她進了里屋。不大功夫，雙手舉著很漂亮的六個外國巧克力鐵盒，走了出來。見我吃惊的樣子，羅儀鳳笑了。放下鐵盒，她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張便簽遞給我。我接過來看，又是一惊。原來那上面排列著各种各樣，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稱。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廣東腐乳，紹興腐乳，玫瑰腐乳，蝦子腐乳羅儀鳳象交代要事那樣告訴我：每种豆腐乳買二十塊，一种豆腐乳放進一個鐵盒，千万別搞混了。買的時候一定向售貨員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釋道：“用豆腐乳的湯汁抹饅頭，最好。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裝它們的道理。”

羅儀鳳拿出十塊錢，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見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錢放進口袋。

她說：“小愚，我要告訴你，豆腐乳買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為六個鐵盒子一定要平端著走，否則，所有湯汁都要流出來。為了減輕累的感覺，你一路上可以想點快樂的事情。端鐵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駝背地走路，你會越走越累。”說罷，她捧起裝著鐵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著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態、那姿勢，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銀盤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館的女侍，神采飛揚。

“羅姨！”我叫了她一聲，笑著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羅儀鳳繪制的前門街道示意圖和豆腐乳細目表，順利地買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貨），并讓和气可親的老售貨員在里面澆上許多湯汁。在歸途，我不但想著快樂的事情，且始終精神抖擻，器宇軒昂。冬天的太陽，也同樣的溫暖。這時的我，一下子全懂了——雖“坐銷歲月于幽懮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盡其可能地保留審美的人生態度和精致的生活藝術。難怪康家的簡單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沒有回到康家。飯后，一家人圍爐聊天。

父母對我提起了章乃器。母親告訴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紅衛兵拉到王府井，參加“集體打人”大會，由于他拒不認罪，態度惡劣，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渾身上下見不到一塊好肉。紅衛兵把他的家抄個精光，還當著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個蹬三輪的車夫，見他還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車，拉回了家。誰見了，誰都說他活不過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條硬漢，靠著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來。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那些干部，沒有一個理他，同情他。倒是原來糧食部的一個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門口，放上一屜熱饅頭。他就是這樣挺了過來。

父親半晌不語，約莫過了十几分鐘，才用一种遲緩的語調對我和母親說：“乃器現在的情況怎么樣了？我們一點消息也沒有。他一個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見見他，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再見到他。”母親和我听了，無以為答。

數日后，我把父親想見章乃器的心事，告訴羅儀鳳。

羅儀鳳眉頭微皺，說：“這個會晤當然好啦，但事實上很難辦到。”

康同璧嫌我倆說話的聲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說：“你們剛才說些什么？能不能再講上一遍，給我听呢？”

羅儀鳳用粵語把我的話，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問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見見章乃器？”

我點點頭。坐于一側的羅儀鳳，用手指了指窗外說：“外面到處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會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權的耳目和爪牙，我們這樣的人一舉一動都被監視。听說俞平伯想吃點儿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倆口想了個辦法，晚上蒙著被單剝豌豆，夜里把豌豆殼用手搓成碎末儿，摻和在爐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挨了批斗，罵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殼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更何況是這么兩個大活人、大右派的聚會。一但被別人發現，真的要大禍臨頭了。”

這時康同璧把臉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問的口气，問道：“你怕嗎？”

“我怕。我是惊弓之鳥。當然怕啦！”羅儀鳳說罷，雙臂交叉扶著肩膀做出一副害

怕的樣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請兩位章先生來我家見面。”

羅儀鳳怔住了，我一時也不知該如何表態。

“你怕什么？”老人繼續追問女儿。

“怕咱們擔不起搞反革命串聯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嗎？”老人轉而問我。

我遲疑片刻，遂答：“我怕連累你們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們站立，象宣布一項重大決議那樣，高聲地說：“下個禮拜，我以個人的名義請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來這里做客。”這令羅儀鳳手足無措，表情顯得十分尷尬。

康同璧則為自己陡然間做出的大膽決定而興奮，她拍著胸脯，說：“我不怕承擔反革命串聯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當！”接著，手指地板，說：“會面的地點，就在我家，就在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著老人因情緒激動而泛紅的臉頰，我無法表達內心激動、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雜感受。只是覺得自己惹了事，讓康氏母女二人，一個擔著風險，一個感到為難。盡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說“一人做事一人當”，但我知道真正要擔待的，是她的女儿。羅儀鳳不僅要擔待，還要去操辦，她肯嗎？

“羅姨，你看怎么辦？”我用充滿疑慮的眼光看著她。

“怎么辦？還不得按她的主意辦。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著回答。

我無論如何想象不出來，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個什么樣情景。我只知羅儀鳳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讓女儿立即著手准備。比如：确定會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決定會面時喝什么樣的茶；買什么樣的佐茶點心。

康同璧叮囑女儿：“點心要好的。”

羅儀鳳背轉身，向我做個鬼臉，偷偷地說：“她嘴饞。買來好點心，請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們兩個又在說什么？”康同璧問。

“康老，我們沒說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頭發。

“我知道，她又在說我。而且，還不是說我的好話。”

我笑了，覺得老人可愛得像個孩子。

羅儀鳳也笑了，說：“她說自己耳聾，其實是假的！”

“你們一笑，就說明我的話是對的。怎么樣？”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發現屬于她專用的一份油糕，沒了。她東瞅西瞧一番后，問：“儀鳳，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給忘了。”

“老郭沒忘。媽，咱們家不是要請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嗎？你還特地吩咐要請他們吃好點心。我現在就要籌划，你的油糕剛好吃完，暫時不忙買，你說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聲。過了會儿，她對我說：“小愚，為了這次會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開始，老人的零食已經從西點、粵點降為北京油糕。現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關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沒有告訴父母，怕自己說得心寒，怕他們听得心酸。

大約過了近十天的樣子，一切由羅儀鳳鋪排停當，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聯絡，父親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廳得以見面。這是他們“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見面，也是他們相交一生的最后會晤。

父親一身老舊的中式絲綿衣褲。母親說：“去見康老和乃器，還不換件衣服。”

父親答：“越舊越好，走在街頭好讓別人認不出我來。”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襯衫、灰色毛衣和西裝褲，外罩藏藍呢子大衣。我說：“章伯伯，你怎么還是一副首長的樣子？”

章乃器邊說邊站起來，舉著煙斗說：“小愚呀，這不是首長的樣子，這是人的樣子。”

會晤中，做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講究。黑緞暗團花的旗袍，領口和袖口鑲有極為漂亮的兩道絛子。絛子上，繡的是花鳥蜂蝶圖案。那精細繡工所描繪的蝶舞花叢，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潑都從袖口、領邊流瀉出來。腳上的一雙繡花鞋，也是五色煥爛。我上下打量老人這身近乎是藝術品的服裝，自己忽然奇怪起來：中國人為什么以美麗的繡紋所表現的動人題材，偏偏都要裝飾在容易破損和撕裂的地方？這簡直就和中國文人的命一模一樣。康同璧還讓女儿給自己的臉上化了淡裝，抹了香水。

她的盛裝出場，簡直“震”了。我上前擁抱著老人，親熱地說：“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眾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為今天是貴客臨門啦！”

我故意說：“他們哪里是貴客，分明是右派，而且還是大右派。”

老人搖頭，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說，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來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貴客。”講到這里，便開始抱怨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她用手指了指領袖畫像，說：“人活八十，我見的世面多了，但是從沒有見過像他這樣治國的。中國自古是禮儀之邦，現在卻連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見面，還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點文化也沒有。”說著說著，老人二目圓睜，還真生气了。

羅儀鳳為這次會晤，可算得傾囊而出。單是飲料就有咖啡，印度紅茶，福建大紅袍，杭州龍井。另備干菊花、方糖、煉乳。一套金邊乳白色細瓷杯碟，是專門用來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為喝龍井而備；吃紅茶或品大紅袍，自是一套宜興茶具。還有兩個青花蓋碗擺在一邊。佐茶的餅干、蛋糕、南糖，是特地從東單一家有名的食品店買的。羅儀鳳還不知從哪里弄來兩根進口雪茄，擱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親舉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處，不禁嘆道：“坐在這里，又聞雪茄，簡直能叫人忘記現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記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勸茶的時候，說：“兩位章先生，吃一點東西吧。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從法國面包房買的，味道不知如何，東西還算新鮮。”

羅儀鳳糾正她的話，說：“媽，東單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國面包房，改叫‘井岡山’啦！”

“怎么回事？井岡山是共產党鬧革命的地方，這和面包房有什么關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質問，讓我們都笑了。

一陣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親和章乃器開始了談話。父親問章乃器現在民建和工商聯的情況。

章乃器說：“我是被他們開除的，具體情況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國的資本家里，毛澤東只保了一個榮毅仁，其他人都受了沖擊。”

羅儀鳳在一旁糾正道：“榮毅仁其實也沒能躲過。他在上海的公館是有名的，極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紅衛兵說整座樓都屬于四舊，于是放了火，火苗從一樓竄到頂層。他們又把榮太太用皮帶套著脖子，從頂樓倒拖至一樓，現在還有腦震蕩的后遺症呢。不過，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讓榮毅仁上了天安門，還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們共產党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沒變。”

章乃器說：“我講定息二十年，結果共產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國原來只有政策而無法律，現在連政策也沒有了。”

羅儀鳳朝章乃器一擺手，說：“快別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營，就已經把資本家弄慘了，而這次運動，他們算是徹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個資本家的底細摸得透透的，非要他們交出多少多少錢來，不夠這個數字，就往死里打。結果也真厲害，資本家交出的私人錢財數目和他們算的數字，基本一樣。咱們的銀行也積極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單一律公開，把保險柜一律打開或撬開。金銀首飾，美元英鎊，統統沒收。抄家的時候，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顯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錘子砸碎，能從藤芯里抽出美鈔。家里燒鍋爐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篩上一遍，居然能從里面篩出用黑漆布緊裹的存折來。當然，這樣藏匿私產的資本家，都會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還把同仁堂老板樂松生慘死的情況，講給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親詢問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況。他也和父親一樣，慶幸羅隆基死得早，并說：“努生的個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強，可質地脆弱，算不上硬漢。單是紅衛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會像我這樣硬挺過來。”

父親慨然道：“即使是條硬漢，也難過此關。黃紹竑不就是個例子嗎？”

話說到這里，客廳的气氛便沉悶起來。羅儀鳳忙提著滾燙的銅壺，給他倆續水。康同璧用微顫的手端起玻璃大盤，請他倆吃水果。

此后的話題，自然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說：“從表面看來這個運動像是突然發生的。但歷史和自然界一樣，從來沒有東西是突如其來的。其中不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醞釀多年。毛澤東除了沒有做法律上的准備，事前的一切准備都很充分了。”

父親講：“依我看，老毛動的這個念頭（指發動“文革”），內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搶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蘇聯的現實，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個赫魯曉夫，他就懮慮得睡不好覺了，還給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義。于是，在反修的旗號下，趁著自己還活著，就先要把中國的赫魯曉夫挖出來。至于他和劉少奇的矛盾，決不像共產党報紙上寫的那樣吧。”

談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皺著那雙淡淡的眉毛，說：“一場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形成了兩個極端。一個是極端個人崇拜；一個是極端專制主義。這兩件東西，自古有之。毛澤東是把它發揮到頂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親說：“‘拈草樹為刀兵，指骨肉為仇敵。’搞這個運動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國盧森堡當年形容的革命專政——少數几個首領，一些隨机應變的政治騙子，還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隨其后，而他們根本不知道在這場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這場標榜文化的革命對靈魂來說，是件極坏的事情，把人統統變成懦夫，這無异于政治奴役。運動過后，病勢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羅儀鳳則十分不理解毛澤東的搞法，憤憤地說：“要搞劉少奇，就搞劉少奇一個人好了。他為什么要把全國的人都發動起來。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毀文物。《圣經》上說：‘有時候，我們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頭子稍稍強一點。’我看兩千年前猶太人說的這句話，在兩千年后的中國應驗了。”

康老在這里插了話：“今天哪里是兩個大右派的聚會，我看是三個右派的沙龍。”她的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興奮的章乃器，探過身對老人說：“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寫的對聯給你听，好嗎？”

“好！”老人高興了，用白手帕撣撣耳郭，說：“我洗耳恭听。”

“你是詩人，我是個俗人。不過，偶爾也謅兩句。”章乃器立于客廳中央，面向毛澤東像，一字一頓地說：“腸肥必腦滿。”接著，把煙斗掉轉過來對著自己的胸口，說：“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頓時寂寞無聲。

康同璧輕輕拍手，道：“寫得好。”

羅儀鳳吐吐舌頭，對母親說：“媽，這副對聯你只能听，可不能對別人說呀！一旦傳出去，咱們可都要掉腦袋！”

康同璧趁著女儿進臥室的空隙，也向我們吐了吐舌頭，笑著說：“她怕，我不怕。當時紅衛兵抄家的時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現在的中國人，只剩一條命。何況，我也八十歲了。”

父親立即勸解老人：“儀鳳的話是對的。你們母女相依為命，儀鳳的生活全靠你，你更應小心才是。”

談話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章乃器望望漸暗的天空，對康氏母女說：“今天過得太愉快了，這得謝謝康老和儀鳳。天色不早，我和伯鈞要分頭离開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遠，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親和他緊緊握手，互道珍重。羅儀鳳為他挑起客廳的棉門帘。

分手的一刻，臉上鋪滿微笑的章乃器對父親說：“伯鈞，我們還會見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陽給這座僻靜的院子，涂上一片凄涼的金色。章乃器敞開的大衣，在寒風中微微擺動。剛才還在說笑的人們，又都回到了現實。“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會是何年。”

父親也起身告辭。臨別之際，對康老說：“在人們要不斷降低自己做人的標准以便能夠勉強過活的時期，老人家依舊君子之風，丈夫气概。這次會面實在難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險了！尤其對你和儀鳳的這個家，風險太大。”

康同璧握著父親的手，連聲說：“不怕，不怕，我們大家都不要怕。”

羅儀鳳執意要將父親送出大門。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謝父親，并說：“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說了不可再聚的話，我媽過不了多久，又要請你們來了。”

父親用解釋的口吻，說：“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單是這個理由。”羅儀鳳反駁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別敬重你們。”

父親內心十分感動，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听見這樣的話了。

寄住在康家的這段時間，我還認識了三個教授。

一個叫張長江，是康有為弟子張伯楨之孫，北京史專家張次溪之子，在對外經貿學院（即現在的對外經貿大學）任教。說得一口好英語、又有一手好書法的他，十天、半月來羅宅一次，負責處理康同璧的文字類事務。他曾偷偷告訴我：“你在川劇團，康氏母女給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筆。所以，我們早就認識，只不過無緣得見。”

張先生進門后，從不急于走到寫字桌忙著提筆干活。他要和老人說上許多閑話，趣話，以及街頭新聞。和我聊天，則講菊苑舊事，文壇掌故。一旦和羅儀鳳談及需要處理的事情，有我在場的話，就全講英語了。我也理解，畢竟屬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從不吃飯，哪怕是抄抄寫寫到天黑。知書達禮，隨和風趣，以及對人情世故的諳通，使他成為一個備受歡迎的人。可以說，張長江一來，康氏母女總是眉開眼笑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大陸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門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簡短的閑聊中，她對我說：“你要去美國嗎？要去，就找張長江。他不教書了，在美國大使館工作，可紅啦！他對你印象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國大使館很近，只隔一條馬路。但我始終沒有去找已是紅人張長江。据說，參加康同璧母女葬禮的，有他一個。

另一個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記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卻已是滿頭白發。在山東大學教書，自心理學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來北京料理私事，請假三日，食宿在康家。當他听說我父親是章某人的時候，即表現出异乎尋常的熱情。他說：“我對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們給馬寅初和章羅聯盟下政治結論，為時尚早。因為胜負輸贏不到最后一刻，是難辨分曉的。現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質，究竟革命還是反動？更要留給歷史評說。”

三天里，他天天議論江青。他說：“江青就是藍苹嘛。沈從文就認識她，也跟我談過她。一個三流電影明星，品質也差，非要稱什么文化旗手，還成了叱吒風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壇，便用盡低劣之極的招數。我們英明領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讓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產党員，竟都能服從、容忍，甚至擁戴。”說話時，那無比憤怒的態度和膽量，使人覺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書生而是俠客，壯士。

臨別時，他希望我能在羅宅多住些日子，說：“這個家太冷清，人太寂寞。從前可不是這樣的。”

再一個教授，便是黃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見一個學者風度的人坐在餐桌旁邊。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約五十來歲，衣著得體，腳下那雙生膠底軟牛皮皮鞋，很顯洋气。

羅儀鳳說：“你們該認識吧？”我們各自搖頭。

康同璧惊奇地說：“怎么會不認識呢？一個是黃炎培的公子，一個是章伯鈞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曉得民盟的复雜結构与人事。父親与黃炎培的往來純屬公務性質，談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斷了聯系。

黃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紹，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說：“我叫黃万里，在清華教書。雖說我是父親的儿子，可現在是你父親的兵呀！”

站在一邊的羅儀鳳解釋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樣，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翹起大拇指，說：“他的學問特別好，在美國讀了三個大學，得了七個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該鵬程万里。”

有了這個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話題。我問黃万里是因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訴我：“是因為黃河，具體說就是反對三門峽工程。”原來，黃万里認為黃河的特點在于泥沙。治黃關鍵在治沙，可那時蘇聯專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慮排泥沙的事。后來三門峽用于挖沙的錢好像比發電得的錢還多。大壩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瘡百孔；庫區百姓上下來回搬遷，搞得苦不堪言。實踐證明，他是對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稱贊的口气，補充道：“小愚，万里的詩是做得很好的！”

黃万里笑了，說：“快不要提什么詩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寫的《花叢小語》（隨筆小說）還有很大關系呢。”

大約閑談了一個多小時，黃万里起身告辭。說：“回清華的路太遠，要早一點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著他的手，一再叮囑：“你只要進城，就一定要來呀！”

黃万里一再保證：“只要進城，就一定來。”

有了這句話，老太太才松了手。

這三個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們之間的往來，不涉“關系”，也無利益原則，完全是傳統社會的人情信托。他們之間的相處親切，信賴，安閑，是極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極難得心靈和諧。他們之間的談話，因文化積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別的情調，因有了情調而韻味悠長，像白云，細雨，和風。

我每天是在晚飯后去東四十條羅宅。有時因為天气不好，父親就叫我早一點离開家。康氏母女見我回來得早，總是特別高興，見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說說當日新聞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說的一句話是：“現在外面太亂，人變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經歷了四個朝代，總結出的經驗是‘以不變應万變’。”

憶舊，則是我們的另一個話題。一提到過去，康同璧的話就多了，而且講得生動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廳搞精神會餐，羅儀鳳講發鮑魚和炖燕窩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紹如何自制沙拉醬，我也聊起父親和我愛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過話頭說：“先父也愛吃西餐。在倫敦生活的時候，有一次上街看見一家地下餐廳，他想餐廳開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進去。翻開菜單，那上面竟有龍蝦。先父大喜，叫來服務生說，我要龍蝦。飯飽酒足后，呈上賬單。他一看，嚇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錢掏光，全身的衣服當盡也不夠。他只好狼狽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錢付賬。原來倫敦的地下餐廳是最貴的地方。”

老人講的故事，不但引來笑聲，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著：“羅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見我叫，便也跟著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說：“如果吃西餐，沙拉醬歸我做。”

羅儀鳳嗔道：“都鬧著要吃，可誰來洗那二百個盤子？”

“怎么要洗二百個？”這個數字讓我吃惊不小。

羅儀鳳答應了我們，并說：“你們不許催我，什么時候准備好了，什么時候吃。”

康同璧高興得直拍手。我回家卻挨了父親的罵，說我嘴饞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現在是什么局勢和環境。

第二天，我對康同璧說：“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評你了？”坐在一邊的羅儀鳳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點點頭。

羅儀鳳說：“我一定讓你吃到西餐，不過，就別回家再說了。”

過了許久，我早把鬧著要吃西餐的話，忘在了腦后。突然，羅儀鳳告訴我，這天晚上吃西餐。

她簡直就是一個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會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況下，居然擺出了規范而正宗的西餐。長長的白蜡插在燭台，高腳玻璃杯斟滿了紅酒，鍍銀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嘆道：“咱們好像到了一個神話世界。”

什么都擺弄好了，羅儀鳳竟沒有在場。我問：“羅姨是不是還在廚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聲。等了一會儿，羅儀鳳從臥室里走出，那一瞬間，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時代。燙染過的頭發起伏閃亮，并整齊地覆蓋著額頭。粉紅的唇膏襯托出一口整齊的牙齒。秀麗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畫家之手。苗條的身材裹著白底藍色小碎花圖案的布質旗袍，跟盛開的花叢似的。散發著香水芬芳的她，溫雅又柔美。接著，又惊异地發現她的睫毛比平素長了，胸部也高了這是怎么弄的？我那時還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換一次盤，包括襯盤、襯碟在內。在刀叉的配合、唇齒的體味与輕松的交談中，我漸漸找到了西餐的感覺和舊日的情調。在橙黃色的燭光里，真有种類似夢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与美妙，講給父母听。父親說：“你太粗心大意了。一個女性能如此操辦、打扮，肯定是在給自己過生日了。”

“那羅姨為什么事先不說或在舉杯時講呢？”

“儀鳳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齡。”

我又問父親：“羅姨的生活環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會？做粵菜，做點心，做西餐，燒鍋爐，种玫瑰。”

父親告訴我：“英德兩國的傳統貴族，自幼均接受嚴格的教育及訓練，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學，生活上的事共產党一律包干，兩只手除了會化錢，就什么都不會干了。”

縱不能惹起某個男人的熱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愛，羅儀鳳就是這一流的女子。輕盈的體態，純良的品質，對日常事物處理的穩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大家風范，兼備于一身。難怪父親，章乃器，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等人，都無一例外地喜歡她。我也喜歡羅儀鳳，但在我与她已經混得很熟的時候，仍覺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親擁有一個很大的活動天地，交游縉紳，往來鴻儒。但是當她一個人獨處時，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無關。她与康老一樣地善解人意，卻很少將自己的事隨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從燕京畢業后的几十年，有著怎樣的經歷？她怎樣生活？工作過么？被人愛過么？——為了能解答這些疑問，我對她說想看看她的影集。羅儀鳳爽快地答應后，一頭扎進后面的書房。

我接過落滿塵土的老像冊，不禁叫起來：“羅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來就不愛照相。”她笑著回答。

本想從舊影中對她的過去尋些蛛絲馬跡，不料竟一無所獲。像冊里面，絕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屬于羅儀鳳的，很少很少。偶爾發現一兩張，那也是她与女友的合影。即使這樣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為總有一副碩大的太陽鏡遮住半拉臉。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邊居然沒有一個男性。曾听上海小姐說：“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來，想把女儿永遠留在身邊，好照顧自己。一次，同仁堂的樂家大姑專門來給羅儀鳳說媒。沒几分鐘，康老就把樂大姑攆出了大門。老太太惟有對羅隆基是個例外，始終視為貴客。”我看完影集后，問：“羅姨，你為什么不愛照相呢？”

她撫摩著影集的黑皮封面，嘆道：“這些相片對留影人，當然是寶貴的。可你想過沒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將是個什么情景？恐怕不是當廢紙扔進紙簍，就是作為廢物賣掉。想到這樣的歸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邊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面對鏡頭了。”

“羅姨，一張好照片，可隨時欣賞。你現在何必擔懮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羅儀鳳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覺得自己并不漂亮。

她搖頭，說：“象我生活在這樣的家庭，又是一個人，是必須學會預算生活的。”

羅宅有一套看著大气、坐著舒坦的英國沙發，而且被保養得很好。當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時候，羅儀鳳毫不猶疑地把沙發送給了她。我問：“這么好的東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給別人？”

羅儀鳳說：“我的小愚，你還年輕啊！許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說。特別是那些視為珍貴之物的東西，一定要由自己親手處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別人來收拾。我說的‘別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孫和親戚。”

“淡生涯一味誰參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這個觀點后，才漸漸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羅儀鳳給自己立的做事規則，猶如提前執行遺囑一樣，很有些殘酷。別說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賞西方人生活原則的父親和羅隆基，恐怕也辦不到。然而，當我歷盡坎坷、不再年輕、并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時候，對她的觀點和行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徹底地接受了。

羅儀鳳愛香水。

她對我說過：“香水好，就連裝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這個喜好，所以從她讀燕京開始，人們在送她禮品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為藏品，裝入一個木箱。“文革”爆發，這個木箱再沒有打開過，就是說，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聞，不看。

后來，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對母親說：“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黃金還貴。你有兩個女儿，她們可以用。”

母親執意不收。

羅儀鳳想了想，說：“算我寄放在這里，總可以吧？”

母親答應了。那么喜歡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從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羅儀鳳喜歡鞋。

我一直以為在她的服飾穿戴里，最講究的部分就是腳下的一雙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節，配場合，配情緒。一句話，把鞋穿到了審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紅衛兵抄家、破“四舊”的時候，她不知該如何處置，又舍不得把它們丟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來，急切切地說：“紅衛兵在‘勒令’中，只規定不許穿高跟鞋。你看，咱們是不是可以用鋸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鋸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靜，羅儀鳳把鞋子統統翻出來，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鋸子。先是姐夫一個人鋸，后來是兩人一起對拉。十几分鐘，卻連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沒鋸掉。羅儀鳳累得滿頭大汗，急得滿臉通紅。北大物理系畢業的姐夫觀察發現：羅儀鳳的鞋均為進口貨，別看后跟儿纖巧如一彎細月，可內里都有优質鋼條做支撐。他擦著汗說：“國產鋸怎么對付得了進口鋼？羅姨，我們這樣干個通宵，也鋸不了几雙鞋。”

羅儀鳳坐在地板上，瞧著那些八方買來、四季穿著、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話也說不出來。最后，她屈從了現實，放棄了審美，把鞋扔了。一雙未留。

羅儀鳳愛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國品种的玫瑰，還有十余株品質極高的榆葉梅，排列于大門兩側。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總理級的高官驅車路過東四十條。那繁密似火、濃艷似錦的榆葉梅，綻露牆外。花樹之盛，引得他駐足而賞。后來，他的手下工作人員，含蓄地表達了首長意思。待花謝盡，羅儀鳳讓人把所有的榆葉梅連根挖出，送了過去。一株未留。

一個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惡夢把我惊醒，開了床頭燈看表，已是半夜三點多了。一片寂靜中，仿佛覺得有仙樂從天上飄來。細听，那仙樂是一首小提琴獨奏曲。再細听，那聲音是從羅儀鳳的臥室傳出。頓時，我睡意全消。月亮穿過窗幃，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狹小的床上，忘記了外面的瘋狂世界。“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几回聞。”盡管自己知道此時此刻，是絕對不該叨擾她的。但我難以克制涌動的心潮，不由得推開了通向她臥室的小門——

羅儀鳳見我光腳散發，立在她的床頭，惊恐不已。原本就沒有血色的臉，剎時變的灰白，灰白。她的雙手下意識地抱住一個有整塊青磚大小的東西。那東西在月光映射下，閃動著金屬的光澤。我想，美妙的音樂該是從這里流淌、蔓延開來。恰恰在這個時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從“磚頭”里傳出的是英語。

我問：“羅姨，這是什么東西？”

“這是現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該對她說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該向我解釋些什么，二人相對無語。

沉默中，羅儀鳳突然爆發出無比的激憤，她下顎骨發顫，眼睛像火一樣的紅了起來。她把“磚頭”護在怀里，用一种類似詛咒的口气，說：“小愚，我是一個軟弱的人，也是個無能的人。我無夫無子，這輩子只剩下一點儿愛好。我喜歡鞋，現在鞋都扔掉了。我愛花儿，可那些美麗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著眼淚親手用開水澆死的。現在，花儿沒有了。我愛香水，香水沒有了。我愛音樂，音樂沒有了。我愛英文詩，詩也沒有了。我從來沒有、也不想防礙共產党，可共產党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我家來說，是釜底抽薪；對我個人而言，是經脈盡斷哪！”羅儀鳳仰望夜空，力圖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還是見到了她的淚水。燈下，她的淚水象玻璃一樣剔透。

待情緒稍有平复，羅儀鳳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問我：“要不要吃點安眠藥？”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親說過，她們母女是真正的貴族。

我想，這些昔日貴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難，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說自己的處世原則是“以不變應万變”，然而，現實卻在逼迫她們做出“順适”。出于教養，也出于經驗，她們的“順适”往往表現為一种不自覺其努力的努力。這种努力和共產党員努力“改造世界”，當然其內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體說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內、向內、再向內，具體說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內容便是：忍。在云詭波譎世事不胜其變幻的年頭，誰都得忍。強權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體現出什么呢？是閱歷太多、見事太明的無可奈何？還是抹殺自己、無損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輕的我無法判斷，但羅儀鳳的哭訴，卻讓我深深懂得：這种“忍”，原來是最可痛心的，其內里，有著怎樣的悲涼与沉重。因為任何分寸的“順适”，都要毀損或抑制天性。想到這里，我暗自發誓：這輩子決定保衛自己的天性，決不“順适”。而后來的情況竟是——我為這樣的決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待續)

作者系中國大右派章伯鈞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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