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一提起中國傳統與自由市場的關係，差不多所有人就立刻大喊：中國文化不利於自由市場。中國傳統重義輕利，妨礙經濟發展，等等。我敢說，這些人其實沒有學過歷史，隨便舉幾個例子吧：漢朝初年中國就有過私人發行貨幣的偉大嘗試，中國人最早使用了紙幣，中國的商人曾經壟斷了東南亞一帶的貿易。至於中國人對於自由市場理論的貢獻，嘿嘿，翻一下《史記﹒貨殖列傳》或《平準書》，就不由你不佩服。因此，中外歷史學家中，我最佩服司馬遷，嘻嘻──也可能因為我跟他是老鄉吧。

司馬先生對市場的理解，源於他對人性的洞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哉？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在一般社會中，人們確實是在追求財富和利益。司馬先生對此未加以道德評論，他只是指出這樣一個事實：人們自己會想盡辦法改善自己的境遇，面對這一事實，政府在制訂政策時應該遵循一個基本原則：“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當然，人並不是僅僅追求財富利益，他還有更高的追求，比如“禮節”、“榮辱”，德行。但人起碼得具有一定的生活條件，才能夠涵養出德行來。司馬先生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物質豐裕）而廢於無（物質匱乏）。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物質財富與人的道德水平到底是什麼關係？很多知識分子相信，富裕會使人沉溺於物質享受，而沒有精神追求。其實，物質財富的富足與道德水平的高尚之間，也許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而同樣是一種秩序的產物，即它們都是以自願交換為基礎的自發的市場秩序的結果。這種秩序能夠使每個人充分地利用自己的知識、以最低廉的成本利用他人的知識（價格信號）追求自己的利益，從而使人們普遍地富裕，這是毫無疑問的。同時，這樣的秩序也有利於塑造人們的精神。人們會發現，遵守基本的道德規則和法律，可以減少不確定性，大大降低決策、行動的成本。也即所謂的“廉賈歸富”：越是講究信用、遵守遊戲規則的商人，越能夠取得更大成功。一種自由交易的市場秩序本身，就具有教化功能，有助於維持社會的道德。

反過來說，既然“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也會有自己的私利考慮，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減少政府對資源的控制，同時對腐敗行為建立嚴密的監督懲罰機制，讓廉潔者能夠得到好處，真正地實現“廉吏久，久更富”，則自然可以提高官員的道德水平。

最有趣的是司馬先生關於文人的議論。在司馬先生看，文人也是人，那麼，他也應該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這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家人和社會負責：“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作為一個男人，你如果養活不了自己和老婆孩子，還有何臉面活在人世。

對於智力並不下於常人的文人來說，這應該並不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司馬先生也都給出了很好的主意：“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就是說，你如果沒有本錢，那就多出點力氣，體力、智力都行；如果你有一點點積蓄了，那就要制訂正確的策略；而如果你有一點筆錢，那最重要的就是發現、抓住並利用機會。

不管怎麼樣，對於一個知識分子來說，確保一個基本的生活水準，是進行思想、學術、寫作的起碼條件。古代的學者要麼自己出身官宦富裕家庭，要麼得到富人的財政資助。今天的學者則大多數進了大學、研究所，有政府或企業供養著，盡管不很富裕，但起碼沒有溫飽之虞。因此，你如果自己是個學者，就該想辦法進大學、研究所，或者進政府、企業，像愛因斯坦那樣邊到專利局上班邊搞自己的研究，或者像米塞斯那樣邊給政府當顧問邊做自己的學問。這樣可以減少成為憤青的概率。

司馬遷已經描述過文人中的這類憤青的形象：“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對此，司馬先生的評論是：“亦足羞也”。不過，知識分子中卻盛產憤青。他們有一種矛盾心理。他們對自己總有太高的期望，憑什麼那些智力不如他們的企業家掙得比他們多？但他們又鄙視商人的職業，覺得自己從事的工作比他們高尚。同時，在市場中，他們認為高尚的東西，往往不如他們覺得粗蘇的東西賣得好。總之，橫看豎看不順眼，於是，他們成了職業批判家，尤其是對市場深惡痛絕。

──《證券時報》，2003年7月20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