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6日訊】一場伊拉克戰爭，使美國學者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走紅，他預測美歐分歧的著作《天堂和權力﹕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國和歐洲》（Of Paradise and Power）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榜，成為西方知識界討論的對象。

該書前身是一篇論文，去年夏天發表。現為“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並為《華盛頓郵報》每月寫一篇專欄的卡根在文中提出，冷戰結束後，美歐關係也告終結，並逾生分歧，主要由於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強，有實力對付那些邪惡的國家；而沒有這種實力的歐洲，則傾向妥協忍讓，不惹怒那些邪惡勢力。這種實力造成的不同對外政策，將導致歐洲和美國的分歧日趨嚴重。

卡根比喻說，這就像兩個人在森林中遇到黑熊，其中一個人手裡只有小刀，所以傾向不惹那個黑熊，盡量臥倒、藏身、不出聲，以不引起黑熊的注意和攻擊。另一個人則有獵槍，所以傾向先發制人，射殺黑熊，確保安全。只有小刀的人除了擔心拼不過黑熊之外，他還擔心，一旦有獵槍的人射殺黑熊，他則更會被顯示出軟弱和無能。

卡根最後總結說，美歐的分歧是地緣的不同造成的。他借用美國一本研究男女氣質不同的暢銷書《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水星》的比喻，說“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水星”，兩者的“氣質”無法改變。

歐洲挺美和反美是18比4

伊拉克戰爭之際，美國和法德發生嚴重爭執，使大西洋兩岸的分歧更清晰地暴露出來，卡根的預言似乎成真，因而引起知識界注意。他的由論文擴展而成的書，迅速登上美歐國家的暢銷榜，卡根和幾年前寫出《歷史的終結》的福山、《文明的沖突》的亨廷頓一樣，被《紐約時報》認為是過去50年來第四位預測風潮、提出外交戰略的美國學者，引起相當的重視（第一位是1947年的美國學者George Kennan，提出“圍堵”蘇聯的戰略）。

但細究卡根的觀點，會發現其基本立論難以成立。因為明擺著的事實是，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歐洲嚴重分裂，美國兩黨立場也相當不同，這說明分歧根本不是地域的區別造成的，而是不同人群的不同觀點和理念導致的。

圍繞伊拉克之戰，歐洲分成兩大派，原東歐10個共產國家，全部支持美國。捷克總統哈維爾和七國歐洲元首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聲明，支持美國軍事倒薩。英國、西班牙、意大利、丹麥、荷蘭等歐洲國家，也明確站在美國一邊。在歐洲的全部44國中，公開反對美國倒薩的只有法德俄和比利時等四國，而公開支持美國的達18國。這個事實本身就直接挑戰卡根的把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和美國對抗的立論。

美國本身也是這樣，兩大党也是兩種聲音，布什所屬的右派共和黨，99％支持軍事倒薩；左派民主黨則分裂，有近一半反對武力倒薩。美國參議院對伊拉克戰爭議案，以77對23票通過，反對者都是民主黨人，等於近四分之一的議員反對，也不是一個聲音。因而卡根所說的美國和歐洲各作為一個整體相互對抗的事實並不存在。

張伯倫和邱吉爾爭論的繼續

顯而易見，西方國家對這場伊拉克之戰的分歧，根本不是來自地域的區別，而是來自左派和右派兩種理念的區別。西方國家全都有左、右兩派，理念分歧非常清楚，主要體現在經濟和對外政策上。在經濟政策上，左派主張平等、均貧富、大政府，強調政府干預經濟，對財產進行二次分配（通過對中產階級和富人的高稅收，給窮人提供和提高福利）。左派的特征是強烈反對資本主義，熱衷福利社會主義。右派主張小政府、大社會、自由競爭，強調市場這支看不見的手的調解作用（而不是政府）。右派的特征是反對社會主義，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西方的左右派之爭，根本上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

右派的表象是親美，實質是親資本主義（因為在所有西方國家中，美國是離資本主義最近的）；左派的表象是反美，實質是反對資本主義。

在對外政策上，左派寄托人之初性本善，即使對邪惡者，也強調對話、妥協、和解等，頗有張伯倫的綏靖傾向和烏托邦幻想。而右派強調，對邪惡者不能希冀用祈禱、祈求、妥協、讓步等感動，而只能用實力遏阻或鏟除，具有邱吉爾式的現實主義的抗爭哲學。

歐盟15國有11國右派執政

在支持還是反對美國倒薩問題上，根本不是美國整體和歐洲整體的對立，而是凸顯了西方這種左右派之爭。例如西班牙這次之所以強烈支持美國，是因為其總理阿斯納爾是和布什一樣的右派。在結束佛朗哥統治之後，左派政黨連續執政13年，把西班牙拖到經濟困境。因而當年43歲的阿斯納爾率領右派人民党崛起，於1996年擊敗左派，當選為西班牙總理，現在已執政二屆七年。

澳大利亞政府這次也堅決支持美國，同樣也完全是由於右派執政；總理霍華德頂著國內左派的巨大壓力，仍毫不妥協地支持美國。

強烈高調反美的德國、稍微低調但仍堅決反美的加拿大目前都是左派執政。而這兩個國家的右派則完全反對他們政府的立場。德國右派政黨完全站在美國一邊，其主要領袖到美國訪問受到布什政府、切尼副總統的熱烈歡迎。加拿大右派在野黨，由於憤怒該國左派政府的反美立場，在《紐約時報》發出整版廣告，表示其堅決支持美國武力倒薩的立場。

這裡法國和英國是例外。法國的希拉克政府雖然名義上是右派，但以法國一向左傾激進的歷史，使法蘭西基本沒有英美那樣典型的右派，法國的右派實際上是左派，而法國的左派，則是極左派；法國沒有右派（這當然是從總體和政黨而言，不包括他們非常右傾的個人和團體，以及極右派）。

英國雖然現在是左派工黨執政，但布萊爾的工黨已走所謂“第三條道路”，在經濟理念上向右派靠攏，並把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條款從工黨黨綱中廢除。這其實是體面地向右派經濟理念低頭，因而有人稱工黨是披著左派外衣的右派。且不說英國從總體上來說是西歐最右傾的國家，以英美兩國歷史以來的聯盟傳統，布萊爾政府也一定得支持美國；而且在相當得時期內，任何人做總理，恐怕都不會願意破壞這個英美聯盟的傳統。

左右派之爭沒有“歷史的終結”

除政黨之外，媒體大戰也同樣，反戰的國家則不必提了，聯手倒薩的英美媒體比其他任何國家的媒體反戰聲調都更高。美國的《紐約時報》、ABC、CBS和CNN電視網和英國《衛報》、BBC電視電台等等，都比著看誰罵布什政府的分貝高；就因為他們是左派。

美國自己國家的一萬四千名作家、詩人聯名反戰，也因為他們是左派，很多人骨子裡恨死了資本主義，所以他們對美國的仇恨也絲毫不亞於歐洲左派。

從上述事實可以很容易看出，圍繞伊拉克戰爭的分歧，根本不是什麼歐洲和美國兩個區域的對抗，而是兩個區域中的兩種不同觀念的分歧，是左派和右派兩種不同哲學理念的對抗。

而原東歐10個國家支持美國，則不僅因為他們剛剛擺脫極左的共產主義奴役，自然傾向右派的理念，更因為它們全部都親身體驗過獨裁專制，知道邪惡意味著什麼，因而堅定地支持美國傳播自由價值的道義之舉。

如果沿用火星和水星來比喻的話，實質上是“理性、現實的右派來自火星；感性、幻想的左派來自水星”。而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人類這種左右派之爭，這種現實和理想之爭，既不是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也不會如福山所預言的有“歷史的終結”，而是會永永遠遠地爭下去。

（載《開放》2003年8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