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9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姜狄向大家介紹了中國著名青年作家余杰的思想以及理念，今天，她就會同大家講余杰對美國的看法，以及他的恐懼和希望。

余杰的言論，被某些人批評為親美，但是余杰說，自己其實是親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他說：與其說我親美，不如說我是親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其實美國並非完美，我同樣也承認美國這個國家也有很多不足之處。比如說我這幾天在美國跟很多民間組織和新聞媒體接觸，他們對美國政府嚴厲批評揭露。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作為自由主義者，首先必須承認世界的不完美性，在這不完美的世界上，我們只能夠在壞和不壞之間選一個不那麼壞的制度，民主制度就是一個不那麼壞的制度。我認為美國是至今在全球實驗的各種社會制度中，相對比較好的一種。今天中國最應該向美國學習，美國是中國最應該選擇的榜樣。

余杰甚至進一步強調，美國不是中國的敵人，而是朋友。他表示：從更現實的層面，從中美這100多年來的交往來看，我發現什麼時候中美關係良好，這也是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狀況最好的時代。比如說二十世紀的20年代，大致是1927到1937年，現在有很多歷史學者指出，這是中國的黃金時期。又比如說是80年代。而另一方面，中國最專制、最黑暗的時代，往往正好是跟美國最對立的時候，比如說是毛澤東時代。

在這100年的中美關係交往中，美國絕對不是中國的敵人，美國給予中國的幫助是現在世界各國中給中國幫助最大的國家，我們就不必提抗日戰爭了。比如說當年庚子賠款，只有美國一個國家把賠款退回中國去辦教育，辦醫療係統，像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協和等等。可以說如果美國沒有退回這筆錢，就沒有清華大學，沒有清華大學，會有今天的朱鎔基、會有今天的胡錦濤嗎？

余杰13歲開始發表文章，看問題也比一般同年齡的人要深和廣得多，余杰說：我當時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且六四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我之所以成為現在的我，跟那事件有血脈的聯係。雖然我並非運動的參與者，只是在四川一個很偏遠的小縣城裡面上初中三年紀。

但是事件的發生使我感到官方教條的虛假，這些灌輸給我的假話在一夜之間都崩潰了。從那天開始，我才真正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有尊嚴的自由的人。可以說我在同年齡的人中是比較早熟的，早在中學時代就接觸到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最優秀的結果。

所以跟我同齡人的精神思想上比較隔膜，跟比我大的人比較有共鳴。

中國大膽敢言的學者、知識份子，諸如劉荻等人都已經因言獲罪，余杰現在雖然仍是自由身，但是他200年北大研究生畢業之後，因為中國作家協會同中國現代文學館拒絕履行同余杰簽訂的工作協議，余杰因此而失業。從這件事就可以看見，余杰多多少少是因為他的大膽言論而受到懲罰。

余杰坦白地承認自己內心是有恐懼的，但他強調要克服。他說，坦率地說，恐懼肯定是有的，在今天中國這個社會，任何的人心中都是有恐懼的。但是我認為我們應該讓自己成為有信仰的人、勇氣、自信心的人。恐懼不會因為害怕而消失，反而會越來越強大。

實際上內向更強大的時候，它會變得更衰弱。

克服的辦法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寫作被割裂分成兩部分，余杰在國內出版的文章，盡管對現實還是有比較嚴厲的批評，但是會講究一些策略，避免碰到一些過分敏感的領域，照余杰的說法是，國內公開發表的可能性也要珍惜。但是余杰在國外發表文章的時候就會擯棄一切的顧慮，痛快淋漓地表達出來。

雖然余杰表示有一些恐懼，但是對未來，他仍然是樂觀的。余杰說：我始終是個樂觀的人，因為在我身邊很多人在各自的崗位上不斷努力，比如有律師冒著很大的風險，為被虐待民工免費打官司；也有新聞記者在像《南方周末》和《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這些比較敢說真話的媒體裡面工作。所以我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孤單的人，我身邊仍然有一群朋友，這是讓我感到很溫暖的地方。我沒有期待開花的日子，沒有像農民一樣期待收獲，我覺得自己在過程中就感到很幸福和滿足，就像我們常常說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結果絲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歷史時刻，我在努力地去做。

余杰表示：我仍然堅信我的工作會有比較好的結果，盡管在最近的幾個事情上，比如說911事件、美國哥倫比亞航天飛機墜毀，無數中國青年人幸災樂禍。然後當我對他們進行批評的時候，他們就用紅衛兵的方式對我進行非常惡毒的謾罵，說我是漢奸，美帝國走狗。盡管他們這樣罵我，我卻一點也不憤怒，而是同情和憐憫他們，因為我知道他們是官方愚民教育的受害者，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這種情況的改變，我覺得並非難上青天。假如有一天新聞出版自由了，大家能夠自由獲取信息了；教育能夠從黨控制脫離出來，成立自己的獨立領域，那我覺得不用太長的時間，只須要幾個星期、幾個月，當真相像潮水一樣湧出來的時候，年青人重新建立一個是非善惡真假的判斷，我覺得非常容易。(//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