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7日訊】 不記得是什么人說的，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偉大的母親。是否有人統計過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所有寫母親的文藝作品，如高爾基的”母親”；所有寫母親的記實文章，如朱德的“母親”，無不是歌頌性的。我取稍有貶義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為此文的題目，是因為我的母親無從歌頌起。但是她是一個奇特的母親，奇特的一定要寫出來。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勵我寫她的遠比鼓勵我寫父親的多。盡管父親的一生充滿了跌宕起伏，更具戲劇性。

我寫此文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親能看到這篇文章。許多當面她不能容我講下去，也因此而永遠沒有机會听到的話，我都寫在這儿了。人在這個世界的最后時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對自己的評价，也應算是一种難能可貴之事吧。不知母親是否能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這樣的收獲，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許多巧合的。一九九三年，父親來美國參加科羅拉多大學的研討會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攝“中國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說父親即將訪美，約了采訪他。父親到美后，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們特意從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圖書館找來“中國革命”的第一集看。當放到中國抗日戰爭一段時，我突然發現一個講演的女學生頗象我媽媽，但是沒敢吱聲，因為不知父親會有什么樣的反應。沒想到老頭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剛才那個鏡頭好象是范元甄。”

我這才說：“我也覺得有點象。”我們把這段又看了一遍。“沒錯，就是她！這是范元甄在武漢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的集會上講演。听說她的即席發言大出風頭，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說‘這种人應該是共產党員’。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員了。”

母親和父親同時出現在一部歷史記錄片中。前者的鏡頭几乎是一晃而過，記錄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僅有的瞬間的燦爛（陳伯達在延安說過：“小范是開花不結果的人物。”）；后者的鏡頭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現，還被選做了片頭。映現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絢麗，學術名气和社會地位愈見升高。父母倆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終歸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變遷，令人唏噓不已。

媽媽年輕時很是得意過的。先是抗戰初期，擔任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所屬演劇九隊負責人，后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

周恩來夫婦視她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來親自寫信給她，情意切切，還附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母親一直珍藏著。解放初，她在協和醫院作手術，周恩來去看張西曼，听說小范（過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媽小范）也在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轟動了醫院。母親在延安時，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還有四大美男子。三個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銳和范元甄，大家公認，才華，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對儿。

我爸多次對我說：“你媽比我有才華。”好多認識我媽的老干部都對我提起過當年延安關于憲政的演講比賽，我媽代表馬列學院扮演國民党代表，結果把抗大的共產党代表給辯論倒了。事后，大家笑傳了很久。媽媽跟我講起過在延安兩次見到毛主席。一次在清涼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帶著警衛員下山，主席閃到一邊說：“小范同志你先走。”媽媽很是惊訝主席會知道她的名字。還有一次，她在窯洞前紡線，突然看到紡車前站住一雙大腳，一抬頭，是主席微笑著看著她紡線。可見，媽媽當年在延安确實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運動時，父親代表武漢大學，和代表一所教會中學的母親在武漢秘密學聯相識。一九三九年，母親十八歲与父親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結婚。那天，父親說葉劍英莫名的興奮，跑上跑下地給他們照相。媽媽后來告訴我，史良曾為她惋惜“結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親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話，永遠地后悔自己年輕時的選擇，好象毀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倆人同去了延安，當時周恩來不在重慶，回來后還責問為什么把小范調走。

好在知道我媽媽到延安進了馬列學院，也就沒再說什么。能進馬列學院，是媽媽一輩子覺得比人高出一頭的資本。她認為“抗大”，“女大”那是給剛參加革命的人辦的，而馬列學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進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馬列學院的資歷确實讓她認為具有与眾不同的身份。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簡机關學校時，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時任主任，實際工作由陳伯達負責。媽媽在該研究室的國際組工作。抗戰胜利后，母親隨父親北上熱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個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時的路上落生在卡車上。到熱河后，她始終不愉快，跟爸爸不斷地吵鬧。直至到派至北平，參加了党辦的北平“解放報”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長沙自來水公司的軍代表，后調京任石景山發電厂的副厂長。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業部工作。

解放初期沒有現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業部當時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關大院在宋慶齡的宅第旁，鄰著積水潭，院內有一個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媽媽學會了游泳。文革時被改成衛生部了。現在不知歸了誰。第二個五年計划中，國家開始興建大型國營企業，共產党要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管理這些企業。不記得是五六年還是五七年，媽媽被送進北京航空學院的調干班學習。畢業后，媽媽進了航空工業部自己辦的第一個大型儀表厂－對外稱青云儀器厂，對內代號二三二厂，當了總工程師。記得我曾為媽媽能在有代號的保密厂任職，感到特神秘，特興奮。七九年我調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從二三二厂調來的工人和工程師。他們都記得我媽，說我媽極有風度，特別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時達到了頂點，以后再也沒有超過這個職位。

退休后雖享受副部級待遇，只是個名義，沒有什么實質意義。媽媽在這個新的，令她興奮和滿足的位置上并沒來得及真正做些什么，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發配到熱處理車間當爐前工，接受改造，身體隨即徹底垮掉。剛解放時她得了甲狀腺机能亢進，北京協和醫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國人自己作了甲狀腺切除手術，沒有經驗，切了十分之九。這時一下變成机能低下，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狀腺素維持身體的新陳代謝。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沒有恢复。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之后，她短暫地恢复過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術局總技術處任處長。

但是很快文革就開始了，群眾專政，干校勞動，回京沒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處理了。我的記憶中，媽媽沒有高興的時候，也不允許家里有歡樂的气氛。記得有一年從陝西的工厂探親回家，因為自己自由生活慣了，忘了家里的規矩，一邊干活，一邊哼起了歌儿。媽媽立即厲聲叫了起來：“你有什么可高興的？我們這個家是沒有歡樂的！”

我是一九五Ｏ年在長沙出生的，一九五二年隨父母到了北京。我從記事起，就不喜歡家里的气氛，因為爸爸媽媽老吵架。我兩歲進整托幼儿園，七歲住校，兩個禮拜回家一次。什么時候回家，只要赶上兩個人都在家，就什么時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說是吵架，其實從來都是媽媽一個人吵，沒听爸爸吱過一聲。他總是坐在沙發上，背靠在那儿，雙手交叉在胸前，雙目緊閉。媽媽的罵詞是永遠的一句話：“說呀！你說呀！”最厲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嘩嘩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聲音，我終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媽媽出來抱著我和阿姨哭成一團。可我不是因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臉上貼著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樓上樓下的鄰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媽媽老吵架，這回爸爸單位的人也都該知道了。媽媽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橢圓形的鏡子，象爸爸的臉一樣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鏡子是很少見的。我常常小人儿一個，對著破鏡子發呆，嘆惜這么好看的一面鏡子貼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媽媽沒有能夠象這面鏡子破鏡重圓。我那時總鬧不明白媽媽到底讓爸爸說什么，而爸爸為什么就是永遠地不開口。等我長大后才知道，很多時候是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媽媽在奶奶問題上的矛盾由來以久。父親是獨子，十七歲离家進武漢大學讀書。父親自己坦誠當年并未好好學習，鬧了革命。奶奶听人傳話，知道儿子在鬧革命，很是危險。從長沙赶到珞珈山監護獨子。沒想到父親為了找党，一九三七年五月競不辭而別，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沒回過家，奶奶當時几乎急得發瘋。以后抗戰，內戰，音信全無，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繼承李家香火。一九四九年長沙解放當夜，父親突然出現在奶奶家。這位清末女子師范畢業生，三十二歲守寡，不愿屈從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債，變賣舊衣物維持生計，供養子女讀書的倔強老人，沒有象一般母親見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歸家，与儿子報頭痛哭，而是一個耳光摑了過去。我爸當著警衛員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請求奶奶原諒這個不孝的儿子。我媽媽兩個月后到長沙，听說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認為我爸身為共產党的干部，卻給地主母親下跪，是嚴重地喪失了階級立場。

其實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爺爺一九Ｏ五年到日本留學，在那里成了孫中山的第一批同盟會會員，后又是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從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鬧紅軍，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為生。

一九五九年奶奶從沈陽我的二姑姑家經北京轉返長沙大姑姑處，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長沙跟親友們談起來，有個面子，終于在儿子家里也住過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媽絕不會讓奶奶進門的。偷偷讓秘書將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罵儿子不孝，不許老娘進家門。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來劉瀾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長沙。我媽由此恨透了劉瀾波，文革中沒少揭發他。奶奶一輩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陣。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沒臉面的事。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兩個姑姑商議著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陣。還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嘆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終未能實現。

一九七七年我去長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議給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見到奶奶。過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媽媽灌輸的故事，奶奶是個惡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見面，才知道是一個極瘦極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著我的手，總是問，你認識李厚生嗎？這是我爸原來的名字。老人總說這么多年不見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邊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關起來了，不是不看你，是來不了。”一九八Ｏ年奶奶去世時，爸爸正在陪美國陸軍工程兵訪華團去南方參觀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車站遙望長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產党內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媽媽正好相反。大義滅親，“親不親階級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線，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五十年代在水電建設中，爸爸重用了國民党政權留下的老技術人員，對他們很尊重，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反右時，水電系統被打成右派的人數很少。我自己就親眼見過爸爸對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隨便，但是對技術人員總是未見有半點怠慢。

當年跟我爸共過事的老技術人員都記得我媽的那張冷臉。媽媽文革中常說，你爸一貫右傾，建國初期，就專用國民党人員，他的秘書，司机，都是那种最沒覺悟和最糊涂的舊社會留用人員。也幸虧爸爸用了這樣的人，他們在爸爸倒台后沒有揭發過一個字。否則老婆，秘書，司机三管齊下，他大概早就沒命了。

盡管媽媽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時候媽媽從來沒有碰過我一下，也不記得跟我紅過臉。

最厲害的一次是因為我胡鬧的太大發了，媽媽抄起一個小凳子向我砸來，不過沒有打著。我小時，哮喘很厲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風箱，呼呼地叫。一次，外邊下著大雨，我又犯病了。媽媽騎著自行車，打著傘去六鋪炕商場給我買藥。

去商場的路是煤渣鋪的，坑洼不平，媽媽一手打傘，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沒看見前面的一個凹坑，一下從車上摔了下來。看著一身泥水，滿臉是血的媽媽拿著藥進了家門，我和阿姨都嚇坏了。阿姨狠狠地對我說：“你要是長大了不孝順你媽，就叫狗吃了！”這話我是記住了，一直記到現在。一九九一年到了美國，媽媽來過一封“信”，只有這么一句話：

“李南央，二十五英寸彩電，直角平面，遙控。价錢你看著辦。”

我二話不說，就要寄錢。先生和女儿都反對，說她不能算媽。可我記著媽媽那一臉的血。她這輩子沒有什么高興的事儿，如果買個彩電能讓她高興，就給她買。

在我九歲的時候，家里沒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勞改農場。媽媽失去了發泄的對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罵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飯。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罵，不許睡覺。每次開罵總是車骨碌話：“你從小心眼就狠毒，三歲就說打死媽媽。你和李銳一個樣。”

可我真是不記得自己三歲時在什么場合，因為什么說要“打死她”。心里說，“當媽的記三歲小孩儿的仇，真是沒意思。”阿姨說，我見了我媽就象耗子見了貓。放了學，只要听到媽媽在家，就輕手輕腳溜進和阿姨合住的房間，再不出來。我媽說我從不叫她媽。

我心里其實是對她沒有愛。媽媽對我永恒的咒罵就是：“你這個小李銳！你跟你爸一模一樣！”每次有客人來家，我都提心吊膽地防著那句話：“這姑娘越長越象李銳。”可總有些不識象的大人愛這么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李銳是這個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媽特愛講大道理，很注重對我們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總要買書，大多是所謂有教育意義的。可我卻偏偏不可救藥，總想著那些媽媽不讓看的書。在小學，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書柜里的所有文學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天才》、《傲慢与偏見》、《子夜》、《海底兩万里》還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錢買小說。《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陽花》、《這一代人》，《乘風破浪》都看爛了。書都是鑽在被窩里，打著手電看的。或者午睡時看。中午我媽自己要睡覺，是絕不會來查的，阿姨也不打小報告。最使我媽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錢買書。那次是大發雷霆，一晚上沒讓睡覺。我坐在床上，听著她在里面打呼嚕，心里那份儿恨哪。我最怕的是我媽中午睡午覺，要是在這時弄出了聲響，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著挨几個小時的罵吧。我那時學會了完全不出聲地走路，開門。可是樓上鄰居弄出聲響是免不了的。我媽老讓我上樓去告訴人家中午不要走動。媽媽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連生命都可以犧牲嗎，怎么連樓上走路的聲音都不許有呢？再說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讓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卻是從不敢違抗母命的。紅著臉敲開鄰居的門，听人家的冷言冷語，看人家的臉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難堪，真是無地自容。我就寫日記，把對媽的疑問，不滿都敘述在日記里。我那時發了瘋地想當兵。

報紙上，電影上把解放軍說得太好了。我在日記里說：“我沒有母愛，也不需要有母愛。我將來當了兵，在連隊里有指導員、連長關心，愛護我。”為了不讓媽媽發現我的日記，我到處藏。有一次，媽媽發脾气，譏諷我：“你小小年紀，還母愛，母愛的，滿腦子令人作嘔的資產階級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遠藏不過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記里寫對媽媽的看法了。可是這點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剝奪了以后，我對媽媽是真真儿地沒了感情。也沒有了一絲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東西，太不要臉！”

我小時喜歡軍事體育。初一的暑假，趁媽媽在南方療養，參加了西城區少年之家測向隊，還和另一個師大女附中的同學合作，拿了當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組團體第一名。可是媽媽一回來，發現我著了魔似地跑測向隊，說我滿腦子資產階級錦標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發了瘋，跟李銳一樣。非讓我停止活動不可。后來北京隊想要我當專業運動員，教練到家里來作工作，讓我媽大罵一頓。教練從我家出來，臉上連血色都沒了，气得渾身哆嗦，“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老干部！”測向隊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參加了少年宮的射擊隊，很快從三隊升到一隊，夏天要到昆明參加全國比賽，選拔國家隊。

每次活動，都要想出各种辦法編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動的謊話是最難編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認是從小愛說謊，但我從不認為我是媽媽說的那种從小愛編瞎話，品質惡劣的坏孩子。我至今認為凡是小孩子說瞎話，那必是大人的錯。一定是大人沒給孩子說真話的空間。我現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說自己的孩子：“這個孩子總愛撒謊。”但凡听到這樣的話，我一定要立即為孩子辯護：“最好先自己檢查一下作家長的錯，自己是否給了孩子說真話的條件。捫心自問，為什么自己養的孩子不跟自己講真話。”

后來，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學校挨斗，回家一言不發，精神極沉悶。媽媽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對，問我怎么了，態度極和藹。我有些受寵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環境里，感到了一絲母愛的溫暖，不覺的流了眼淚。告訴媽媽，自己因為爸爸的問題，也有她的因素，在學校里挨了同學的批斗。還沒等我說完，媽媽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極為幸災樂禍、可有机會報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標榜自己不要母愛，自己最堅強嗎？哭什么！跟我說什么？你在學校挨不挨斗，跟我沒有關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學校一定有問題。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講這些事情。你自以為了不起，自以為堅強，就不要以為還有媽媽。我在机關挨斗，又向誰去哭？”我那時還不到16歲，看著媽媽那狠毒的近乎猙獰的面孔，只覺得自己向一個大冰窟窿里沉下去，從里到外地凍僵了。從此以后，我的心門是永遠地死死地向母親鎖住了。

不管遇到什么困難、麻煩、痛苦，從不再向她訴說一句，自己默默地頂住一浪接一浪的厄運。后來我家被赶到一個大雜樓，我們住在一樓把角的兩間屋。周圍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個女孩子守在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戶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紙條一條條地貼好。鄰居強迫我一個人交全樓道的電費，只因我家有電視和收音机。我當沖壓工，在工厂出事故受傷，這些我從沒告訴過媽媽，也不向任何人訴說。直到有一天，小姨從武漢來北京看病，來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環境的險惡，給我媽媽寫了一封信。告訴她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跟机關說，要搬家。這樣我媽從干校跟軍管會交涉，我們從大雜樓搬到一個与另一家合住的單元里的一間七平米的小屋。五六個一同進厂的女學員幫我把東西搬到三樓。我自己象耗子一樣，一件件地把東西拖進屋擺好。但是這就成了我后來十几年挨罵生活的第一罪狀。

我在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陝西的三線工厂。媽媽從干校回來，擠在這么一間小屋，又根本不會和鄰居相處，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惡劣。后來去陝西后，我每次回京探親，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臉，接著就是沒完沒了地因為房子罵我。就因為我自私，只顧自己，丟了原來的兩間屋，一家人擠在這么個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從小就坏，跟李銳一樣。媽媽從來沒問過我那些年是怎么過的。媽媽下放湖北干校，我一個人在北京要給她寄那沒完沒了的包裹，她的每件東西要在那家商店買，什么顏色，什么牌子，在來信中都是嚴格規定的，我永遠做不到一次就買對。郵局的規定也多，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個工休日都用在跑郵局上了。那時還要給在東北插隊的哥哥寄東西。還要惦記著住在留守處，只有八歲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給她作點好吃的，帶她出去玩儿。盡量讓她感覺到世界上還有一個親人在關心她。所有這些，媽媽從來沒有提問過，她也從不問我在工厂作大型沖壓工，只有17歲的女孩子是怎么對付那一分鐘要掄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鋼板的。吃得怎樣，安全怎樣。

不過，我并不是這個家里唯一遭到媽媽虐待的。她的四個弟弟妹妹對她不說“人人有本血淚帳”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媽媽的大弟），用我爸的話，是個很有才華，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評語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漢長江航運局作會計師，一生貧困，郁郁不得志，五十歲的壯年就得肺气腫去世了。他是四個弟妹中受我媽害最大的。快解放時，大舅和一個一起唱戲的戲友姑娘結婚了。

姑娘的父親在武漢臨解放前帶著小老婆跑到台灣，留下大老婆跟著女儿、女婿。我媽比爸爸晚兩個月南下，一進武漢，就領著我的兩個年輕、崇拜共產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爭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幫助老丈人逃往台灣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財產。這真是子烏虛有的事，大舅當然不承認。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親人，我媽一狀告到舅舅的單位，單位來人抄了家，還給舅舅連降兩級。文革期間更是被全家下放農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煙墩去看他們。那里的水，一塊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時就變的黑黑的了。据說因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

瘦弱的小表弟們要到很遠的地方挑來稍干淨的水飲用。既是這种水，也要先用明礬漂過才能用。那几天我嘗到了真正的親情。舅舅，舅媽和几個小表弟，舅媽的媽媽（那個國民党軍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講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說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對媽媽，他沒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說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臨去世前，大姨到醫院去看他，告訴他我爸爸放出來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興極了，又問：“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況好了，會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樣丟了工人出身的患難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時，小小年紀受了惊嚇，得了心臟病。也是不到五十歲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寫信告訴我媽，想借些錢再看看病，爭取新的希望。媽媽當即寄了二百元錢。可是事過沒几天，就又一封長信追過去，把小姨大罵一通。說她沒有良心，范家的都沒有良心，從來沒有人關心過她，只跟她要錢。殊不知她的身體也極糟，就因為給小姨寄錢，這個月沒錢買補藥、買海參。小姨讀了信，當下差點沒气死，立即讓儿子把錢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媽媽的信在那本來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腳。小姨臨死前，對大姨說：“你們要有良心，我死后，絕對不許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學讀政治經濟學專業，學校領導本准備送他去蘇聯留學。因為我媽既是小舅的監護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見。結果我媽一句好話也沒說，反說我舅舅思想比較落后，小資產階級意識較濃，不适于出國學習。斷送了舅舅出國深造的机會。

我大姨（我媽的大妹妹）是我媽南下時介紹參加工作的。八十年代為了安撫大批退下來的干部，中央定了一個杠扛。凡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號前參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對待，享受百分之百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補貼。我媽卻對我大姨說，她記得她是十一月后參加的工作。幸好當年我姨參加工作填的表還保留在商業部的人事部門。管事儿的干部說， “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來我媽害人的名聲是夠可以了。

在我們家遭罪最大的還要數老阿姨。阿姨原來跟著我姥姥做事。爸爸去北大荒勞改后，媽媽有時發了瘋地打几十頁的電報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郵局是不會發這么長的電報的，自己不去，逼著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頂著盛夏正午的毒太陽，邁著一雙小腳，往往一趟就要四十多分鐘。而且先要挨郵局人的訓斥，后要遭我媽的謾罵，常常坐在屋里掉淚。我心里替阿姨憤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媽講理。

我媽從干校回京后，阿姨已五十多歲。每晚只能在廚房用三張小方凳上搭塊板子當床，擠在灶台間睡覺。后來家里在前邊的樓里的五層又分到別人家單元里的一間屋子，媽媽就讓阿姨頓頓做好飯，端到那里給她吃。飯菜稍涼了些，就要罵人。我很慶幸后來能夠幫助阿姨。一九七Ｏ我去陝西后，一年回家探親，阿姨囑我把她在我媽這里的情況如實告訴在河南的侄女婿，讓他們編個瞎話說家里出了事，無論如何要讓阿姨回趟老家，阿姨這才得以脫身。后來我和先生正准備把阿姨接到陝西溝儿里（我所在的三線厂在山溝里，我們都這么叫）度晚年時，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興地來到了我爸家。爸爸一九七九年結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媽媽，對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還多。八八年阿姨覺得自己干不動了，執意要回河南老家。我九四年第一次回國探親，玉珍媽媽還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長一段時間。阿姨說她沒有想到自己的晚年會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媽，一提就要失聲痛哭。她受我媽的气和折磨實在是太多了。我媽這個最“革命”的人，對待阿姨卻是絕對的資產階級，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資產階級大小姐。

我和媽媽徹底鬧翻是在周總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記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時是我剛交的男朋友一起從陝西回京探親，約好一起去動物園玩儿。沒想到一早就听到了總理去世的消息。我們去商店買了黑布，裁成黑箍帶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門廣場。廣場已降了半旗，可還沒有什么人帶黑紗，人們用詫异的眼神注意我們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帶黑紗的人才漸漸多了起來。當晚回到家已經十點多了。

媽媽和妹妹住在前邊的五層樓的那間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來的七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處。老阿姨一直沒有睡，在等著我。我一進門，就急急地對我說：“你媽發了大脾气，你快點過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膽地上了樓，一進門我媽就問我野到哪儿去了，還沒容我開口，罵聲就劈頭蓋腦地砸過來。說我在總理逝世的時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臉。然后說悌忠的爺爺是偽保長，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東西。讓我一定斷掉這個關系，否則就和我斷絕母女關系。說我在外面亂搞，和人家弄出孩子來，她也不管。這時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覺得她怎么可以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說八道！”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發，連聲讓我滾。妹妹躲在被子里“嗚嗚”地哭出聲。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處。傷心地問阿姨：“阿姨你告訴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媽生的？”這么些年，我真是越來越不信我媽是我的親生母親。覺得后媽也不會這么坏。當晚思前想后，下決心走自己的路，該是從媽媽的陰影下走出來的時候了，否則一輩子都不會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簡單的行李，离開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數的几次，但是再也沒有在家里住過了。

我最后一次見到母親是一九九四年圣誕節，那是我离開大陸四年后第一次回國探親。跟媽媽則不止有四年沒見了。出國前，我沒有去看她，那時正值“六四”后，我的處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對“六四”的態度，怕她再來個“向党匯報”之類的，沒去道別。

那應是五年后第一次見面。事先哥哥幫我打了電話，證明愿意見我們，于是約好了時間。為防不測，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們一起去，被我媽一口回絕：“你們來干什么？”

我們已感到不大妙，可能會挨罵。哥哥說：“罵，你就听著，別還嘴。”帶著女儿去了。一進家門，那久違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覺就一股股地壓了過來。難怪大姨總說，去一次，回來要壓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陰沉都去不掉。媽媽開了門，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這几年來的第一面會是什么樣儿。“來了？進來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長這么大了，變得象個女孩子了，小時候完全是個男孩儿樣。”我心里揣摩著，“行，開頭還不錯。”這四室一廳的單元我只來過可數的兩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認識的，到處積滿了灰塵，沒有什么象樣的東西。屋里唯一值錢的，大概就是那個當桌子腿儿的大金魚缸架子了。還是五十年代，爸爸從琉璃厂買來的。大金魚讓我淘气鼓搗死了。大魚缸不記得命運如何。這個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發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掃地出門后，媽媽唯一沒想賣的東西。普通家庭那時根本沒有的三件套的沙發，大的才賣了四塊錢，小的暫時寄放到親戚家。電視机本想賣，可寄賣行只給四塊錢，無异于搶，一賭气，又拉回來了。媽媽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個很精巧的景泰藍缽子，現在是很難得看到那樣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利厂賣的。記得得了有二十多塊錢。

一套十二件的小瓷貓，人家說什么不要，說不是古董。我就是鬧不懂，多可愛呀，不比梳子，缽子好？這是爸爸當年從展覽會上買回的樣品，后來滿大街都賣這种小貓，可是絕沒有我家這套這么逼真，這么精巧。直到現在我還常想起這套小貓，好象是抄家后不見了。

家里几大盒爸爸從蘇聯帶回的幻燈片，破四舊都沒舍得處理，那時也不翼而飛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數還給了公家。我們整儿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金魚缸架子我們在上邊搭了塊板子當了飯桌。現在，它還是老樣子，我就坐在它的旁邊。媽媽說：“自己倒水吧。杯子臟，我也沒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蓋著浮塵，我沒洗，到了一杯涼開水。媽媽坐在了那張老藤椅內。我很熟悉它，冬天總是被蓋上各种棉墊。屋里沒有沙發，剩下的是几張方木凳儿。与其說是保持了艱苦朴素的革命傳統，不如說這屋到處可見的凌亂，滿屋沒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著屋子的主人對生活那么地興趣索然，只是湊合著活著。一种凄涼的感覺在我胸里漲著，眼睛只覺澀澀的。我從提兜里拿出帶來的東西。一包西洋參，一套不粘鍋炊具。我說：“知道國內也能買到西洋參，但听大姨說，常有假貨，給你從美國買了點儿。現在的理論是老人少吃油，給你買了套不粘鍋，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媽媽接過我的話頭，“范元坤，她怎么會買到假西洋參呢！？陳忠介（我姨父）在商業部醫藥局工作，他們才是享受最好的東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調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罵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過。”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沒有姨父那么老實的人了。他從來沒給自己走后門買過藥，從來是我媽要他買藥，他沒辦法拒絕，才硬著頭皮辦的。

我太熟悉我媽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門給自己辦事，反過來又把別人批一通。我知

道，我給了我媽一個很好的開罵的由頭。果不其然，從大姨開始，三下五除二，就徑直地朝我爸去了。“那個右傾机會主主義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為自己平反了，又當了部長了，當了中央委員，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錢不值！他還不是從組織部下來了。告訴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車上生的，所以有缺陷。這個儿子得給錢，他得管。李銳現在又有老婆了，又當官了，有錢了，他必須要管這個儿子。這一點你一定要告訴李銳！”從開罵，我一直直視著這張臉。過去多少年，我總是低頭听罵，心里翻江倒海地難過。這次，我極冷靜地端詳著這張臉，听著，感嘆著“人怎么會活得只有恨，而且這么刻骨地恨？”然后又罵到我的朋友。

這個朋友的媽媽當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強人，是媽媽的熟人，我去年托這個朋友黃曆新年時看過我媽。朋友回來后寫信告訴我，我媽很激動，痛哭流涕地向她訴說跟李銳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沒有記住，只記住大意是“李銳一貫反党，与党不是一條心。”臨走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買的一個大果籃。

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鋪的是一層爛橘子。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個房間拎來了籃子，把籃子舉到我面前，“就是這個籃子。送爛橘子，你知道在舊社會這是什么意思嗎？這是罵人呀！說是叫朋友來看我，實際叫她來罵我！”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講理。要罵應該罵這幫奸商太坏，怎么怪到買東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來罵她，怎麼會想到這种舊社會的伎倆？要知道我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怎么會知道這种舊社會拐著彎儿罵人的破玩藝儿。

接著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還給我一張名片，經理頭銜一大串儿！坐在這儿，腰里的BB机‘嗶！嗶！嗶！’地一會儿一叫，一會儿一叫。什么樣子！那個俗气！”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數落這個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黃曆新年到現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這籃子溜溜存了一年，這气可是存大發儿了，今天這關怕是不大好過”。老太太接著從我三歲就要打死她開始，一一歷數我的罪狀，說我給她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痛苦。到了美國，以為了不起了，每年黃曆新年寄一百多美元來打發叫化子。不記得什么時候，話鋒一轉，拿出了一塊怀表。我听說過這种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時出的頭象怀表。紫銅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遞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認識這是誰嗎？”

孩子自進門來，老太太一開罵，眼淚就象斷線的珠子，沒有停過。這個孩子是在愛的溫暖里長大的，她常說的一句話：“因為我有一個坏外婆，所以得了個好媽媽。”這話不錯。我太知道媽媽是怎么傷了我的，我為什么不喜歡我媽媽。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媽媽的地方。把我小時候希望得到而永遠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愛都給了孩子。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繼母玉珍媽媽），姥姥，姥爺（孩子對我的姨和姨父的稱呼）都愛她，呵護她。媽媽，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這些她至親至愛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臉的東西。孩子的心整個儿翻了船。簡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側過臉動著嘴，不出聲地大聲說：“媽媽，咱們走吧！”都讓我壓下了。我心里覺著，這大概是最后一次來了，無論如何要盡量多呆些時候。

另外也是希望這個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說不出話來，只是點了點頭。 “他是誰？” “毛澤東。”牙縫里擠出了三個字。 “毛澤東是誰？”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簡直不敢跳了。 這孩子如果把我們平日里在家的胡說八道變成她的想法如實說出，那可就別活了。 “不知道。” 半天，女儿抽噎著又蹦出了這三個字。事后女儿告訴我，“我知道毛澤東是誰，就不想讓她知道我知道。”

我媽一下接了過去： “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革命的胜利，就沒有我們的幸福生活。”這句話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淚就落了下來，象是先把自己感動了，“這年頭還有什么人真能這么記著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誰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說不下去。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經沒有什么人不是敵人了。總理的地位也搖搖欲墜，說不清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媽百感交集地對我說：“現在象江青同志和我這樣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沒有了。”我媽把自己比作江青應該是确切的，不為過的，也符合周圍的人對她的看法。無論是我媽的好朋友還是坏朋友，親戚還是同事，都有一個共識：“范元甄/小范虧了沒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還江青。”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記著他的恩情。” 老太太哽噎地說不下去了。她說話時，我始終直視著她的臉。 那里沒有半點的虛偽和作戲。我相信她說的都是心里話。

這個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絕了。生活在共產党和毛澤東建起的精神牢籠里。真的，現如今這世道，是個人恨不得就得是個經理，腰上bb机亂叫，一百多塊錢光鮮鮮的果籃，楞敢給你裝爛果子。還有誰會記著老人家呀？外邊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長，下至草民，都脫了共產主義的緊箍咒。

“六四”則更是破了共產党的神話，沒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媽媽文革后就再也沒有工作，又沒有朋友。親戚們是斷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陳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其實她當年是很有過自己的思想的。她最開始倒霉就倒在給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躍進”時，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媽給他寫信，詢問外地的真實情況，對報紙上放衛星的報導提出了質疑。我爸被隔离審查后，秘書清理他辦公室的東西，在爸爸的抽屜深處發現了這封信，把它交給了當時三机部的党組。這位秘書對我爸一個字也沒揭發過，之所以對我媽這么干，實在是對她气不過。我爸一出事，我媽就開始揭發他。秘書原以為我媽跟我爸觀點完全不一樣，沒想到我媽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觀點一致，怎么可以這么揭發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媽的遭遇不僅僅象她一向跟我說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們家在六八年三月被抄了，媽媽隨即被抓走，關在机關被群眾專政。他們机關的專案組給我寫信，我當時已進工厂，在青島實習，讓我揭發我媽。說如果我揭發，就可不將我家的情況告訴我所在單位的組織。他們告訴了我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記得當時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實際上同意我爸的觀點，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堅決反對我爸的反党言行，堅定的革命者自居？我寫了信，但是開頭第一句話是：“我不相信我媽媽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著毛主席，要革命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可以寫我所知道的媽媽的問題。”

我寫了一九六一年底爸爸媽媽离婚后有一小段時間，爸爸仍住在我們家的南屋。媽媽天天逼著爸爸搬家。后來把他的枕頭，被子從三樓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從水電部要到了房子。不過人也許是矛盾的。爸爸從家里搬出去后，媽媽到是時時讓我們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飯。一九六Ｏ年爸爸在北大荒勞改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几乎餓死。在北京剛剛開始有高价餅干賣時，媽媽帶我去百貨大樓，買了整整一箱蘇打餅干。

我們坐三輪儿回的家。拉三輪儿的師傅還問我媽箱里裝的是不是收音机。媽媽吱唔過去了。那時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只夠買几斤高价點心的，要是讓人知道這里裝的都是餅干，不定要遭什么樣的白眼儿呢。除此外，沒什么可揭發了。

后來，我媽自己也告訴我，反右時，她正在航空學院學習，她曾經很同情被斗爭的右派學生馬云鳳。認為他無非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說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來組織上撤了她的職，審查她的問題，自己才猛然醒悟，嚇坏了，“自己怎么能夠怀疑到毛主席的頭上！才認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要好好認識，承認錯誤，重新做人。”這輩子，媽媽跟我說的心里話，大概就是這些了。我覺得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騙。她和我爸离婚，揭發我爸根本不是因為他們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膽小，為保自己出賣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說，完全受過于我爸。從那以后，照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環，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還有媽媽的好朋友都反對過我的看法。他們說，我媽媽那時沒有辦法，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許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發，卻是用保護孩子無法說通的。她是嚇破膽了。那個當年認為“毛澤東不就是個師范生？”（爸爸告訴我，我媽當年剛進城時，跟我爸一起議論毛的話）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個一心一意地跟著毛澤東走的思想，跟著党走的沒有靈魂的軀殼。

記得華國鋒當政時，我們這代人都頗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論。一天在家看電視，新聞正有華國鋒的鏡頭，我脫口出了一句老華如何，如何, 我媽當即變了臉，聲色俱厲地說：“你怎么能管我們的英明領袖華主席叫老華？！你簡直反動的不成樣子了！”當時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誡自己是太忘形了。家里階級斗爭的弦崩得緊著呢！一不小心媽媽告到我的單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著走。可不能輕易忘記過去的教訓。文革時，我回家探親，我媽領著我們三個孩子天天對著毛主席象早請示，晚匯報。我搜腸刮肚地找詞對付媽媽。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讓她認為我思想反動。后來，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極，悲觀的情緒。認為“四人幫”當道，天昏地暗。個人、國家前途何在？我媽教訓我，我听不進。她竟一封信寫到我的車間的党支部書記那儿，告發我的反動思想，讓組織上教育我。幸好，車間党支部書記是個好人，叫我去談了一次話，只輕描淡寫地說，“你媽也是為你好，怕你到處亂說亂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如果說我媽當年与我父親觀點相同，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發。那么到了此時，可以說產生了質的飛躍。已經完全拋卻了儿女親情的母親，已經不是自然意義上的人了。“親不親階級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經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發。她就象魔鬼附身，誰反對毛主席，就堅決打倒誰。她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凡是派”。

我媽給我的信永遠充滿了革命詞匯。我那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給我媽寫信。給組織寫思想匯報，還可寫可不寫。給媽的信卻是万万逃不掉的。我媽會時不時地寄剪報來，讓我學習“天津火車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進經驗”，讓我學習王洪文。說同是工人階級，人家那樣先進，你卻是如此落后。

我那時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隊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頭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階級和報紙上無限拔高的形象是兩碼子事儿。

也早就沒有了對党報的那份儿崇敬感，知道報上天天地編瞎話騙人。我自覺報紙是沒有采訪我所在的工厂，采訪了寫出來一樣好。我告訴我媽王洪文那是机遇，我要是赶上了，也能當副主席。我媽是覺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銳。

后來改革開放，人人向錢看，她提起鄧小平，趙紫陽那是絕對的大不敬。一點也沒把他們當了党的化身。對江青，我不知她是否還有著敬意。

對毛主席，我是從心底里相信她的絕對忠誠。她對主席的忠誠是她現在唯一可驕傲的資本，可以“一覽眾山小”。可以象以前一樣眼睛永遠長在后腦勺上（我姥爺對我媽的評語）。那是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可嘆的是不管她如何表現，党卻從來沒有再認可過她。文革一開始，她就挨斗。她過去的下屬還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

我六八年初參加工作，到青島實習之前，媽媽大概感到文革這關她可能過不去了，告訴我家里有多少存款，存款單藏在什么地方。告訴我她認為自己是革命的，万一出了事，要讓周總理知道。總理是了解她的，會想辦法救她。她被机關造反派抓走后，我給總理寫了信，為怕信寄不到總理的手里，我是用的表忠心的筆法。告訴總理我是誰的女儿，爸爸無音信，媽媽被群眾專政，我自己會跟著党走，不會走父母的反党道路。但是信發出后如石沉大海，從來沒有過回音。后來我媽自己給王力，陳伯達寫信，以延安馬列學院的老關系，請求給她工作，也是只字的回音也沒有。后來她在干校也受了很多苦。她本來就有風濕性關節炎，那時犯得很重。再加從來養尊處优，与同宿舍人根本無法相處，沒人同情她。她在作了膽囊切除手術后立即被要求返回干校下水田勞動。干不動時，只能雙膝跪在田里往前爬。那個時日，是媽媽對我最好的時候。常常往陝西的三線厂給我寄衛生紙、枕巾、新打小麥磨的面粉。似乎干校小賣部能買到的東西都會買了寄來。可是她回京后，一切很快就又都恢复了老樣子。

我寫給我媽机關專案組的信的底稿一直留在抽屜里，我媽放出來后，偷偷看了，把它從中撕開，又放回抽屜。我發現后十分生气，問她為什么翻我的東西，撕我的東西？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她無言。后來大姨告訴我，我媽跟她說：“困難時期還是自己家的人可靠。不亂講坏話。”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專案組曾去秦城監獄找我爸外調我媽的材料，我爸一句她的坏話都沒有說，盡寫了關于她的好話。可是爸爸就沒有她的福分。那些最致命的“攻擊”毛主席的話都是我媽媽揭發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后，我爸媽离了婚，本來我爸爸是准備恢复党籍，降為局級任用。我媽一份長篇揭發材料報了上去。据劉瀾波說，傳到他手里時已滿是煙跡。不知過了多少人的手。最后傳到鄧小平那儿，鄧說：“太惡劣了，燒掉！”

我始終不甚明了鄧到底指的是我爸的言論太惡劣，還是我媽的揭發行為太惡劣了。反正我媽按她的意愿解釋為后者。我媽是文革中知道鄧的話的，頗以為榮，認為自己一直未能恢复原職務就是鄧小平一手壓制的結果。文革后，因她文革中揭發人太多，又是個凡是派，自然沒有人敢用她。她后來給鄧力群寫信，那是后話。

話扯遠了，再接著說一九九四年的見面。我媽對外孫女說：“姥姥也許以后再沒机會見到你了，送你這個禮物作個紀念，你要不要？”女儿這時可能被外婆的真誠感動了，點了點頭。我媽放緩了語气問：“你哭什么呀？”女儿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老太太提高了聲調：“你哭什么呀？為什么哭？！”我一看老太太要急，情勢不好，也知女儿根本沒有能力判斷眼前這個外婆到底是怎么回事，應該怎么回答，就赶緊接過話題：“這個孩子在美國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不管長輩還是孩子，大家是平等的。有問題要平等討論。”這下徹底坏了事，我媽一下子竄了起來：“我怎么不平等了？我怎么不平等了！”我直視著她的眼睛，盡量平靜和緩地說：“你看，你現在就不是平等的口气嘛。”我媽几十年集聚在心中對李銳無從發泄的怒火就在這一剎那迸發了。她一個箭步沖過來，提起我的衣領：“我今天就是對你不平等了。你給我滾！”我知道是到“滾”的時候了。不能再呆下去了。赶緊叫孩子：“忙忙，快去拿書包，大衣，我們走！”可是已經來不急了。老太太歇斯底里發作了。她扯著我往門廳拽，門廳那邊是廚房，我的直覺是她要拿菜刀砍人（老阿姨說，她對我爸拿過菜刀）。我拼盡全力掙脫著，催促孩子：“忙忙打開門，快跑！”我來以前，總听哥哥說媽媽身體如何不好，有心臟病。所以以為她是個衰老的病人，對于眼前這突發的千鈞之力，完全沒有准備。老太太瘋狂地吼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兩只拳頭向我的頭上冰雹般地砸下來，我根本無法抓住她的手。十几年前發生的事又重現了。

那是文革中，我被媽媽騎在身上，揪住頭發往堅硬的水泥地板上死撞，我當時感覺自己是要被撞死了。媽媽用了對我爸的那句話：“說呀！你說呀！”哥哥在一邊急得叫：“你看你把媽媽气成什么樣子了，你就說一句話呀！”我這時才體會到爸爸當年吵架時為什么永遠不開口。因為她是那么地豈有此理。你實實在在不知道她在罵什么，不知道自己哪儿錯了，為什么要挨罵，應該說什么。我咬緊牙，一聲不吭。滿心的屈辱和憤恨，恨不得被打死算了，我也實在是受夠了！ 我叫著：“忙忙快幫幫我！”

這時我媽已將我撕扯到另一間屋子，把我壓在床上堆放的大衣堆上，我完全立不起身來。她的兩只眼睛使我感到很恐怖，那里射出一种餓狼扑到獵物身上時要把對方即刻撕成碎片的瘋狂，手則象狼爪，向我的臉遮擋不住的部位扑抓過來。

女儿放聲大哭，情急之中抓起了一件大衣向外婆的背上抽打過去，邊打，邊哭，邊叫：“畜生！畜生！你是畜生！”老太太怒火中燒，回過頭來用拳頭向女儿頭上敲去。我這下可真急了，把孩子一把摟在怀里： “你怎么可以打孩子呀？！”“媽媽，你怎么一輩子就不能平等地對待我們呀？”我哭了，因為兩個手護著孩子，沒法保護自己，任憑媽媽在我的臉上亂抓，在頭上亂打。心里涌起一种深深的悲哀，不是為自己，是為媽媽。為她生活成這個樣子；為她的恨，對女儿的恨，對外孫女的恨，對周圍一切人的恨而悲哀。一种徹底的，絕望的悲傷：人活成這樣，是太慘了！人畢竟老了，突發的狂暴伴之的力量逐漸衰退。我終于抓住了她的兩只手：“忙忙快拿好東西，快跑。”我在媽媽的拖扯下，艱難地向大門移去。看清女儿已跑出大門，我突然地松開了雙手，向門外跳去。我拉著女儿從樓梯向下跑，媽媽追出來，破口大罵：“李南央，你這條美國狗，你的女儿罵我是畜生啊！你的女儿罵我是畜生啊！”讓隔輩人罵成畜生，看來是真把她刺坏了。只听樓道里乒乒乓乓地門響，左鄰右舍探出頭來張望，惊訝發生了什么事情。我和女儿那叫狼狽，倆個人都哭成淚人似的。到了一樓，听見老太太上了涼台，從那儿傳來了狂叫：“李南央！美國狗！你的女儿罵我畜生！”

女儿在門洞里一把拉住我：“媽媽，咱們靠邊出去，她會扔東西下來把我們砸死的。”我真沒想到不到十四歲的女儿在這种危急之下，還保持著這么一份清醒的頭腦，沒想到女儿能把外婆想成會殺人的坏蛋。我們离開了那個宿舍大院，很遠了，還能听到媽媽歇斯底里的叫聲。遠了，遠了，听不見了來到大街口，女儿看著我的臉，哭著說：“媽媽，你的臉上都是血，我給你擦擦吧。”我這才覺得疼。臉疼，嘴疼得張不開。頭上腫得不能碰。女儿摟著我：“媽媽，你真了不起，那些年你都是怎么過來的呀？媽媽，外公怎么娶了這么個老婆啊？”

坐在回家的面的里，女儿問我：“媽媽，外婆憑什么讓外公照管大舅？孩子大了應該自己管自己，憑自己的本事吃飯。大舅生活有困難，咱們幫他吧。”我心里的苦味儿散了，有這么個好女儿，有她的懂事，我不后悔來了這一趟。第二天早上洗臉，毛巾不敢碰臉。去辦公事，打開圖紙，圖紙上作的記號是什么意思，自己要說什么，一丁點儿也想不起來，一下子傻了。才知道自己的腦子是被打坏了。心里明白，這輩子是不會再去看媽媽了。這母女情算是再也無法維系了。我后來問過哥哥，我媽打了我一頓后第二天有沒有后悔的意思。我哥說，第二天只听我媽抱怨手疼，說作了好几天的腊療剛好一些，這下又搞糟了。我媽有嚴重的關節炎，那年寫信說要一种可以撐住胳臂的手杖，我赶緊照辦。美國醫藥用品商店的態度是絕對的好，告訴我，那种手杖對老人不好，建議我買一种輕鋁合金帶四個小爪的手杖。我航空郵寄手杖的同時，還特意買了一种廣告上介紹的保暖人造棉。我哥說不粘鍋也在用。這就是典型的我媽，“美國狗”要罵，“美國狗”的東西還是得要。我媽對自己的鐘愛是絕對的。大概最愛自己的人，在共產党內才最自我標榜為是最革命的。

這倒是為什么她會喜歡江青的可理解之處。

其實說我媽沒愛過人，是冤枉她的。在媽媽那次罵我跟別人亂搞時，我就隱隱地有個想法，莫非媽媽自己有過什么事？否則怎么能對自己的女儿想出那种事來？不過我從來沒有真的認為媽媽會有什么作風問題。因為离婚后，媽媽從來再沒有想過結婚，家里也沒有來過什么獨身的男人。

事情真是巧得象小說，媽媽和鄧力群的舊事我第一次听說竟然出自一個大街上買菜的老太太嘴里。我在陝西時有一個好朋友，一年回京探親，在大街上排隊買菜，那時但凡有什么好菜，就要排長隊。排隊等的無聊，人們就認識不認識地在一起扯閑天儿。我這個朋友很健談，跟人也是自來熟。她看到前邊的老太太很象老干部，就問：“您是老干部吧？”听到人家說是，我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問：“那您認識不認識一個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干部，是我朋友的媽媽。”沒想到那人說：“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鄧力群的風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來不管受了革命隊伍多少年的教育，愛在背后議論人，是中國人的通病。

革命老干部也未見得清高多少。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与我這朋友道來，直到倆人排到了菜攤儿那儿為止。回到溝儿里，我這朋友大呼二叫地對我說：“嘿！你媽當年可夠風流的！你知道她和鄧力群有一腿子嗎？”我覺得很羞愧，也很不齒于這么個革命老太太怎么在大街上与一個根本不相識的年青人扯這种事，一定是神經不正常，太不可信！沒有細問。我的朋友大概也覺出我的尷尬，就沒再多說。這件事是多年后回到北京，我那位拿著一籃爛橘子去看我媽的朋友的母親－郭靜阿姨向我證實的。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時，我爸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我媽媽也在被搶救之中，鄧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組織上派去搶救她的。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來，媽媽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談到我媽媽自己向她講過這事。那天，我媽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里，倆人正睡在一起，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我媽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還有一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里出來，對胡說：“小范在這里。”胡心領神會，什么也沒說就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爸爸從保安處放出來后，胡還勸過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們倆好吧。”

當時組織上怕他剛剛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變故，經受不了，一再囑咐我媽此事不能告訴我爸爸。但是我爸從保安處放出的當晚我媽就對他說了。告訴我爸，她和鄧力群是真誠的愛情，她從心里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窯洞，兩人很快离了婚。我爸此后大病一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事情鬧開了，影響越來越坏。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媽下放到橋儿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媽同居了一個星期。我知道我媽和我爸离過婚，是我媽媽在文革中自己對我講的。當然沒有告訴我真正的原因，而變成了因為組織上怀疑我爸爸是特務，她也覺得他思想太右，倆人極合不來，才分手的。后經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婚。

這是自己一輩子最后悔的大錯。我媽的這個彌天大謊，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戲可以比的。复婚后，媽媽就調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報》工作。平心而論，我覺得我媽和鄧力群确實班配。我媽媽一生從來沒有服過什么人。但是對鄧力群确實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給鄧力群寫信，想工作。鄧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歷史研究”雜志。

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摯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媽揭發之害，當然不要。鄧力群似乎也沒有辦法。八三年，我媽媽去上海，見到她早年武漢演出隊好友，非常動感情地談起与鄧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邊放了一盆涼水，邊談邊不斷地用涼毛巾搭在額頭上，激動地難以自已。八九年馬列學院五十周年紀念集會，二人見面坐在一起談笑風聲。周圍很有人看不下去。我真是覺得共產党多管閑事，剝奪了倆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媽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這倒霉的复婚而吃盡了苦頭。我和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好友談起此事，大家都觀點一致，甭管好人坏人，兩個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覺得合适幸福，別人管得著嗎？我曾直言不諱地把此觀點告訴了我爸。我爸爸說，“那怎么可以。這樣亂搞不是生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党當然要干涉。你也別說風涼話，要不是和你媽复婚，也不會有你。”我大笑：“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你和我媽的复婚。而不遺憾我媽和鄧力群沒成。”

當年，為了他們的問題，一個月內組織開了五次批判會。田家英在會上說：“你們算什么愛情，是打游擊嘛！”我媽曾說主席的秘書中只有喬木是正人君子。這恐怕和當年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三人對她的態度和評价有直接的關系。她對田家英最恨。廬山出事后，田家英給爸爸打電話，我媽媽立即告訴了組織，家里的電話因此被撤去。我媽受批判后，名聲很坏，沒有人理她。是她主動表示愿意和我爸复婚的。复婚時，曾親手用極工整的蠅頭小楷抄寫了楊尚昆代表組織對批判大會的總結。

這份結論認為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鄧力群。我媽媽那時因我爸的問題受牽連，加上她自己也有“自由言論”，受到組織審查。鄧力群是代表党組織審查我媽媽，幫助我媽的，而且自己已有妻子、儿女。卻將被審查人招至自己的窯洞，談話至深夜，及至同居，實在是太虛偽，太惡劣了。

楊尚昆的結論里對鄧力群有這樣的評語：“第一，思想上最尖銳的是狂妄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發展到狂妄的程度。結果已是公然与党對抗。這個狂妄的個人主義有它的几個組成的因素：一個是自恃有八年的党齡。其實八年中在党內沒有得到什么鍛煉，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保持至今沒有動。沒有經過群眾的鍛煉，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脫离群眾的。再加中了相當深的教條主義的毒，這就是給那個狂妄的個人主義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蓋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夠說出一套，听起來很好听，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內受器重，有了地位，領導別人，就發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風過程中領導人家整風，自己的反省很不夠。反而以為能夠幫助人家整風，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為自己不錯。因為思想里有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來，可以不管一切輿論，背著錯誤走。象這樣下去，一定會向党鬧獨立性。還講一講能力的問題他究竟有沒有能力？什么性質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條，概念的能力，是与群眾運動脫离的。表現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沒見過。不踏實，脫离群眾，浮在上面，談空話的時候多，經常有些教條在內。”這些話，時隔半個世紀，听起來還是令人拍案叫絕。

說的就是活脫脫現在的鄧力群。不過這個人發展的已經不止是教條的問題他其實就沒有信過什么共產党的教條，他當初對我媽的作法早就證明了這一點。這人是一貫以革命的名義，行一己的私利；口頭上冠冕堂皇，肚子里男盜女娼。就連我媽最好的朋友都說，你媽要是跟鄧力群結了婚，兩個人對党的損害可就更大了。

我爸七九年解放后，我媽其實是高興的。她曾悄悄地對我小舅說：“听說李銳要放出來了。”小舅說他感到我媽的興奮和萌生出的复婚的希望。我爸本人也确曾認真地考慮過跟媽媽复婚的事，問我的意見，我說：“你要是想多活几年，想有個幸福的晚年，就堅決不能复婚。媽媽是永不會改變的，那种惡夢似的生活不能再過了。”

這話后來證明确确實實是不錯的。看到我爸不但沒有复婚，連看都沒去看她。她自己文革后實際一直被挂起來，沒有正式工作。可老頭子已到退休年齡，又在陳云的提名下進了中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員，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媽更是切齒痛恨，這口气如何咽得下。她到處揚言不把李銳弄下來誓不罷休。她的突破口選了大鬧生活費。

當年离婚判決時，我爸爸為了安心，每月給我們每個孩子每人二十元的生活費（當時的社會標准，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費是十五元。我媽的工資是一百九十七元，我爸只發一百二十元的生活費，給孩子的錢占了一半。）文革開始，我媽受到机關很大的壓力，就讓我們孩子寫信，告訴水電部不再要爸爸的生活費了。這筆錢，水電部并沒有發給我爸，而是扣下了。我爸平反放出后，一貧如洗。因是文革前的冤假錯案，按政策不補工資。水電部為了幫助我爸爸重新安家，就按當時停發給孩子的生活費的數額補給我爸一筆七千元左右的安家費。我媽就以此為借口，大鬧不休，到處告我爸侵吞孩子的生活費。

后來水電部又按同樣數額補給她一筆錢，她就是不要，以示她不是要錢，而是要讓人知道李銳其人的“品性惡劣”。足見把我爸發配北大荒，大別山，及至秦城八年都沒能解她心頭之恨。一定要讓他分文不獲，不能過一天好日子方才為快。這种狠，這种毒，讓人膽戰心惊。可見人們說我媽要是江青，會比江青還江青是沒有冤枉她。

我媽的鬧是有效果的。那時的水電部長，經年的不倒翁，就因為我爸在三峽和水利方針上一貫与她意見相左，我媽的告狀信，自然是個打擊我爸的有力武器。她還寫信給鄧超，宋任窮，于若木。鄧力群也正對我爸仇恨之極，向陳云告我爸爸的狀。這次我媽和鄧力群不知是不謀而合還是事前達有默契，反正是又一次心心相映。据說陳云在我媽的信上批了，“既然這么多人反對，看來李銳不适于再呆在組織部。”不過他們大概沒有想到，我爸這人并不是一個看重官位的人。他要的是能夠做事。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也就根本無興趣留在官位上，他自己已經提出年齡過線，要求退下來。老頭子下來后，勤奮著書，成為在國內和世界上極具權威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學者。對三峽的論著也成為權威性的參考資料。他的《廬山會議實錄》等著作，成為歷久不衰的暢銷書，社會影響極廣。在年輕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我爸自六七年文革中那次來京后，和我媽就再未謀面。只是八几年有一次，養蜂夾道辦服裝展銷，我爸和玉珍媽媽去了，我媽媽也去了。我爸爸遙遙地看到了我媽，認出了她，回來感嘆她是足夠地老了。我問：“我媽看見你了嗎？”“”她肯定是認出我了。”

我不能想象經過半個世紀的恩恩怨怨，四目相對之時，兩位老人會是一种什么感覺。可以肯定的是，我媽的感想一定比我爸的要复雜多了。歷盡文革十年浩劫，几乎所有受過迫害的人都又有了新的生活，只有我媽比過去活的更坏。怨誰呢？有一點是肯定的，她絕不會怨自己自作孽。九四年圣誕節我挨的那頓揍，我爸說是替他受過。如果那一頓打能化解一些我媽心里的痛苦，能時時回味覺得利用了那次机會，把恨的信息傳遞了給李銳，而有一种“成就”感，我覺得那頓打我受得過。她畢竟是我的母親，我希望她离開這個世界之前能有些快樂。即或這個快樂是建立在我肉體的痛苦上，也無甚妨礙。都說我媽很有才干。我讀過我媽公開發表的唯一一篇作品，是收集在五八年全國优秀文學作品選集中的“一個搪瓷茶缸”。

我九十年去蘇聯，見到五十年代水電部的老蘇聯專家。他的夫人不斷說，“你媽媽真漂亮，非常漂亮。”蘆溝橋辦了一個抗戰胜利五十周年展覽，有人看到有我媽媽的照片，我媽媽特意要了車，去了一次。看著自己年輕時出盡風頭的刷利身影，不知她心頭會掠過如何的感触。她曾經年輕過，漂亮過，出過大風頭，有過名，可惜曇花一現般短暫。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將一切積怨于父親，化作永遠刻骨銘心的恨。

我想我媽現在活著的唯一念想儿就是“一定要看著李銳先死。”這正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如果她能認識到其實是自己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她或許能夠從黑暗中走出來。所不幸的是，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嬌慣，養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當年我姥爺家有車夫，有廚子，有不止一個老媽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個活下來的孩子。小名叫“罩”，意在罩住，不要跑了。南下時，我媽曾當著我爸的面，在她媽媽面前打滾。听阿姨說，我姥姥當年听到大小姐回來了，會嚇得渾身發抖。在革命最風頭的時候，一半是因了年輕的熱血，一半是逃避已開始沒落家庭的窘迫和尷尬而投身了革命。受到王明的賞識，周恩來的喜愛。沒有打過仗，沒有下過鄉，沒有參加過土改，沒有受過艱苦生活的鍛煉。“老革命” 的資本反而更助長了她的驕橫。

五九年代從航空學院畢業后，三十几歲的青年當上新生共和國可數的大型保密厂的總工程師，個人事業如日中天。但是隨著丈夫的倒台，和自己的不慎言行，倒了霉。從此一蹶不振，一輩子再也沒有爬起來。范元甄畢竟是范元甄，不是李銳，在逆境中寫不出《龍膽紫》（我爸秦城八年用棉簽蘸紫藥水在《資本論》空邊處寫下了百余首言情、寄志的詩詞，后以《龍膽紫》成書一版再版）。她貌似蠻橫，實際懦弱。她沒有勇气和命運抗爭。我想跟她談，告訴她振作起來，什么時候都不晚。她可以寫回憶錄，寫自己一生的遭遇。那次見她才開口，她就把我頂了回去：“我不跟你談。我有話跟党談、跟組織上談。”要知那已是八九年，老天爺，哪還有党、有組織會理你一個沒人待見的老太婆。腦子被洗成這個樣子！媽媽的悲劇，公允地說也是吃了共產党的不少虧。党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党干涉了她的思想自由，是她一生悲劇不容否定的作俑者之一。

作為女儿，我恨我媽傷害了很多人，甚至毀了她自己親人的一生，但有時也深切地同情她，記得她對我的一切好處。我少儿時期，媽媽曾付昂貴的學費讓我學習鋼琴；在我進厂的第一天她告訴我：“即使作一個工人，也要有大學的知識才能當個好工人。”那正是“知識無用論”最盛行的年代。這話我一直記著，終于學了出來。盡管我們沒有拿那塊怀表，但是我記得媽媽曾要送外孫女一塊毛主席頭像的怀表作紀念，這些記憶是不能磨滅的。媽媽在這個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么希望她能夠回首平生，公允地認識自己給他人帶來的傷害，認識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后悔自己曾在這個世界生活過，不論好坏。

—原載《開放》— (7/22/2003 0:15)(//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