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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集

孫豐:讀余英時:《知識分子的邊緣化》

【大紀元7月25日訊】1、關于什么是知識分子:“士”的知識与現代知識之別;

2、什么來做“邊緣”的標准?

3、功利;

4、政党出于見,共產党出于功利;

5、“知識分子”這個提法究竟還有無意義?

6、呼喚蔡元培;

有人偏重于從學的方面來議論,有人側重于識,當然也有學識并茂的。學對于筆者,可以說是無,而識也是積累型,并非因治而獲,所以在下的議論可能全不對題。

余英時這題目夠大夠宏了,討論知識分子,得先判定什么是知識。究竟是從智愚的立場,還是類型的立場來定義知識,這對于余老先生看到的邊緣化是很不一樣的。在設題里沒有此議。

知識定義寬窄兩義,寬者很常識:明白道理即有知識,就是以智愚為知識分子的分界線。

而狹者是分類立場,指出一种特定知識類型:必須是關于認識立場的,這使知識僅成為認識行為的成果;不包括其他類型如:歷史的、閱歷積累的、人生境界問題的……等等。

以認識行為建立起來的知識,必須是關于被認識對象的,有認識主體,反映對象的理性形式。這樣的條件下,知識即反映體系,它与被反映體系的符合為真知。人的智愚不是僅由此一類知識能決定。但這類“知識”在關系上最具有知識的形態。它是對對象的反映,是相對關系的,所以多是唯物主義的色彩。—-牛頓是代表。

以毛澤東為例,有好几本洋人寫他的書都不認他是知識分子,至多承認他為半知識分子。毛澤東不是讀書的人嗎?不明事理嗎?連個知識分子也算不上,是不是不公平?這說法也不是絕無道理,他的确不是認識形態的知識—-不是科學家,工程家,他所明的理不是相對之物的,不是有形態的,不是唯物的。他讀的是史,他的知慧運用是心理世界內的,是從“心”出發,又在心內完成的思維活動,不是經驗科學。他自己說是唯物主義立場,其實主要是唯心主義的。因“唯物”与“唯心”對于他,他的党,都是先驗概念,他是從表白、站隊的立場來說自己是唯物主義者的。照類型來定義知識,毛澤東擁有的不是認識類型的知識,所以有人不把他算成知識分子。也合乎情理,有根有据。

照類型說的標准,胡躍邦、趙紫陽二公都得靠邊;相反,上海幫里的:江、吳、曾、黃、陳……都是知識分子。非知識分子的趙紫陽瞧不起知識分子的江澤民,說他附庸風雅,干不了實事,真是恰當極了。人以群分,來看看上海幫,差不多都只會裝腔作勢,不知何為正業。前陣子胡教長議取消岳飛、文天祥案引起各界嘲諷,它雄辯地告訴人們:陳舞娘和江三代常常很庄嚴又很神圣地玩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謊誕戲。和那些把馬克思說成姓馬的人差不了許多。而三代那張嘴卻是懸河,一開閘就不可收,他是數、理、化、文、唱、吹、拉……無所不通的全通型知識分子。

照他們的例,知識分子不僅設邊緣化,還核心化了。

用現代知識分子的標准,儒家,或士能不能入了知識分子的流還是個問題。

因儒學是人生境界的學問,一种修養,是從心出發的,又是關于心的,是如何處世的學問,不是對物的知識。

因此這樣的學問天然用于价值理念,關怀環境,調整環境,是用來至善,用來承擔責任的學問。“士”多般是這樣的學問—-一個以承擔責任為最高理念的階層。有這樣學問的人傾向于以天下為己任,關怀、同情、怜憫、負責、議論……出仕、清議都是極正常極必然的事。

士的學問有一個極重要的特征,它的范圍只是關于—-“我”的,《大學》,《中庸》都只涉及“我”要成為什么樣的人?,“我”怎樣成為這樣的人?說來說去只是境界追求,誰也不能代了別人去追求,你怎么學怎么修都僅僅是對著自己,是自我內的:自己給自己定目標,由自己努力,自己監督,自己調整,自己達及。現代心理學(無論科學心理學還是哲學心理學)都研究“自我意識”的形成,而儒學或“士”不過就是“我要形成一种什么樣的自我意識”。

儒學价值的積極方面:沒有破坏性:自己活動在自己內部,破坏什么去?;總是從全局出發,照及整體:它是一种由自己來回答自己所以應該如此的根据的學問—-倫理的,倫理所尋的就是—-總根,它怎么會不從整體出發呢?決不會因當下需要而使建設具有破坏性……;它的消極方面是:在打倒孔家店時所體驗到的:保守、封閉的一面。它僅僅是關于自我境界的學問,怎么能不含些封閉呢性,怎么能不把認識之學拒斥其外呢?

儒學是學問,但它只是生命境界的學向—-造就好人的學問—-培養圣人為目標的學問。

儒學不是認識對象的學問:它不研究天體關系,也不研究物質构成。

它不是物的理,不能用于功利。能用于守,用于治。不能用于取与奪。

它在以往對它國家民族具有价值:只要有一些“我要成為什么樣的人”方面的杰出分子(士),其發生的影響就足以凝聚社會,穩定大局。那個時候的視野有局限,經濟生活單調純粹。所以士大夫處在中國价值的中心是理所當然。

這并不是說功利在以往社會不起作用,但農業經濟的穩定性特征,使功利立場成不了价值趨向的主要觀念。有了士—-知愚型,倫理型,責任型的知識分子,就足以滿足這种社會的价值需求。

所以,士在傳統社會里的主導地位,就不只是知識分子在主導,而是一种特定形態的知識分子在主導。—-是知愚型的,倫理型的,責任型的,追求至善的知識分子占主導地位。

士与今天的“知識分子”不是等价名詞。它們相同內涵只是明理,連所明之理也不一樣。做為知識分子的士,所明之理一是善—-向善;二是責任,他們不去為社會承擔義務,盡其職分,又能干什么呢?余老先生指出的知識分子邊緣化這一事實,与“知識分子”概念內涵的擴展有很大關系:知識不再只是向善負責的教導,還包含了造就能人,理之能,術之能,技之能,術、技之能本來也不是承擔社會責任的,而是用來滿足需要的,工程家們是不是知識分子?他們原本就應在邊緣上。所以“邊緣”知識的職分不同。

二、關于功利

在中國,近代价值的標志是不是就是功利?雖不敢肯定,但作用非常清楚。近代是一部國家貧、弱,遭受列強欺凌的歷史,可這都是經驗評价,它揭示的不就是以認識為特征的專業學問太薄弱太蒼白嗎?要強國、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要求里暗含的潛台詞是什么?是物!是術,是技—-堅船利炮紡織机,這是具體的、直接的、有限性的學問,卻又是有用的學問,正是這些有限性學問在方便人類需要,滿足人類生存的舒适方面讓人目瞪口呆。國強民富的愿望不自覺地就變成求功近利的觀念,功利觀就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勢,占領了价值趨向的主導地位。它造就了上海的繁榮。無論如何也得承認:机械、技術都是知識,不是用于調節人際,提高生命覺悟,卻是丰富方便生存的,滿足需要的知識,是人所不能不依賴的。這种知識本來就是用于財富的創造,不是責任的承擔。近代發生了功利觀對至善觀、責任觀的摧枯拉朽性革命:使傳統的以造就好人為目標的教育向著認識世界創造財富方面急轉,造官教育成為造就能人的教育。創造財富成為觀念的主流。“五四”是否可以標志了這种轉換的完成?—-同時也揭露出這种轉型的盲目:功利觀念是必不可缺少的,但它一葉障目,不顧長遠,不負責于環境,把要求之功孤立在整體之外,之上,為价值為造福而實施的建設在初始上就包藏著破坏。功利只對眼下負責,不可能對根源負責!它不是通過倫而建的理,是以眼下之利為出發點和終極點的。知識的功能就從“造就好人以懮天下”急劇地地轉換成“造就能人以便利需要”。這樣一种轉變的大勢來得太猛烈,以至來不及比較,篩選,反思。

在常識以內,我們能看到共產主義做為一种特定文化的輸入,卻看不到它是在洋槍洋炮對義和拳的功用對比中輸入的。織布机之對于手搖紡車在刺激感官上,是太有力、太生動,無從抗拒。共產主義是被包裹在對現代技術的期望里,神不知鬼不覺地的引入的。最初它不是做為一种統治文化,而是做為功利觀念里的一個成份引進的。而且最先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經歷了實踐的挫折正處于反省階段的,修正類型的—-江亢虎的中國社會党,比共產党早了十年,1911年創于上海。這個党的綱領并不含暴力,是共和學說。只有分析我們民族從傳統向近代邁進時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才能探究出正悄悄形成的,急劇匯集的是個什么觀念。戊戌變法生動地表明的是—-要強國!要复興!強國指望什么?—-器,有形的器—-利器。能帶來利器的是術,是技—-功利。

在全民族的不可扼止的投進功利觀的大背景下,“共產主義”這個功利文化體系被裹挾在其內輸入進來……只求“造就好人”的傳統文化無力滿足強國之需要,它只能用之于人—-心,不能用之于物;來不及辯別它對心的建設是否還有必須性。文化的潮流就和它拜拜了。可以說“五四”運動之蔽之弊就是功利觀掩映了倫理觀,陳獨秀所表現出來的開放性的同時也裹挾著破坏性。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胜利,其實是潛伏在一個更基礎的觀念的胜利,是功利的,以造就能人為主流的文化觀對造就好人,責任人的文化觀的胜利。正是這一功利觀的節節胜利中,為共產主義這個功利文化的胜利掃清了障礙的。共產主義是被包裹在剛剛興起的正逢勃著的“自強–功利”觀念里暗自成長起來的。借助了概念對理性的先驗,在理性尚來不及辯別它的背景下風行起來。

下一討論:政党出于見,共產党卻出于功利。

三、共產主義是一种功利文化!共產党是個功利集團

如果有馮友蘭那种縱觀全史的能力,除掉所有現象的蔽障,不考察漢以后儒學各派系自身的側重,只看辯論的大勢,就可以看出他們都是想刨一個正宗根据,至于正宗了沒有,咱不去管,但從正宗的愿望出發卻是明明白白,“正宗”其實就是最早的原因,第一根据,上樣一种追求第一同的要求決定下的方法論,可以證明傳統文化的特征是建立在倫理上的。以這樣一种方法上的立場發動的行為即便不一定都善,但它至少不是直觀的,近利的,眼下有效性。漢文化又深又厚,几經外族的入侵統治也未能對其有所動搖,它反而同化了侵略者—-就因它從根出發。在倫理之下才批准行為,對正宗負責也就是對“是”負責,它從理出發而不是從功和利出發,雖不一定能從現象層面看到好處,卻保持了久遠的積好功效。我們的漢文化往往拙于應付眼前事態,臨界危机,這是文明民族反敗給野蠻民族的一個未被揭示的机理。共產主義的入侵能在中國奏效,仍然是据于這一點。

共產主義做為一种文化其根本的本質就是:它是一种功利文化,其思想原則是:只要你需要、你想要,你有這個意志,也就是理由!你的意志就是理由!不需要再去倫什么理,找什么正宗根据:你的要求、利益就是根据,它适足地鼓勵了一切有改變自己處境和地位的人,不再猶豫,迅速地行動起來,去爭取自己的目的;它甚至鼓吹只要服從目的,手段上的善惡可以不予考慮,它也就是一种在求功近利上最簡便,不需理由,只需意志和決心的觀念,滿了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流氓漢、貪婪虫們的需要,只從目的出發,掃清了道德善的障礙,也積請了合法燒障礙的以目的為倫理根据,不考察目的的根据性—-即埋葬了合后性!是一种只圍繞滿足主體為合法的觀念。@(//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