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0日訊】土改前農民是自由民，土改後不僅土地得而復失，而且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逐漸變為一種新式農奴，國家則變成新的唯一農奴主

數年前，前中國社鬥院副院長於光遠來香港演講，題目的經濟改革。他說：改革後，大家生活得比過去地主還好。那時我們在陝北搞土改，不吃糠的就算是地主。聽到此，我第一個念頭就是：那你們共產黨人當年為甚麼要搞土改？進而想問：土改自然使地主和地主的子孫倒了楣，淪為萬劫不復的賤民，那農民呢？他們又得到了甚麼好處？

　　　　　　　　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終身難忘

　　我曾在我們四川安縣的農村當過三年知青，這短短歲月為我一生留下了許多終身難忘的回憶，而最難令人忘懷的是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而那已是土改後二十年了。不說農民一貧如洗，連溫飽都未能實現。生產隊中除了幾家勞動力很強的，其它農民可以說全年沒有吃過幾頓飽飯，連栽秧打穀子最吃重的農忙時候，也只能吃半幹半稀的瓜菜飯。在田裡勞動時為填飽肚子，他們常摘未熟的豆莢生著吃；挖紅薯一邊污一邊吃，吃得滿嘴唇污泥。而農民還告訴我，這日子已很好了。他們是與六○年時大災荒相比。這個生產隊本兩百多人，大飢荒餓死了一百多，有的甚至是全家死絕。農民向我回述那段悲慘可怖的日子時，仍餘悸猶存。

　　那時每個趕場天，在我們生產隊通往黃土場的一個並不很陡的山坡上，總會發現一兩具倒斃的屍體，都是餓得虛脫了的農民趕場回家，因衰竭無力氣爬完這道坡，一倒下去就再也站不起來。那條山坡路我走過很多次。每一次我想到我腳下的路上曾倒斃過很多餓殍就背心發涼，甚至在夏季。

　　要把我聽過見過的農民的悲慘故事一一寫下來，需要寫厚厚一本書。

　　當過知青的人現在回憶起他們的苦日子總是充滿自憐自哀，仿佛是世界最可憐的人，其實比我們更可憐的是農民。當年許多知青面對比我們低下的農民常不免有一種沾沾自喜的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有時甚至可以用來平衡知青受屈的心理。

　　　　　　農子農孫被拴死在土地上

　　記得有一次我和生產隊隊長及隊上幾個男社員有事上四十里外的縣城，因為要上飯館，我帶了糧票，而農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換飯。我們知青是城裡來的，因每年要回家探親為理由可以排了大米去公社調換糧票，但農民沒有這種特權。在上街吃飯要糧票的時代，我們安縣的農民出路都是帶著大米，用一塊布包了，然後到那種可以換飯的鄉鎮小飯鋪，用飯鋪的秤小心秤個六兩或八斤白米換一碗沒鹽沒菜的白飯。這種大米換飯的方式只在鄉鎮小縣城通行，在我長大的成都就從未聽說過這回事。那次我就想，這些農民如果要到成都怎麼辦？

　　這種制度的設計似乎已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他們的土地上了。我們生產隊的農民的活動範圍幾乎不超過方圓幾十里，最遠不過是到縣城看病，或到鄰近的德陽、綿陽這類中等城市挑化肥，賣竹編籮筐。到城市生活是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的事。知青常以譏笑玩弄農民的愚昧為樂，現在才明白這種愚昧是因為他們的貧困，以及被強迫隔絕於城市文明之外的生態造成的。

　　兩三年後，知青開始陸續回城。我有個男同學回城時，隊上的男青年農民很羨慕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只有在鄉下完事了，男同學即回答他說，「因為你們是龍（農）子龍（農）孫嘛！」話很刻薄，但卻是冷酷的現實。

　　一直到人民公社解散，土地實行承包，農民才首次可以自由地前往城市，但他們被城裡人稱為「盲流」（現在叫民工）。他們享受不到城裡人的種種福利，幹的卻是城裡人不屑於幹的臟臭累話路，他們是城市中的邊緣人，社會的二等公民。

　　前幾日讀賈平凹新出的自傳小說。作者訴說毛澤東時代一個陝西農家少年在貧窮，在城鄉分隔的歧視環境中掙扎奮鬥的悲哀，令人傷感也令人深思。按那個時代的階級分類，賈平凹應該是翻了身的貧下中農，政治上的紅五類，但是他們未感受到做人的尊嚴。

　　　　　　土改是農民命運的分水嶺

　　某日與人閑聊，談到農村改革，我突發疑問：怎麼會是土地承包？土地不是土改時已分給了農民，農民連地契都拿到了嗎？後來參加互助組、合作社，農民不是拿土地、拿犁具耕牛入股嗎？就是後來成立人民公社，不是說為集制所有制，社員共有嗎？現在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不是該拿回他們的土地？有人說，土地是國有的。那何時收歸國有，法律依據又何在？我以此詢問過許多人，包括大陸的農業專家，但沒有人可以回答。

　　這個問題太大，最好讓學者們去研究，但我們卻很容易認清這樣一個事實，即土改前後農民的生態的戲劇性大變化。土改是中國農民命運的分水嶺。土改前，農民可能沒有土地，但他一定是自由的，他可以為甲地主做長工，或為乙地主做佃農，也可以走西口闖關東，也可以不種田到城裡打工做小生意，甚至可能因勤儉奮鬥自己當上地主。在走投無時也可以去當兵吃糧或落草為寇。土改後，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兩三年后土地失去，而且隨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離開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產隊），不能隨自己意生產耕作，有個時期一點自留地，多喂兩隻母雞，當官的就會來割資本主義尾巴。《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耀剛在他的《大國寡民》一書中說，「合作化不久，就是高級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戶藉制度，農民被牢牢地管住了。」可以說土改前，農民是自由民，土改後農民實際已逐漸成為一種新式農奴，而國家成了最大而且唯一的新農奴主，大概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農奴主。

　　土改前租地主的佃農向地主交租，土改後全中國的農民向國家交公糧，不知公糧算不算地租？

　　　　　　農民史無前例的被依附於土地

　　中國是幾千年傳統農業國，以農為本，農民從來是第一等國民，近代工商業興起，務農仍然是不被人看輕的職業。我父親解放前即因羨慕農家樂一度萌生過下鄉務農的貪頭（幸好未實行）。土改後至今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如何？工農差距與城鄉差距如何？有目共睹，已不必贅說，總之，如一九五三年樑漱溟為農命所說，工人與農民「有九天九地之差」。樑漱溟為這句實話受到周恩來的批判和毛澤東的當眾羞辱。

　　土改似乎是一出黑色滑稽戲，一個大諷刺，也像一場大騙局，打著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旗號，用暴力血腥的手段無償剝奪了幾百萬地主和自耕農（富農）的土地，讓幾萬萬無土地的中國農民歡天喜地，但繞了一大圈，最後竟變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土地兼並最大的土地集中。中國農民空歡喜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描述皇權之強大的話首次真正成為不折不扣的歷史現實。

　　後來這個大農奴主一手釀造出慘絕人寰的大飢餓，幾千萬農民在這場人禍中默默餓死，竟然無災民成群逃荒流竄城市，亦無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原因很簡單，不是今天的中國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試問當此現實，中國何處去尋水泊樑山？這場大劫難早已因幾百萬地主和自耕農土地被無償剝奪而成為全體中國農民無所逃遁的宿命。農民從土改中沒有得到甚麼，除了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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