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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你在吃人嗎?

【大紀元7月19日訊】据“博訊新聞”記者報道,在廣東經商的許多台商,將“嬰儿湯” 當作“壯陽胜品”,悉心搜求和品嘗。他們花三四千元人民幣,就能夠 吃到一盅用六七個月大的嬰儿炖成的“補湯”。

在東莞開工厂的王姓台商,自詡是嬰儿湯的常客,“几個月大的嬰 儿,加入巴戟、党參、當歸、杞子、姜片,加入雞肉、排骨,炖八小時 ,很能補气、養血。”他一邊緊摟身旁十九歲的湖南二奶,一邊洋洋自 得的說:“以我六十二歲的年紀,每晚都可來一回(做愛),還不是靠 這個。”眼見記者滿臉狐疑,他自告奮勇,帶記者“見識見識”。

第一站,他帶記者到廣東佛山市,找到吃開嬰儿湯的餐廳,誰知主 理的黎師傅卻說:“排骨(他們的暗語,指嬰儿)不好搞,現貨沒有, 胎盤倒有新鮮的,這東西不能冷凍,新鮮的好。”

黎師傅說,真的要吃那個,“有個外地來打工的夫妻,現在怀孕八 個多月,由于兩胎都是女儿,再過几天准備鹽水催生,如果又是女儿, 到時候就可以吃了。”

記者還是半信半疑,調查采訪几個星期,還是听的多,沒有親眼見 過 ,以為就此打住,誰知過不了几天,王姓台商來電:“東西找到了, 天气轉冷,有几個朋友正想進補。”

他帶著記者來到台山,找到了餐廳。負責的高師傅帶著一眾人等到 廚房“開眼界”。但見那小小的嬰尸比貓儿大不了多少,躺在砧板上。 “五個多月大,有點小。”高師傅說著似乎有點歉意。

高師傅說女嬰尸是朋友從鄉下找來的,他不肯透露這女嬰的搜購价 ,只說价錢是依据月份大小、死胎活胎而定。王姓台商說,吃這一盅要 三千五百元人民幣,其他細節,他不理了。

記者听食客們聊天說,流產或墮胎的死胎,中介人包給產婆几百塊 紅包;若是接近足月引產的活胎,則要付兩千元紅包給女嬰的父母,當 是收養。嬰儿交到餐廳時,都已死亡,之前是死是活,已無從細考了。 記者感嘆說:“中國人好進補的習性,已將到天譴的地步了。”

我相信上述報道的真實性,在今天的中國究竟有什么事情是“不可 能”發生的呢?但是,我又認為,這篇報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導—— 似乎喝嬰儿湯的顧客僅僅是几個外來的台灣商人,大陸的官員和商人們 則完全置身事外。其實,台商不過是“入鄉隨俗”而已——在大陸,吃 嬰儿、吃胎盤,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

作家廖亦武所著的《中國底層訪談錄》一書中,有題為《食客遲福 》的一章。該書并非“小說家言”,而是地地道道的“口述實錄”,諸 多細節,触目惊心。有過知青生涯、經商致富的遲福,高談闊論自己吃 嬰儿的感受:“稠稠的一窩湯上來,白得晃眼睛。取調羹一嘗,鮮得耳 門子嗡地一響,我感到渾身都是舌頭,在一伸一縮地舔。朋友連問几聲 :‘咋樣?’我都傻了。”這一描述,活靈活現,顯然絕非作者的編造 。

這不是遲福第一次吃人肉,早在知青時代他就曾經“大飽口福”。 遲福回憶說:“運气好也可能撈著個大的,六個月以上才想起流產的傻 婆娘,呼天喊地張開血胯,任醫生從那洞中一鋤接一鋤地挖出包袱來, 耳朵、鼻子、嘴都齊了,連手腳指甲都有了,這种貨,少說也一兩斤, 弄得不好,撞上臨盆流產的,三四斤也打不住。這么大一塊,一鍋煮不 完,就分成兩三鍋。稱斤兩,我再怕也要去監督,因為秤星子偏一粒米 ,就是好几十元。”在無數描寫那個“偉大、光榮、正确”的年代的著 述中,我很少見到這樣的細節。毛澤東呈現在民眾面前的是那張有些女 性化的笑臉,而他吞噬了上億生命的血盆大口卻依然被遮掩在歷史隧道 的深處。

那么,今天那些供食客們大飽口腹之欲的嬰儿又來自何方呢?遲福 透露了嬰儿的來源:“全中國有多少女人?至少五億吧?就算每個女人 在一生中只打過一次胎,這筆財富,過去都白白扔了,現在還繼續扔。 胎盤值錢,每個醫生都搶。城鎮的衛生院和個體診所(還不包括游 醫和黑店)比星星還密,只要訂貨,到時候打個電話,就派人去收購。 越新鮮,收購价越高。”

我們沒有辦法回避這些“同步”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實。這些血淋 淋的事實凸顯出這樣的結論:我們賴以生存的文化、倫理和制度存在著 致命的缺陷。如果我們不解決這一致命的缺陷,我們將永遠也不配稱作 “現代”和“文明”的國度。吃人的事實与我們擁有网絡、波音飛机和 法國時裝同時推展。假如我們放下虛妄的“愛國主義”熱情,在鐵的事 實面前,我們將不得不痛苦地承認:在地球上,中國是最缺乏生命意識 的國度。儒家倫理關注的是一套僵硬的統治秩序,在儒家倫理中從來就 沒有為“生命”安排過位置。二十世紀以來,被五四運動沖擊得奄奄一 息的儒家倫理,經過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洗禮之后,脫胎換骨,成 為一种新興的意識形態。它以“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面目粉墨登場,君 臨天下。而人的生命、人的尊嚴受到了更為殘暴的壓抑和虐待。中國人 對自然環境的破坏堪稱世界之最,中國人殘留的“吃人”的野蠻習慣也 堪稱世界之最。

魯迅精辟地將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概括為“吃人”兩個字。過去,人 們僅僅將“吃人”理解為一個深刻的隱喻,偏偏忽略了它最直白的本意 。其實,魯迅是同時在兩個層面上使用這個詞語的——顯然,“吃人” 是存在于中國當下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現實。學者任不寐認為,中國古代的吃人行為,基于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區域。“災民的生存法則”使得“吃人”的暴行具有了某种道義上的“合法性”。例如, 晚唐名將張巡堅守孤城,城中斷糧,張巡便將妻妾殺死,讓將士吃其肉裹腹。史家記述這一事件的時候,不僅未對張巡殺人、吃人的暴行作絲毫的譴責,反倒對他“忠心耿耿報君王”的行為大肆贊揚。奴隸主灌輸 給奴隸這樣一种倫理:一個奴隸,只要忠誠地侍奉奴隸主,即使殘殺并 吃掉另外一個奴隸,也可以不用承擔任何的罪責。假如這种殘殺和虐吃 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奴隸主的統治,那么奴隸的行為還會受到褒揚和獎勵 。在《資治通鑒》中,“人相食”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組。即使是多達 百万的民眾被吃掉,史家也抱著若無其事的心態一筆帶過。

如果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的“吃人史”可以用任不寐的理 論來解釋,那么近二十年來的“吃人史”以及正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吃人 事件則需要用新的視角來審視。過去,吃人是在極度飢餓的狀況下“無 奈”的選擇;今天,吃人卻是在食品相當丰裕的境況下“主動”的追求 。過去,人肉被當作糧食,吃人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生命;今天,人肉被 當作補品,吃人的目的是為了延年益壽、增強性欲。過去,吃人者是怀 著恐懼和痛苦在吃人;今天,吃人者卻是心安理得、歡欣鼓舞地吃人。 今天難道比過去“進步”嗎?今天難道比過去“文明”嗎?我認為,今 天的吃人行為更加不可原諒,因為它突破了人類最后的倫理底線。

連同類的肉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那么還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 ”做的呢?在今天的中國,不僅“無法”,而且“無天”。食客在吃人 、煤礦在吃人、鞭炮在吃人、警察在吃人、酷吏在吃人、貪官在吃人 在這個“人肉的宴席”上,“吃人”与“被吃”几乎成了每一個(包 括你、我、他在內)都無法逃避的命運。

作家鄭義讀到這則關于“嬰儿湯”的新聞之后,將其形容為“末日 狂歡的盛宴”。是的,我們的末日快要到來了——盡管有博學鴻儒聲稱 “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卻要將這句話改動為“二十一世 紀將是上帝懲罰三千年不斷犯罪的中國人的世紀”。鄭義曾經調查過“ 文革”時期發生在廣西的大規模的吃人事件,他寫道:“我們企圖以人性的代价來換取一個美好的社會,我們以為跋涉過血与尸體的泥淖之后 會迎來一個人類歷史上最壯麗的黎明。結果那燦爛的黎明沒有到來,我們卻墮落為喪失人性的群獸,一步步走入地獄的黑暗!中國人,我的手足同胞,請想想吧,請捫心自問吧:廣西僅僅是廣西嗎?食人者僅僅是 那几千几万嗎?——不,廣西不是廣西,廣西是中國!食人者不是食人者,食人者是我們整個民族!而且,我們不僅食人,我們還自食。所謂 自食,并非僅指我們自相殘殺,自食父老兄弟、同胞姐妹,更指我們自 食靈魂,自食一個民族所賴以生存,并与全人類共建人間樂園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素質——人性。”

那時,鄭義還心存几分希望,他在文章的末尾祈禱說:“愿上帝寬 恕我們!”然而,十多年后,面對著今日之中國,面對著“已純是鬧劇 、丑劇以及文字難以指稱之公然墮落”的中國,鄭義那最后一丁點的希 望也破滅了。我想,鄭義是含著眼淚寫下這段話的:“我感到,冥冥中 ,有一股巨大的邪惡正在把中華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毀滅!我不再祈求 上帝寬恕我們。我誓与我的同代人為敵。我站在被剝奪了生存權利的不幸的子孫一邊。我站在那些被烹食、被遺棄天涯的女嬰一邊。”

《圣經》中三次提到這句話——“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出埃及記》23:19、《出埃及記》34:26、《申命記》14:21)。 在這句話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大慈悲、大同情、大怜憫。万能的上帝是 那樣深切地愛著這個他創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縱容類似于“用山羊羔母 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發生,當然更不能縱容人類吃掉自己后代的事情的發生。

那么,我們這個墮落到地獄最底層的民族,等待最后的審判的來臨吧!

──原載《浴火鳳凰》://chinatown.coolfreepage.com/(//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