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6日訊】季羡林先生把中國的歷史分為三個時代：絕對講理的時代、講一點理的時代、絕對不講理的時代。因而也就有了絕對講理、講一點理、絕對不講理三种不同的政府。季先生把凡是以文字獲罪的時代算作絕對不講理的時代，這時的政府當然就是絕對不講理的政府了。

絕對講理的政府在中國是沒有過的，講一點理的政府是有一些的，絕對不講理的政府是有的。孔子周游列國，扼于陳蔡，不為世所用。但自創儒家學說，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說明那時的政府對于自由結社和獨立思想持寬容態度。儒、墨、法、道、名諸家相繼而出，雖然諸家相互攻訐，但政府听之任之，從未獨尊一派、取締一方，中國歷史上迎來了第一個哲學高峰。這是講一點道理的時代。

司馬遷以李陵案被禍，乃發其郁結之意，著孤憤之書，是有著怀私挾憤的嫌疑的。他指斥“今上“窮兵黷武、迷信方士、封禪求仙；直書李陵、李廣利及鉤弋夫人冤案；甚至构撰“今上”“金屋藏嬌”的花邊新聞，這是蓄意攻擊偉大光榮正确的朝廷，給繼往開來的皇帝抹黑呢。然而朝遷不以加誅、著書不以焚毀，這是太史公不幸之大幸。倘若換個時代，不單下面不保，就連上面也有不保之虞呢。這也是講一點道理的時代。

絕對不講理的時代特征是“不是不讓受教育，而是只讓受一种教育”（魯迅語），“把中國弄成一個制造順民的大工厂”（吳虞《說孝》）。不講理的政府意味著只用一种意識形態控制人民的思想，全國人民要同唱一首歌，以他們掌握的金喇叭代替民之喉舌，驅使全民邁出步調一致的腳步。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有著不媚公卿的習性和舞文弄墨、評論時政的癖好，他們負意使气以天下自任，最怕生活在絕對不講理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他們總是受防范、排斥和打擊的群體。士農工商的區別，說明他們自來就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為了提高他們的地位，而被恩賜為工人階級（即領導階級）的一部份。連自己的社會階級都被取消了，這是講理時代的不講理還是不講理時代的講理，人們不得而知。

絕對不講理的時代總是先拿知識分子開刀，罪名是攻擊、橫議甚至腹誹。秦的“焚書坑儒”是一個先例。降及明清，“文字獄”肆虐一時。“和尚”、“作則”、“豬”等詞匯有攻訐朱明的嫌疑，“夷狄”、“索虜”等字眼又有排斥滿清的跡象。于是就有了“滿門斬”、“瓜蔓抄”等名目。這頗像阿Q頭上的瘌痢，是容不得別人說“燈”和“亮起來了”的不敬詞語的。

最不講理的時代就是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防范、壓制、排斥和打擊不是被動查處，而是主動出擊。“文革”時的“引蛇出洞”使知識分子受到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打擊。馬寅初、老舍、鄧拓、張志新、遇羅克等是以言獲罪、以文獲罪的几個代表，他們的遭遇是中國歷史上最丑陋、無恥的一幕。后來的統治者則要聰明得多，他首先可以給你正名為間諜和顛覆政權，然后師出有名。方勵之、吳弘達等人和最近的“不鏽鋼老鼠”就頭戴這樣的名銜。蘇聯的“肅反運動”中，知識分子受到重創。

從索爾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島》中我們看到蘇聯的數百万工程師、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藝術家被羅織罪名流放、槍殺；一位詩人寫下“你可以祈禱，但只能讓上帝知道”的詩句而被流放；一位在報紙的斯大林畫像上寫字的小販被流放。就這樣一個民族最优秀的部份被無情地清除，那個民族的脊梁被獨裁者打折了。

對异已力量的清除是絕對不講理時代的必然結果。他們制定了法律法規，在法律法規的背后是眾多上不得台面的條文，他們在條文之外支配著社會生活的運行。超越條文的事情一律叫停，不太悅耳的聲音一律封殺，于是意志統一，步調一致，千篇一律，万人同貌，在气勢高昂的頌歌聲中，時代的進步從何談起，歷史出現了停滯或倒退。我們并不奢望生活在一個絕對講理的時代，也不愿生活在一個絕對不講理的時代，我們期望生活在一個講一點道理的時代里。那首先要尊重“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尊重并保障人民自由思想并自由表達思想的權利。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