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5日訊】BBC中文網記者魏城7月14日報導/自從近代上海在中國東海之濱崛起以來，北京與上海的對比、京派文化與海派文化的對比，便一直是中國人、甚至國際間津津樂道的話題。

新加坡《聯合早報》將在這個星期日（7月20日）舉行”新世紀亞洲名城論壇”討論，邀請新加坡、上海、香港、台北四個城市的都市文化人討論亞洲名城特色。主講人之一、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選擇了”北京、上海雙城記”作為演說主題，他在行前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對比京滬兩地的差異：”北京好比是個啞鈴，中間小，兩頭大。大院北京和胡同北京很大，但市民北京很小﹔上海則是個橄欖型，兩頭小，中間大，中間是市民社會。”

如今，談論京滬對比似乎已成了一門顯學。因緣際會，我也在北京和上海都呆過，上海是上學，北京是工作，上海四年，北京八年，說來也不算短，但與一生住在其中某個城市的人比，仍屬蜻蜓點水，走馬觀花，所以，我不敢橫來縱往，奢談對比，此文只就我的所聞所睹，拉拉雜雜地談點兒經歷和感想。

鄧麗君消解極左意識形態

我剛去上海的時候，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在我從小長大的那個省城，姑娘們仍然扎著文革中紅衛兵女將梳的那種”革命小刷子”式的辮子，男孩子們仍然流行綠色的真軍裝和黃色的偽軍裝，但上海的姑娘們已經是一色的長髮披肩、面敷粉黛，小伙子們則是一色的蛤蟆鏡帶商標、喇叭褲掃大街了，讓我這個外省來的傻小子看得目瞪口呆。

上海不愧是”曾經桑海”的地方，古跡不多，洋跡不少，雖然經過中共多年的本土化建設、鄉土化改造和革命化洗禮，但居民投足舉手、言談顰笑仍然殘存著當年十里洋場的痕跡，舉例來說，不管是上層的文人教授、還是下層的販夫走卒，談到”面孔”時都會說英文的face，外地人不明白時，還會耐心地向你解釋：”你知道嗎？這是英文。”所以，當中國的國門剛剛半遮半掩地打開一個小口時，上海人已經急不可待地擁抱外部世界了。

可惜，那時文化上的所謂對”外”開放，不過是對港台的開放，而且是民間自發、官方圍堵的開放，但對喜歡洋味的上海人來說，港台也是”外”，港台也是”洋”，所以，在北京的西單民主牆、民團民刊、北大競選鬧得正歡的時候，上海人則忙於販運港台文化，這種文化”二道販子”不僅僅局限於街頭上戴著蛤蟆鏡、提著四喇叭錄音機招搖過市的青年市民，也包括大學校園里所謂的”時代驕子”。

記憶里，上海的大學生也關注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人道主義討論和有關民主化的辯論，所謂的”傷痕文學”最早就是以一個上海大學生的同名小說命名的，但他們似乎更熱衷於競穿從廣州、廈門傳過來的新款式港台時裝和傳唱台灣歌手鄧麗君的歌曲。

也許，在當時的中國，上海流行的港台時裝和鄧麗君歌曲對傳統意識形態的破壞性和消解力，一點也不亞於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和北大競選。

我仍然記得來到上海後第一次在學生宿舍聽到鄧麗君歌曲對我的震撼：我第一次知道，歌曲除了可以正著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反著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之外，也可以僅僅唱唱風花雪月、卿卿我我、打情罵俏、個人悲歡﹔我也第一次知道，歌曲除了可以唱得高腔入雲、慷慨激昂之外，也可以唱得如訴如泣、哀婉低迷﹔我也由此第一次悟出，人生並不僅僅是路線鬥爭、四化建設、國際風雲、民族大義，人生還有兒女私情、家長里短、油鹽醬醋、生老病死。這些在今天看來似乎都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在當時那個剛剛走出禁欲主義時代的中國，對許多被歷次政治運動繃緊了神經的中國人來說，卻不啻是一種類似哥倫布看到美洲大陸般的新發現。

“性解放”初潮

鄧麗君歌曲的作用之一是加速了上海性生活的開放速度。上海人迅速從文革時代的正襟危坐、目不斜視的階段，過渡到男男女女在”春風里陶醉飄逸、仲夏夜裡綿綿細語”（鄧麗君一首歌中的歌詞）的階段，進而急速進軍到傍晚公園暗角”非法約會”和舉辦家庭”黑燈貼面舞會”的階段。據說當時的上海黃浦公園、中山公園等多處公共場所都成了這樣的”性解放”特區。

當然，這種中國式的”性解放”進程也伴隨著中國式的”小腳偵緝隊”圍追堵截的插曲。當時，一方面中共高層開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圍追堵截鄧麗君的歌曲，另一方面，地方上的公檢法機關也聯合基層居委會老太太，在公共場所、甚至私人住宅中圍追堵截”非法約會者”和”非法跳舞者”。例如，我們學校的原男性工人民兵出身的聯防隊（這次是”大腳偵緝隊”）就經常傍晚”手提號志燈”，在學校對面中山公園的灌木叢中反覆搜索。

但儘管如此，也擋不住那些在”革命年代”中性壓抑多年的曠男怨女們一旦走入”開放年代”之後的 “性解放”步伐。而上海人在這方面似乎獨領全國風氣之先。由於我大學修法律，畢業實習被安排在上海的一家律師事務所，當時正逢中國開展”嚴打”運動。由於上面有”嚴打”名額，光抓小偷、打架斗毆者等刑事犯不夠湊數，上海許多公檢法部門便把本來不應視為罪犯的”非法約會者”和”非法跳舞者”抓起來向上交差。記得那時我跟著帶我實習的律師出庭辯護，當事人中有許多便是那些剛剛享受中共建政後第一次”性自由”的”形勢犯”。說白了，他們不是強姦犯，不過是談朋友談得多了點兒，當局稱為”亂搞男女關係”， “嚴打”一來，就被歸入無所不包的”流氓罪”，判了刑、作了牢、甚至掉了頭。

此一時，彼一時。如果拿今天中國的”性開放”標準來衡量，當時的”形勢犯”在今天可能都是各條戰線上的傑出人物。

務實的城市

當然，上海的獨特絕對不局限於”不愛武裝愛紅裝”和”性解放”，上海還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世俗化城市。上海的生活確實方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的大街小巷就充斥著販賣煙酒糖茶的夫妻老婆店和貨攤，不知它們是借著經濟改革的春風而”千樹萬樹桃花開”的”新生事物”呢，還是歷經多次”革命浪潮洗禮”而未洗滌掉的”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反正我是一方面埋怨上海的”俗氣”，另一方面享受著上海生活的舒適方便，度過了大學的四年時光。

畢業分配是一場關係著未來事業發展的生死搏鬥。由於我們是文革結束後第二批法律院校的畢業生，就業市場供不應求，不僅各省市政法部門紛紛搶人，北京的中央機關也派人赴滬招兵買馬。許多外地學生都願意進京，但上海學生卻例外，許多無法留在上海的上海學生死活不去北京，寧可被取消分配資格，按照非大學生待遇自謀職業。

這是真事。也許說起來你不相信，其實就連我，當時也不相信我的耳朵：我問過一個被取消分配資格的上海同學，他這樣解釋他的選擇：”上海生活水平比外地高，謀生容易，我寧可留在上海炸油墩子，也不去所謂的京城大衙門。”

京城大院多

我畢業後去了不如上海油墩子的京城大衙門。

那時的北京，當然是古跡多，洋跡少，那時還沒有今天這麼多高樓大廈，洋行酒店，京城除了故宮、天壇這些古代建築和大會堂、軍博這類革命建築之外，更多的還是一片一片灰色的四合院、大雜院、平房、臨時建築，以及大大小小各類單位的大院，生活不像上海那麼方便，有時整整一條大街，除了大院圍牆，就是大院傳達室，沒有一家商店，以至於一位從上海出差來京的同學說：”北京怎麼像是一個大縣城啊！”

前些年看過一篇文章，講一個上海人去北京，到大名鼎鼎的王府井，沒想到走了十幾分鐘，就逛到頭了。他懷疑自己是否走錯了，問別人”北京究竟有幾個王府井”。關於服務態度，上海人說，上海的售貨員至多不理你，自顧自聊天，北京的售貨員卻還要訓你──”別嚷嚷!嚷什麼！”

當然，如今可不一樣了，現在的北京至少與上海一樣繁榮、喧嘩、方便、舒適，今天的北京，比王府井大街熱鬧的地方數不勝數，售貨員也熱情得讓你躲都躲不及。

北京人不像上海人，其實是全國各地移民的混合。據說共產黨進城前北京只有一百萬人，如果這個說法準確的話，那意味著，如今北京一千多萬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是1949年從外地進京的人及其後代。文革後恢復高考招的大學生又有一次畢業進京潮，例如我所在那個衙門，新招雇員中大部分是進京的外地大學畢業生。許多北京居民講話，南腔北調，不像上海話，自成一體、排外性非常強。與我一起進京的一個同事是四川人，大概是想入鄉隨俗，學京腔京味，聽北京人講話愛用口頭禪”你丫的！”便套用公式說：”今天我丫的上街，碰上一個四川老鄉……”引起北京同事哄堂大笑。

皇城根下

北京人的關心政治的確名不虛傳，但那是因為北京人有著外地人無法比擬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北京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住在皇城根下的人，雖然中南海的紅牆又高又厚，但皇城里的草籽花粉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飛到牆外尋常百姓家的庭院中。

就拿我所在的那個衙門來說吧，大大小小的中共高官的配偶、子女就有好幾個。據說文革前後中共高層的一些政治鬥爭，就是通過這些在京城各個衙門工作的皇親國戚、七大姑八大姨們傳謠而煽動起來的。據說就連當年西單民主牆的某些民運領袖，本人就是高干子弟，正是因為他們有來自上層的小道消息，才有靈敏的政治嗅覺和深刻的政治見解，這一點自然是外省的土包子和上海的小市民所先天缺乏的。

出於同樣的原因，京城的大學生也”近水樓台先得月”，即使是來自外地的學生也逐漸熏陶出政治敏感來了。而且北京的大學與上海還有一個不同：上海的大學比較分散，北京各個大學相對起來卻要集中得多，它們所在的中關村不僅是大學區，也是科研機構、高科技公司比較集中的地區，所以一有風吹草動，立刻蔚成聲勢。1986年底的學潮、北大”柴慶丰事件”以及1989年聲勢浩大的學潮都是由於上述天、地、人三因素交和在一起而導致的。

時代的變遷

不過，任何概括都是有缺陷的，特別是對某一地域或某一人群的概括。上海人不僅僅是經濟動物，北京人也不僅僅是政治動物，尤其是經過近些年來政治、經濟的巨變之後，更不能作如此簡單的概括。

去年年底我去中國採訪，發現北京的富豪、大款一點不比上海的少，北京人對男歡女愛的關心一點也不比上海人低，而上海由於近來外地人的”大舉入侵”，也出現了像北京一樣的人種”血統”不純、語言南腔北調的變異，至於上海的出租車司機，如今也像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一樣愛談政治。

在上海時，我有一次乘坐出租車，司機與我聊起中共高層政治來，津津有味，談起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吳邦國、黃菊等人來，如數家珍。

我奇怪地問：”您是不是在北京當過兵？”

他答曰：”沒有啊！我一直住在上海。”

“那你為什麼這麼瞭解這些中央領導人呢？”

“嗨！他們都在上海當過市委書記或市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