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3日訊】香港反對23條立法，要求普選的運動向北京的中央政府發出的信息既簡單又明确，那就是：真正的民主才能帶來香港真正的穩定。

本來1997年回歸的香港，制度獨立，自成一體，一切社會机制自動運行，不用中央政府費什么心神。任何香港的取得的成績，都可以歸功一份于一國兩制的偉大胜利，給中央的治港政策增添光彩；而香港施政的大小失誤紕漏，則盡可以由港人、國際社會來指責香港政府，不會直接把負面的影響帶給北京。這种只贏不輸，政治上一本万利的事情，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來說原也是不多見的。

然而香港的局勢發展最近出乎人預料。先是五十万人上街游行，然后是23條立法程序被迫滯后；如今又有兩万人上街集會要求普選。香港一夜之間變成了中國海內外要求民主運動的前沿陣地。原本在京城的大權力小圈子里邊緣化的，一向被認為是挑不起什么風浪的“經濟、旅游城市”香港竟然出現了一步步陷入政治動亂的可能性。

追根問底，其實北京的中央政府應該對現在香港的局面負責，并且應該好好檢討中央對香港長期以來的一些做法。中央政府首先要檢討的應該是中央把香港民主派當成“反中國”的，代表“境外敵對勢力”的力量的一貫做法。中央政府對待香港的合法党派，一向區別對待。不及其余打擊一派，千方百計拉攏一派分裂香港的政治圈子，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的一貫做法。“親北京” 的党派擁有溝通渠道，可直飛內地約見京城的高官；民主派人士則一向被中央視而不見，就像不存在似的。不僅沒有正常的溝通渠道，中央政府還吊銷了民主派的頭面人物的“回鄉證”，使其永遠不能進入中國內地；京城的党報以及手下所控制的反映北京意見的港報，不停地對香港的民主派冷嘲熱諷，甚至不時冠以“跳梁小丑”的惡名。

中央政府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對香港的民主進程釜底抽薪的作用。客觀上直接造成了香港政府与民主派之間的長期緊張的非正常關系；另一方面民主派在立法會的主張建議几乎都無法通過，也就是說香港的各党派意見不可能在一個相互認同的統一的民主程序下進行。如今民主派發動五十万港人上街抗議，引發全世界的關注；街頭“一人一票”要求普選的呼聲越來越高，港人的自由和民主權力已經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社會動蕩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假如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對所有香港的政治党派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互有溝通渠道，那么基本上一切問題都有可能在議事程序內解決，任何党派被迫走上街頭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再假定如果香港能夠實現普選特首，政府的公民信任度低的問題將不复存在，即使出現上街抗議的局面不會演變為政府執政危机，政治上的壓力也會由香港政府來承擔。總之，香港如果有真正的民主，在一國兩制的保護傘之下，北京的中央政府就不會陷入由香港帶來的政治上的困境。

現在香港的民主派人士稱中央政府的官員來港主動与民主党派人士“溝通”，但中聯辦又堅決否認。研讀過《許家屯回憶錄》的人都知道，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控制机构一向龐大而复雜，所有事情并不在中聯辦一個部門的完全掌握之下。中聯辦否認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在宣傳上抵消中央政府向民主派低頭的負面影響。雖然到底真象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此事向公眾表明中央對待香港的政治党派團體的分化政策將繼續下去。這种分化政策的根源來自北京分析“敵我矛盾”与“人民內部矛盾”的傳統思維模式。事實上是中央的政策造成了民主派与親北京党派、以及香港政府之間的矛盾形成難以調和的局面，埋下了香港政局不穩定的根源。香港六年來的經驗應足以驗證中央政府“團結一派，分化打擊另一派”的做法的失敗以及傳統的“矛盾分析”思維方式的陳舊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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