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大陸執法者的雙面
【大紀元8月1日訊】一般而言,中國的警察在百姓中長期聲譽不佳,因為,在打擊犯罪和維護治安之外,獨裁制度給予他們的主要職責,不是保護民眾權益而是鎮壓民眾的异見表達。用警察們自己的話說:“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盡管中共高喊“依法治國”,但事實上仍然是人治國家,懲罰性法規(勞教、顛覆罪、煽動罪、治安處罰、互聯网管制等)都制定得非常模糊,無非是為了任意擴張鎮壓范圍和執法者濫用權力提供方便。
然而,在利益之上的當下中國,由于正統意識形態的全面衰落,政權本身及其官員皆變成經濟動物,專政机關對异見者大都有軟硬兩幅面孔,并基于利益計算而對不同的對象采取區別對待,實質上是另一种意義上的歧視。霸道蠻橫是一面,特別是對不知名的大眾,他們很粗暴很生硬且缺少起碼的職業道德;低調怀柔是另一面,特別是對著名的异見人士和自由知識分子時,他們往往顯得客气開明且有職業教養,用他們自己的官話講,就是有政策水平有法律修養。他們不再相信自己執行鎮壓命令的道義正當性,也知道自己的社會角色讓百姓反感,所以,他們在執行一些鎮壓的命令時,不再講革命的大道理和唱意識形態高調,更不想靠強硬的恫嚇來改變被管制者的思想,而是以威懾、說服、感化和收買的多管齊下。
首先,動用所有執法者慣用的威懾策略,而且為了使威懾的猙獰面目變得柔軟一點,他們不會用直截了當的威脅語气說話,而是經常做出朋友式的關心姿態,他們會說:“我們打交道已經很長時間了,彼此了解,甚至可以稱為朋友。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認,反正我是把你當作朋友。對你說的都是心里話,就是希望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爭取一個雙贏的局面:我不難為你,你也別給我添亂,雙方都有回旋余地,都能掙口飯吃,對個人對國家也有好處。”而這种朋友式的心里話所表達的仍然是威懾恫嚇:“如果你不配合,別怪我不夠朋友。”
其次,他們大講“依法治國”和“惡法也是法”的道理。他們會說:“我們不想改變、也自知改變不了你的思想,你可以堅持你的思想,但我們必須依法辦事。除非你有能力改變目前的法律——當然,我也希望改革這樣的法律——但在沒改之前,哪怕它是惡法,但惡法也是法,我就必須執行。再說了,對于社會穩定,惡法下的社會秩序,總要比無法可依的混亂好多了,文革時期的打砸搶盛行,就是徹底砸爛公檢法的結果。”
第三,大講警察所要信守的職業道德,“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是他們經常拿出的理由。他們會說:“如果我不執行上級命令或法律,就是執法犯法,也違反職業道德,你們不是也很反對執法犯法,很講究遵守職業道德嗎?作為朋友,如果我們顛倒一下現在的角色,你穿上我這身皮(警服),你會怎么做?”言外之意是:我們這樣做与我們個人無關,而僅僅是職業使然。
最后,經常用自己的飯碗來獲取被管制者的同情和理解。大講這個職業對他們個人生計的重要性,而且講得最動情最誠懇:“我也是一普通人,也要吃飯,也要養家糊口。干警察象干其他工作一樣,說到底就是謀生的飯碗。如果我不這樣,我就等于自砸飯碗。不瞞你說,我老婆已經下崗,孩子剛讀中學,全家就靠我一個人的這點工資……”
以上策略,基本上是訴諸于利益的說辭,執法者意在告訴被管制者:我們在觀念上沒有分歧,即便有分歧我們也不在乎。只因為我的職業是警察,更因為我干這行是為了養家糊口,這身警服就是我的飯碗,你總不能一點同情心都沒有,專干砸別人飯碗的勾當吧。而且,如果你不配合我們的工作,最后還是你自己吃虧。
由此可見,沒有原則和信念的犬儒主義聰明,在今日中國已經泛濫到何种程度,不僅精英們輕車熟路,而且執法者們也玩的駕輕就熟。表面上看,如此剛柔相濟的雙面,与斗爭哲學的單一面孔相比,也是一种進步,起碼不那么猙獰、殘酷性有所降低。然而,作為恐怖政治下的生存策略而言,二者恰恰是同一譜系中的孿生子,毛澤東時代的殘酷斗爭早已摧毀了社會的道德底線,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野蠻和殘忍、下流和委瑣、謊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惡的大爆發,也都是人性墮落的積累,數不清的大小政治運動使全社會的不講道德積累成日常的習慣性行,且都曾受到來自最高領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勵。
所以,早在被左派們視為道德圣境的毛澤東時代,我們就習慣了說謊、背叛、仇恨和暴虐,習慣了一切皆由領袖、党和國家負責的生存方式,誠信、愛、同情和個人責任感便無從談起。進入小康時代的,它又在新一輪的金錢夢中得到隨心所欲的發揮,政治無恥用之于商場就是全無商業道德,惟利是圖的犬儒和不擇手段的厚黑,也就必然成為現在大陸社會的道德現狀,全無信譽的道德混亂和文革時期全無自律的打砸搶造反行為,其內在精神乃一脈相承。換言之,只要獨裁政治不變,無論是殘酷斗爭的政治化時代,還是鼓勵發財的經濟化時代,培育仇恨和陰謀,鼓勵說謊和無恥,造就懦弱和暴虐,縱容無賴和狂妄,養成自私和無責任感,也就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轉載自觀察)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