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王家新先生在2000年5月份寫的《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以下我在本文中的一些未注明的引文均摘自王家新此文）這篇文章，我是最近于民刊《東北亞》上看到的。寫得很好。這篇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詩歌的糾正”問題。這個問題讓我“感到”不是“和眼下這個時代沒什么關系了”，而是關系太嚴重了。這是一個關系到21世紀中國先鋒詩歌能否走出上一個世紀90年代的低谷并承接詩歌繼續革命重任的關鍵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任何“渴望回到個人、回到一种不被人注意的詞語的黑暗中”的想不“介入”之“規避”的投降主義想法，這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極為“謊謬”而且亦是行不通的。
那么，讓我們隨著王家新此文論點的展開而逐步進入王家新為我們精心設置的“問題”之中吧。
王家新在這篇文章的第一段的最后和第二段的開始這樣說：“我仍感到還有著另一個人，生活在遠山腳下，生活在一所清涼、昏暝的鄉村房子里；他寫，甚至沒有覺察到鏡子在變暗，雪花在飄落；他寫，似乎就要化為寂靜本身……//只有在這种時刻，生活似乎才重獲意義。我深深感到像我這樣的寫作者，已在生活中背負了過多的東西。我們已被20世紀的全部歷史所造就，既受恩惠，但也過于沉重。我們一再隱入同時代的复雜糾葛之中。我們仍被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所左右。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從中超越，會不會成為它的犧牲品呢?……”王家新為了往下更好地迎頭痛擊“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的“提問”做鋪墊，不是先下手為強，也是先發制人地在這里首先自我發出一通如此懮慮、怀疑和質論，“甚至”想“回到”他“十年前”“在深夜里寫作《瓦雷金諾敘事曲》時的那种心境的”“象牙之塔”中。這就是王家新的詩歌理想，也是他用極其美妙動听的哲詩語言向人們娓娓道來的他的“閃閃運轉的星空”的小布爾喬亞的浪漫詩歌之夢，即他的“詩歌的糾正”。這就仿佛當年魯迅先生批判的那种“拔著頭發就想离開地球”的“純文學”之夢一樣！這可能嗎？然而，他在這里卻力求勸誡當代詩人們“背負了過多的東西”而怕是“成為”“犧牲品”。說穿了，這無非是規勸人們放棄沉重的歷史和社會責任，由此与其說是“超越”，倒不如說是逃避現實、逃避社會、逃避良知、逃避政治、逃避人民、逃避時代和逃避歷史，以其走入与他同樣自我陶醉的極其遮蔽式的別人無法進入的《瓦雷金諾敘事曲》一樣的“美好”的“個人化寫作”中去，在其“精美如一件素洁繡品”中宗成正果，也好徹底走入這种犬儒主義或投降主義寫作之路。這不是“揭樹揭皮，揭人揭短”。因為，這种聲音實際上是主張放棄對政治中心權力話語的抵抗与解构的聲音；是向意識形態毫無條件地進行妥協的聲音；是譴責与詆毀堅持懮患意識与批判精神的聲音。目的也是為了在擺脫所謂的“同時代的复雜糾葛之中”或“被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所左右”之后，從而走入他們的“個人”的“既受恩惠”，但又不“過于沉重”的“個人”“奮斗”之中去，從而再不當對抗“意識形態”和為之“左右”的“犧牲品”。這种似乎溫和的、“中性”的和純文學的綏靖主義寫作路線，就是投降主義和犬儒主義。說點文本之外的話，投降主義和犬儒主義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几乎走了十年以來至今仍在走的集體自殺性的“通病”之路。這在大陸詩人知識分子界已是“病入膏肓”，也許在頑固的“知識分子寫作”者那里更是無法挽救了。可為什么說“綏靖”就是“投降”呢？因為，在毛后時代的官方現行文藝政策已從極權的“為政治服務”過渡為威權的“弘揚主旋律”了。這意味著文藝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已基本結束，而文藝作為“愛國主義”的工具卻業已開始。“愛國”比之“階級”是更寬泛的政治概念，前者是威泛意識形態化，后者是極端意識形態化。什么叫“弘揚主旋律”？其實就是不僅要求文藝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而且要求文藝不能再干涉政治，特別是不能再干涉現行政治了。因為現行政治就是“國家”，而干涉“國家”當然就是違犯了“弘揚主旋律”的天條，如此就触犯了意識形態這根敏感的神經，嚴重點說就是触犯了“國家”，甚至可以定罪為“國家”的敵人而必遭打擊之、內控以致無情迫害之。原來的“為政治服務”，是要求文藝必須“以階級斗爭為綱”，否則就必須遭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打擊与鎮壓。現在的“弘揚主旋律”，是限制文藝干預政治和國家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事物。如果誰触犯了這個“天條”，誰就必然遭受“穩定壓倒一切”的打壓与法控。因此說，“弘揚主旋律”就是基本明确告誡你，只要你不反對也不干涉現行政治，或者脫离意識形態，或者不批判現實、不揭露社會的陰暗面和不影響“穩定”這個大局就行，就是“主旋律”，就是愛國的，就能讓你生存、發展和繁榮。這實質上是鼓勵你脫离政治和逃避現實，只許你說“是”不許你說“不”，只許你綏靖或者投降而不許你抵抗或者反對，只許你發展吹捧文學或者搞遠离時代風潮的“純文學”，而不許你發展為民請命的具有懮患意識和批判精神的真正文學。其實，這就是要求你綏靖或者妥協，亦即投降或者徹底招安。因此而說，這种“純文學”的綏靖主義路線，就是投降主義和犬儒主義文學。我們不難體會到，新犬儒主義的特征是：新的主子對其狗的要求和受寵標准是：只要狗不咬主人和不揭主人自家的丑事，并能老老實實地听話，這就是好狗，就會倍受寵愛。這就是新犬儒主義嘴臉，也是宋江主義嘴臉，即投降主義。人們都不會不記憶猶新的是，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打完了方腊，宋江最后帶領李奎等哥們在一片逃避對抗宮庭的悲慘气氛中，一個個飲毒酒而自殺死去的情形吧？其實，“逃避”并不一定有好下場。當然，“逃避”也未必不是苟延殘喘的一种苟且偷生的机會主義和最窩囊的生存寫作方式。現在，“知識分子寫作”者在一片“逃避”的寫作聲浪中，正在打“民間寫作”。打完了還干什么？我不得而知。但他們肯定比宋江們的結果好，因為他們現在已是在中心權力地帶生存下來的中產階級式的新貴族詩人了。
其實，受“意識形態所左右”(即服務政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毛主義之后的意識形態雖然仍是專制極權的意識形態，但絕對極權的大一統的鐵板意識形態化已經解體了。現在的極權意識形態化是新型的威權主義意識形態化。隨著市場經濟的開放和多种經濟成分的經濟基礎的改變，其必須适應這种經濟基礎的極權意識形態不得不變化自己的專制形式，即以權錢交易的新特征出現，亦即以實用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新的核心策略。其所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乃實則上就是以新的階級斗爭為綱的中心，從而使新的意識形態化就放棄了“政經”權力一元化的舊模式，而變為“政緊經松”的相對開化的“政左經右”的意識形態化，即仍是政治一元而經濟基礎可以多元發展的新模式。這就是：經濟等日常生活領域完全放松，而意識形態等政治生活領域完全高壓，即“政左經右”，亦即“穩定壓倒一切”。在這种意識形態文化政策下，我們文學寫作只要不涉及政治、不對抗現行意識形態和不批判現行政治體制問題，這就等于為政治服務，也就等于是“弘揚”愛國主義的“主旋律”寫作，這實際上亦就完全等于投降主義或犬儒主義寫作。當年的汪精衛之流為了曲線救國綏靖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實際上不就成了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漢奸行為嗎?對于“知識分子寫作”而言，“知識分子寫作”應該是毫不妥協和絕不綏靖的、絕不投降和絕不犬儒的堅持為民請命的懮患意識与批判精神的寫作，并且能夠有效地運用知識分子自我具有的專業知識而掌握的知識分子話語權力去解构并批判政治中心權力話語。這才是知識分子寫作的原則、立場和態度。可我們當代的自我標榜的這伙“知識分子寫作”者們的這种逃避式寫作，難道能夠符合這一原則、立場和態度嗎？對于“民間寫作”而言，民間寫作也應當是堅定不移地絕不招安地堅持邊緣化的、不為官方主流和中心所左右的、始終站在平民立場上的、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的，并且能夠為人民代言的抵抗政治与權力的、發出与國家中心主流不同的聲音的寫作。這才是民間寫作的戰略、戰術和方針。可我們當下的自我宣稱的那伙“民間寫作”者們的那种“日常化寫作”，莫非能夠适應這一真正“民間寫作”的戰略、戰術和方針嗎？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這是作為現實的策略而言，而作為文學的本質而言，主張逃避政治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人生在世，尤其作為一個自我標榜為“知識分子寫作”者，你是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以及道德是非判斷標准的。文學作為人學，就是作為人的語言表達自由的寫作形式，就是以文學的這一人性藝術的表達形式，來表達人性自由和人的各种基本人權的寫作形式。人与動物的最基本區別就是，人有政治權利，而動物沒有(這是我近一年來著文批評時反复強調的人權基本常識)。人与豬相比，人的生存發展權利無非是吃飽穿暖，而豬的生存發展權利也無非是吃胖發壯，但前者的應享有的政治自由与后者的生殺自由被剝奪，其是最基本的區別。可前者的人性自由權利和政治自由權力，乃是天賦和人賦的人權；而后者的豬性自由權利和政治自由權力，則是天賦与豬賦都沒有賦予的權利。所以，人性的政治權利性，乃是決定文學作為人學的不可能不來表達的這一人性權利的基本權力性。當然，你在專制條件下，你怕因表達政治權利而喪失你生存的權利，你可以有不表達的自由，但你絕不可以因此就把這一人性表達的自由，說成是非文學甚至是非人性的，或者借此攻擊和譴責表達人性政治自由的人和作品，若此，你就從根本上喪失了人性，你就与動物性沒什么兩樣。真正的文學家和詩人，我們不能因為沒有表達的自由，而自動喪失表達的自由；我們更不能因為失去表達的自由，而不去爭取表達的自由。同理，我們不能因為沒有發表的自由，而不要心靈寫作的自由；也不能因為沒有發表的自由，而不去爭取發表的自由。我的寫作信條是，首先為心靈的自由而寫作，然后不遺余力地爭取發表的自由。但宁可不要發表的相對自由，也要心靈寫作的絕對自由！當然啦，如果你甘當犬儒主義者或投降派，你不妨就徹頭徹尾，別又想當婊子還想立牌坊，這也是你的自由權利。事實上，你從主觀上不反對專制意識形態或極力妥協之，你就等于投降意識形態或被左右之，或者已經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了意識形態的幫凶了。那些官方詩人，不正是一天到晚圍著主人轉的巴儿狗嗎？那樣你肯定既受“意識形態左右”，又將“既受恩寵”又不“過于沉重”的。但實際上：這將是犧牲你的根本自由性，而換取你的搖尾乞怜式的“依附自由性”；這既是奴性和典型的巴儿狗性，又是極為恥辱的民族劣根性！這樣的寫作，你或許成為意識形態的工具，或許成為在專制權力中心話語的夾縫中卑躬曲膝地活著的可怜虫，你累不累？這樣的活著，我以為還不如像普通老百姓那樣，只求溫飽地活著會更瀟洒和更舒坦的啊！即使你的作品全部是無病呻吟的、全部是《瓦雷金諾敘事曲》式的和全部是只有你懂而別人不懂的“純藝術”，那樣你也只能是在藝術世界里成功地“逃避”了專制政治生活和現實社會的酷烈而已，可你在具體生活實踐中仍然“逃避”不了每天像空气一樣的專制政治生活和現實意識形態的“左右”。如果是一個追求自由并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識分子詩人，怎么可能不去追求意識形態的獨立与自由呢，怎么可能對人世間并包括自我在內的疾苦、世態炎涼、人民的福祉、政治的自由、文化的進步、制度的創新与變革、意識形態的解放、時代的重大事件的“复雜糾葛”和社會的弊端以及黑暗不管不問呢？這且不說對于一個詩人、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如何，就是對于一個普通公民的道德与良知其何在？也是不難回答的！上面已言，什么叫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一個种族群落中的具有文化并能創造新文化的先進而開明的人士階層，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爭取者。他們不僅是能夠關注和爭取個人利益者，而且是能夠把整體种族多數利益當作自己的最大利益來考慮，并有效為之爭取的具有先見之明和遠見卓識者；是能夠為民請命的、以身試法的、同時也敢于不惜犧牲自己來捍衛自己人的類人的自由尊嚴的英勇斗士；是具有遠大理想，并能從長遠觀點去考慮人類社會福祉和改造現實社會問題的人類先進力量的主力軍或精英者；是超出普通群眾的文化文明水平，并能以自己掌握的各种專業知識的話語權力來抵抗、解构和批判或平衡政治中心權力話語的獨立思考者；是必須站在社會歷史最前頭的智能者。不能運用自己掌握的專業知識的話語權力，即使他是一個大學者或博士甚至高級研究人員，他也不算真正的知識分子，只能算是一個有很高文化的文化人。那种只關注個人和自我，只想超越人民，而并不能為人民的苦難与福祉做出犧牲的所謂知識分子，只能是偽知識分子和偽學者。動物為了保護自己，還懂得必須首先保護与它自己同類的种群，否則也會自形消亡，更何況人類的知識分子?
是的，我們的寫作當然是個人的寫作或進行個人寫作，寫作本身是個人行為，但絕不能搞成“個人化”。我們寫作的個人，實際上是寫作作為非個人化的人民，或者是集人民的每個各人的個性者的精華的寫作，是首先以自己的真實來反映或者代表了自己种群的真實，是通過個人的親身經驗來傳達或體會到的代表了整體人類的個人獨立思考的聲音。如果不是這樣，單純的個人寫作，將連同自己也沒有寫作。我們空房子主義寫作提倡的是積極的虛無主義寫作，即虛無自我和個人，進而通過自我無意識強化來作為非個人的整體人類的集體無意識和由個人代表的發自人民心底的那些不在場的意識形態心聲。或者說，我們虛無的是人民群眾被政治中心權力話語和意識形態專制奴化的奴隸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化是具體為個人的意識形態化，而人民群眾的意識形態化，正是每個各人意識形態化的集合而已。我們批判的個人化，就是批判個人的意識形態化。非個性和非自我是潛意識和前意識的，而個性和自我就是意識和已意識的，那么個性化和自我化就是意識形態化和已意識形態化的，也就是被社會意識形態化的。因為每個人的個性都是社會意識性的，每個人先天不可能先驗具有個性，每個人的先天只能帶有潛（意識）個性和前（意識）個性，我們通常所說的“個性寫作”，正是指這种本能的或者獨立于和不同于社會意識的潛個性和前個性寫作，或者稱為獨立個性的寫作。而個性化就是社會意識形態化，其社會意識形態化最主要的資本，即來自于現行政治意識形態化，即政治中心權力話語化。我們通常所說的權力話語，就是指社會政治權力話語。除了政治文化，任何一种經濟文化或學術文化等，都只能具有權威而不具有權力。政治文化的權力性形成，是因為握有權力才壟斷文化話語的，因此稱為中心權力話語；文學等科學學術文化的權威性形成，是因為握有話語才壟斷文化權利的，因而稱為文化話語權力。我們所主張的用知識分子的文化話語權力，去解构、批判以至反抗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政治中心權力話語，正是制衡社會、平衡權力、改造社會和創造文化以及推動歷史前進的社會必需机制。在專制社會里，這种机制得不到正常的運作并往往失衡，以至于被徹底破坏掉或橫遭踐踏；在民主社會里，這种机制得到正常的合理運用并平衡發揮，以至于被超常創造或發展。因而，在于前者的個性寫作，就容易導致奴化的非獨立個性；在于后者的個性寫作，就容易形成合理的真正獨立個性。但無論在于前者還是在于后者，后現代的解构主義者認為，都不能提倡“個性化”，因為任何“個性化”寫作都會強化政治中心權力話語，從而弱化文化話語權力，由此造成社會失衡，不利于文化的發展与創造及其社會的進步。因此我們說，“個性化”就是社會化的代名詞，就會失去文學的獨立性以及鮮明的個性，就會使社會失去文學的個性觀照而造成文化退化和社會异化，并會導致歷史的停滯。我們空房子主義堅持的“非個性化寫作”，就是基于此理。我們的寫作就是這樣必須保持獨立的個性，而警惕并堅決反對“個性化”；我們的寫作就是這樣必須具有不被社會意識奴化的能夠獨立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非意識形態化，進而以知識分子掌握的文化話語權力來堅決抵抗并解构政治中心權力話語。因此，我們寫作的解构批判精神和關注平民疾苦的懮患意識，是最為重要的社會良知与自我責任。沒有這种良知与責任支配起來的寫作，無論寫作形式的多么花稍和美妙，也是到頭來注定不被接受的蒼白無力的寫作，并將以失敗告結。那些犬儒主義和投降主義的偽知識分子寫作与御用文人寫作，他們只能稱快于或依賴于某人豢養或倍受寵愛他們的時代。一旦這個時代宣告結束，他們將隨著這個時代的消亡而消聲匿跡，或有些巴儿狗也將會成為不恥于人類的碴子。
由此我們論定，藝術不是被當作工具，而是它本身就是目的；藝術不是作為批判的武器，而是它自身就是武器的批判；藝術之所以高于一切，就是因為它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藝術之所以根源于生活，就是因為它自身既是邊緣也是終極。因此，王家新先生也不得不承認，“看來，多年前的困惑、壓力、渴望和痛苦又在新一輪語境中出現了。再一次，我們被迫在個人与歷史、自由与責任之間辯認作為一個中國詩人的隱晦命運。再一次，我們必須學會傾听并回答在我們耳邊或從我們內心里響起的各种聲音。”王家新在這里以十二分不情愿的“隱晦”心理和極其低調的十分不虛心的“我們必須學會傾听”的態度，卻听到了“從听眾席中站起來一位女生”的聲音：“她首先例舉了一首在80年代初頗有影響的寫張志新的詩‘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所有苟活者/失去了重量’，然后問我們‘你們能不能這樣用生命和鮮血寫詩呢？’她的提問引起了反響，此后從听眾席中提出來的，大都是与詩人的‘責任’、‘勇气’、‘理想’有關的問題。”“這樣的詰問”，致使詩人王家新剛剛“失眠”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差點暴跳如雷，但又是一反常態地狡黠而輕蔑地反倒反過來“詰問”“听眾”“需要回答嗎”？他又不等“听眾”“回答”，就急不可待地以極其傲慢自大而又气急敗坏的口吻說“不必”了。這是什么話，怎么“不必”呢？他不得不大言不慚地辯解說，“因為十年來詩人們在艱難環境中寫出來的詩已擺在那里，他們對得起自己的良知”。這是典型的搶詞奪理和居高臨下的“衛道士”的霸道之言。“十年來”是什么樣的詩“擺在那里”？如果是犬儒主義的如臭狗屎一樣的詩“擺在那里”再多有什么用？那是連上“詩歌廁所”的人都不愿聞的狗東西，還拿來作香噴噴的白面饅頭吃嗎？！誰稀罕！其實，這也證明被提問者的心虛，或證明這里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我們不禁要接著“從听眾席中站起來一位女生”的“提問”而提問：我們可愛的詩人們，你們果真“對得起自己的良知”嗎？當屠刀血腥地殺向人民時，你們中究竟有几個希內用藝術為人民申張正義、為社會坦明良知、為未來人民的歷史寫下几筆藝術真理的“丰碑”？然而，我們的詩人在需要表達社會良知的關鍵時刻都哪儿去了，都干什么吃去了？王家新們的堅持“知識分子寫作”的原則、立場和態度的“知識分子寫作”者詩人們——究竟為人民和歷史書寫了什么，你們“用生命和鮮血”寫下了怎樣負有“‘責任’、‘勇气’、‘理想’”的詩篇？有么？沒有吧！王家新在這种蠻橫不理的自設自問的先是“不必”后是“對得起自己的良知”的肯定之后，又無可奈何地自見形拙地狡辯說，“然而，這一切又無法回避，因為它畢竟代表了社會對詩歌的某种要求和期望，甚至體現了歷史的潛在的未被表達的痛苦。”他聯想到“去年以來”的山頭主義的“詩歌爭論”中的在他看來是“許多惡意攻訐不值一理的話”，現在他卻不得不理“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這些真誠而善意的提問”了。這樣，他也就再一次不得不被推上“形成了一個需要詩人們認真對待的‘審判席’”，從而他和他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寫作”者們就被“听眾”的原告們起訴為第一被告和第二、第三被告了。從此，詩歌的庄嚴而正義的歷史審判開始了。這里，我以“旁觀者清”的旁听者的身份認為，原告的第一和第二被告都告的是“知識分子寫作”者們。王家新也明白這個原告的所指被告，所以他怕他們的老對手“民間寫作”者們也來起哄并群起而攻之，他于是便采取了敲梆震虎的策略，先是旁敲側擊了一下“民間寫作”者們的一個“不值一理”的邊棒，然后重磅回擊“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提問……”。這是不明智也得明智的選擇。這對于“知識分子寫作”者們來說，真是很難直面回答的“站在和尚面前說賊禿”的大難題，因為“知識分子寫作”正是主張放棄“責任”、“勇气”、“理想”的所謂“中性”或“中年”的“暮气”寫作。既然是這樣的老大難問題，聰明的王家新為著更好地有利于為他們“知識分子寫作”的辯護而回答“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小小的詩愛者的“女生”的“提問”，他開始絞盡腦汁地繞著國際的大圈子，又一次把他自己“錯置在大師之間”，并于國外找出西穆斯希內作為回擊的矢的，也好借“他山之石”為他們自己的寫作辯護，進而有利地躲開“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訴告与審問。而且，他往下“牽著”“大師”希內滿世界兜圈子，還采取了避實就虛的“蘑菇戰術”，即避開提問者的寫什么的寫作鋒芒之實，而就希內詩歌的怎么寫的寫作皮毛之虛，如此棉里藏針地一面為他們自己的寫作千方百計辯護，一面又難辭其咎地假裝承認提問者的“提問”的必要性：“是的，當代詩歌不得不在這里為自己做出辯護。”
很顯然，王家新大筆揮就此文，目的不是為了支持而是聲討“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的“提問”，是為了“知識分子寫作”者開脫被審判的罪責而已。當然，我也絕不耽心王家新寫作此文的任何做秀之嫌。但是，做難比之做秀更難了。
王家新具體回擊“從听眾席中”的“提問”并為自己辯護，首先是從分析希內的《1969年夏天》的結构開始的。王家新把“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例舉”的“一首”“寫張志新的詩”的中國詩歌擱置不論，卻“隔鍋台上炕”或聲東擊西地大談外國詩人希內的《1969年夏天》這首外國詩歌。事情也許是這樣的：當那個“女生”“例舉”了“一首”“寫張志新的詩”后，他“失眠”一夜，卻“起身找到”了希內的詩《1969年夏天》“來讀”，使他“一下子感到和一個遠在愛爾蘭的詩人挨得是這樣近”了。于是，他好像撈到了一棵救命稻草似的，又怕別人瞧不起他，而卻自我解釋閑疑地說，“對不起，我再一次把自己‘錯置在大師中間’”了，并聲稱他“這里沒有‘大師’，只有”他“所認同的詩人”。王家新并由此東拉西扯，語無倫次地從希內的詩談到葉芝的詩，再從“中國九十年代詩歌”的追憶到“令”人“怀念”的80年代的朦朧詩，再“由當代社會對藝術的要求”，扯到“一個詩人對此壓力所做出的回應”等等。他說他“在不無艱難地清理著一种寫作的歷史脈胳”，他“在世界的嘈雜聲中去傾听那种被掩蓋的几乎已听不到的聲音。”他“想”，他“也許可以借此來回答听眾席中的那些問題了。”果真如此嗎？為此，他煞費苦心地摘錄了希內的《1969年夏天》一詩。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也在此轉引如下：
當平息暴亂的警察一路開火
進入浮斯，我只是在馬德里
暴毒的太陽下受苦。
每天下午，在蒸鍋般酷熱的
寓所里，當我冒著大汗翻閱
《喬依斯的生活》，魚市的腥气
蒸騰，如亞麻坑的惡臭。
而在夜間的陽台上，當酒色泛紅，
可以感到孩子們縮在他們黑暗的角落里，
披黑巾的老婦側身子打開的窗戶，
空气在西班牙像在峽谷中迂回涌動。
我們談論著回家，而在星垂平野的
盡頭，民防隊的漆皮制服閃爍
如亞麻弄污的水中的魚腹。
“回去”，一個說，“試試去接触人民”。
另一個從山中招來洛爾迦的魂靈。
我們一直坐著看電視上的死亡數目
和斗牛報道，名星們出現
來自那真實的事件仍在發生的地方。
我退回到普拉多美術館的陰涼里。
戈雅的《五月三日的槍殺》
占据了一面牆——這些揚起的手臂
和反叛者的痙攣，這些戴頭盔
背背包的軍隊，這种
連續掃射的命中率。而在隔壁的展示
他的惡夢，移接到宮牆上——
黑暗的旋流，聚合、崩散；農神
以他自己的孩子的血來裝飾，
巨大的混亂把他怪獸的臂部
轉向世界。還有，那決斗
兩個狂怒者為了名譽各自用棒
把對方往死里打，陷入泥沼，下沉。
他用拳頭和肘部來畫，揮舞
他心中的染色披風，一如歷史所要求。
對于這首詩，王家新是這樣進行結构分析的：“首先，這首詩不斷在指向一個主題：暴力。詩人自己國家目前正在發生的暴力沖突，与詩人在度假地西班牙所感受到的大自然中的暴力。兩者本來互不相干，但在希內這里有了聯系，為的是達到一种對人類的普遍存在的境況的洞察（這正是詩歌高出于一般事件報導的地方）。詩人身處异國，焦慮地關注著自己國家，正是在這种心境下，他強烈而敏感地感受到一种無處不在的暴力，尤其是在西班牙這樣一個曾是暴力的王國的國家。……街頭上的暴力人人都能看到，看不見的暴力只有詩人才能揭示。因此，詩中的具體描述會使我們震動，會使我們被迫去思考暴力對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的确，暴力已滲透在我們所艱難呼吸的空气之中去了。”王家新的這种分析論斷是多么生動精彩呀。可惜，“知識分子寫作”者們往往會把這种理論束之高閣，而在自己的具體創作實踐中并不實行之。他們也往往好把別人的桂冠、特別是西方大師的桂冠“錯置”過來，戴在自己的頭上加以眩耀，可一旦被摘下帽子來卻一腦袋的實秕糠。在這里，為什么不拿出“知識分子寫作”自己的作品來，以其對應“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例舉”的那“一首”“寫張志新的詩”呢，并由此有力回答以致回擊“提問”者的“提問”呢？我想他們不是恐懼什么，就是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創作。他們拿什么比照和反擊？！他們只好借王家新一手費盡心机找出希內的這首詩，而作為擋矛排彈的盾。不信，我們可以質問他們：當你們面對中國的劊子手和屠刀時，是否你們也寫出了希內這樣的作品呢，是否你們“身處异國”也能這樣“焦慮地關注著自己國家”的“血腥”呢？我至少在王家新出國鍍金那一陣子，或在他這前后十年來的作品中沒有讀到一首如希內的詩。即使在整個中國“知識分子寫作”者群落里，也還沒有讀到類似希內這樣的反暴力作品。當我們國內發生了震惊中外的暴力事件之中和之后，歷史沒有發現我們“知識分子寫作”者寫出一件如希內那樣的反暴力作品，我也真的不理解這伙自命不凡的堅持“知識分子寫作”立場、原則和態度的所謂知識分子詩人都干什么去了，為什么都成了一堆軟骨頭，而又個個面面相噓地哆哆嗦嗦啞言了呢，是恐懼病犯了嗎，為什么沒有一點感冒發燒的反應呢？可能是好說而不好做的吧？！希內有他的1969年，我們不是也有我們的年祭嗎？而且一晃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知識分子寫作”者們又有几人對此進行反思的呢，或者用作品來為之紀念的呢？恐怕沒有誰敢于像天空上的飛鳥一樣，勇敢地在天空上屙一泡鳥屎的吧！？我們連“看到”的“暴力”都不能寫，那“看不見的暴力”又誰能寫得好、寫得深刻呢？也許我們的“知識分子寫作”者們所主張的“對周圍的事物愚鈍，對迭起的風潮置若罔聞”這一論調，就是這樣一副“喪家的”“乏走狗”的真正嘴臉吧。也許如王家新文章開頭所主張的那樣，他出心就不想“陷入同時代的复雜糾葛之中”，他是怕“被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如果我們不想“隱入同時代的复雜糾葛之中”，那么我們寫作干什么？寫作本身就是為了“隱入”与自我人生、与社會人生、与時代和与歷史的各种深表層文化的“复雜糾葛之中”。不想“复雜糾葛”的，那你只能放下手中之筆，立地成百姓，那你還不如回家抱孩子种紅薯，即把無限的“复雜”的腦力勞動之“糾葛”，變為或投入到有限的簡單體力勞動的“糾葛”之中去，但這也只是把“复雜的糾葛”變為了簡單的“糾葛”而已，你仍逃不脫“糾葛”啊！假如我們不想“被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所左右”，那么我們寫作真空嗎？寫作者本身不是有這樣就是有那樣的意識形態，想“掏空腦袋”（詩人狂虻語），也是要用這樣的意識形態去掏空那樣的意識形態才行，即是除錯即錯式的用現有的新的意識形態除卻舊的意識形態的過程。所謂不“被……意識形態所左右”，是指不被舊的“意識形態所左右”，不當落后或反動的意識形態的“犧牲品”而已。如此而已。實際上，我們每個人天天都生活在意識形態里，如果不能批判和創造意識形態、不能識別和運用意識形態、不能掌握和分析意識形態，當然就會“被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所左右”。這就是說，企圖逃避意識形態，反倒被意識形態所左右，力圖遠离意識形態，實則等于投降意識形態；只有積極地投入、批判并能創造意識形態，才能不被“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所左右”，才能不被意識形態奴役，并將成其為主人。那种采取逃避意識形態的寫作策略，怎么可能不被“意識形態所左右”呢，怎么可能在“詩中的具體描述會使我們震動，會使我們被迫去思考暴力對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滲透”？也許“震動”和“滲透”的只是你個人，這也叫“個人化寫作”吧？！
自朦朧詩已降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的第三代后詩歌運動以來，即主要是“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為代表的“90年代”“個人化寫作”以來，詩歌的主導指向只關注“個人”，而放棄了對社會的關照以及歷史責任的承擔，拋開了第三代傾向的平民意識，進而也脫离了人民。詩歌的這种“個人化”，使中國詩歌發生了嚴重的异化，使中國詩歌再一次走進了現代化的死胡同。“個人化寫作”，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對暴力視而不見、對暴力的危害莫不關心，或者旨在逃避暴力、逃避專制政治體制与之這一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并這种所謂的“中性寫作”与“日常寫作”卻已蔚然成風，而且都以逃避現實政治和所謂關怀式的不抵抗寫作為榮，其寫作傾向無不傳達著要么是貴族淫亂腐敗之風的心理、要么就是小市民和小生產的頹廢無聊之气的情緒等敘事濫觴的糜糜之音。這种寫作瑣碎無聊和無病呻吟，極端“個人化”。這种寫作丟掉甚至主動放棄了黃翔的批判精神、北島的懮患意識、周倫佑的紅色寫作精神、李亞偉的莽漢主義酒神精神、于堅的平民寫作的實質、廖亦武的勇敢反叛意識、海子的太陽神精神、我們空房子主義的徹底的反文化態度、我的解构政治中心權力話語的寫作路線和伊沙的反諷干預社會文化的寫作傾向，同時，也掩蓋并泯滅了這一寫作中的帶有參与社會現實生活、并能干預意識形態領域的新詩人如大帝、狂虻、墓草、鄭貽春、宋曉賢和朵漁等人的寫作傾向。我們說關怀個人生活是應當的，但不參与社會生活等于首先喪失了關怀個人生活的權力；因為任何個人都是社會的個人，尤其在專制社會里，個人不被重視，個人的權利完全依賴于社會的基礎，如果不是首先爭取社會的權力并打破這一限制個人自由的體制，所謂個人自由是不存在的。我們說擁抱自我內在現實是可以的，但不干預自我外在現實是無异于自我束縛于封閉的消極狹隘的自我意識中而難以自拔的；因為自我意識都受限于體制意識，特別在極權體制下，自我不被尊重，自我意識完全受限于體制的意識形態，若不是首先沖破體制的意識形態并破除這一壓抑自我意識的上層建筑，所謂自我意識是不真實的。我們說關怀生活是常態的，但在非常態的既受專制生活的壓迫而又不能對抗生活的慘無人道之下，這就是懦弱人生。如果說關怀是必須的，而對抗就絕對是必要的；因為任何個人都毫無疑義地會關怀自己和自己親在的他人關系，但在這個惡的習慣勢力還占統治地位并握有中心權力話語的社會里，善的關怀往往絕對弱小于腐敗的頑固惡勢力的壓迫，這樣善的關怀就不得不轉化為以善的正義之戰來對抗以惡的非正義之統治。所以，与其說關怀生活，不如說在關怀的基礎上采取必要的對抗姿態，并可能是在專制統治不徹底結束情況下，還要長期對抗下去，這樣才能更有效地有利于在善的原則前提下的關怀生活。我們說擁抱現實，但也要批判現實，假如說擁抱必須是自然的，而批判就絕對是必然的；因為任何自我都毫無疑問地會擁抱著自在和与自在同類的他在群體，但在這個非人道的頑固勢力還在實行著獨裁并已經實行了權錢交易化的威權統治的體制下，人道的擁抱往往絕對軟化于非人道的非人權的主權高于一切的上層建筑的壓迫，如此人道的擁抱就不得不轉變為以人道的人文主義批判來反對以非人道的專制主義之意識形態統治。因而，与其說是擁抱現實，毋宁說是在擁抱的前提下，運用有效的批判態度，并將是即使是在專制意識形態徹底開放條件下也要永遠堅持批判下去的執著精神，這樣才能更好地有助于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基礎上去擁抱現實。這才是我們21世紀詩歌寫作傾向所必須慎重對待的嚴肅而重大的實質課題。而我們21世紀初葉伊始的詩歌嚴重稗類現實是什么呢？是對暴力的投降和嚴酷現實的逃避，或者轉用王家新的話說就是“被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所左右”。事實正是如此，中國發生了震撼全世界的暴力事件，并且從始之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就從來沒有放棄過對人的各种自由權利的暴力打壓与干涉，包括對文化自由權的打壓日甚一日。不是嗎？上層建筑決策意識在其經濟領域更加市場開放的同時，而對其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領域更加政策收緊了。言論自由程度在非媒體和非网上的私下里确實開放了，但在媒體和网上以及政治上的受限程度确已經与文革時的“水平”毫無二致。非媒體層面的言論自由的寬松，這一是由于它不影響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穩定”；這二是由于資訊時代已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若想像文革時那樣全部堵上或封閉任何一個“出气口”，已是再專制的机器也是不可能辦到的了，因為中國文化專制雖然不是過去時，但是正在進行時。尤其國體已開放了如此程度，若是繼續實行或倒退為文革的那种閉關鎖國程度，就會使專制机器本身停止運轉，所以就僅能在影響并決定著政治基礎的媒體等上層意識形態主導上加以嚴控而外，其余則只好有限地放開。其實這已經是新的世界格局下的最專制獨裁體制的現行意識形態文化政策了，其再無以复加。我們正生活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文化政策下和專制體制里，可我們的許多文人和知識分子卻樂此不彼，極度滿足于此，并還為之極力辯護、擁護、擁抱、固守、關怀和既定于此，其不是竭力能成為御用文人，就是竭力想成為衛道士或犬儒主義者、投降派或假洋鬼子，并不以為恥反而為榮，甚至有的還充當幫凶或走狗，与其主子一起出來打壓、圍剿异類的叛逆文人和异義自由知識分子，而且來自歷次運動的文化圍剿都是利用“文人相輕”的文人“窩里斗”的方式進行的，這真是中國文化的稗（敗）類和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悲哀。對此，我們的“知識分子寫作”一族和“民間寫作”一伙的領袖們是怎樣反思的?至少，我至今只看到他們的那种山頭之爭，而沒有看到他們的這种主義之論吧。至少，我現在沒有看出“知識分子寫作”者們的“個人化寫作”与之同樣更習慣地“一直坐著看電視上的死亡數目/和斗牛報道”而無動于衷、而麻木不仁甚至還為之歡呼賀彩的情形有什么不同，或与之同樣甚至更極樂于此地如魯迅當年描繪的那幫專門“圍觀殺人現場”的“看客”有什么不同？！以上我已言及，當年我們的“知識分子寫作”者中能有几個并不一定是直接參与的而卻能義憤地站起來為人民和歷史寫出反暴的詩篇的呢，還不是如是麻木不仁、無動于衷，甚至有的還為“坐著看電視上的死亡數目”而為之稱快的呢？！記得在那場暴力事件平息不久，就有的“知識分子寫作”的創始者便竭力主張進行“減速”的、“中性”的、帶有更年期性質的“中年寫作”，即把巴爾特的旨在解构中心權力話語的“零度寫作”，片面單邊地翻譯并解釋成“結束青春期的”、一种躲進“陰涼”中的、与“疊起的時代風潮毫無關系”或“拉開距离”的、“必須減速”的、“一种已近幕年黃昏”的“秋天狀態”的“秋天寫作”，即臭名昭著的“知識分子寫作”就由此發軔。可是今天，王家新面對“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提出的“詰問”，似乎極為慚愧難當而又自見形拙地不得不慌不擇手且處心積慮地找出希內和希內的這首詩，為之自己和同党辯護与貼金。這讓我們不能不承認其老謀深算的本領了。可是顯明的破綻也由此而出，其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不僅是“知識分子寫作”者們的“窮圖匕首現”，而且也是他們的“黔驢技窮”。不難想見，他們面對“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提出的“詰問”（應該是“提問”或“質問”，而王家新用“詰問”代稱，也可見他極近貶意之能事），若是但有一分能力為何不拿出他們自己的代表力作來回答或者反駁，而卻搜腸刮肚地不得已找出別人的并且是外國詩人的詩作為例證呢？這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再說，希內是希內，你們必竟是你們，也絕不因為你們的不得已部分地肯定了希內并借此回擊了那位“女生”的“詰問”，而你們就是希內。你們想錯了。你們不僅是那位“女生”的“詰問”的相形見拙和有的放矢者，你們也是在詩的本質与希內毫無共通之處和無法相提并論者。希內能把令世界震惊的政治暴力事件与引起觀眾陣陣喝彩的斗牛式并置在一起來寫作，從而揭示暴力對世界和人性惡的“掌握”力量，以此發出了警示人性內在惡勢力無限澎脹的吶喊和反對人的內在与外在暴力事件重演的“現代啟示錄”，可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寫作”者們卻極力逃避暴力，對暴力事件采取了“拉開距离”或躲進“清涼”与“陰涼”之中去的“中性寫作”策略，并鼓吹“已近幕年黃昏”的“秋天寫作”狀態，這不是十足的投降主義和犬儒主義是什么？希內當時“身處异國”，但他還是十分“焦慮地關注著自己國家”的人民的命運及其暴力事件，“他強烈而又敏感地感受到一种無處不在的暴力，尤其是在西班牙這樣一個曾是暴力的王國的國家”……而你們“知識分子寫作”呢？你們一開始從結成這种旨在第三代詩歌的“后确立寫作”集團以來，你們就主張對“時代的風潮”“置若罔聞”、“對周圍的事物愚鈍”，也就是盡可能地不去触碰嚴酷的現實、不去干涉敏感的政治事物和這一意識形態領域。一直到了今天，你們通過你們的代表人物王家新在這里的表達，仍然頑固而堅執地認為“已和眼下這個時代沒什么關系了”，甚說“我從沒這樣渴望回到個人、回到一种不被注意的詞語的黑暗中”的強烈感覺了，甚至還說“我仍感到還有著另一個人，生活在遠山腳下，生活在一所清涼、昏暝的鄉村房子里；他寫，甚至沒有覺察到鏡子在變暗，雪花在飄落；他寫，似乎就要化為寂靜本身……”等等陳詞濫調。如此這樣的一种“知識分子的寫作立場、原則和態度”，怎么可能与希內的本質同日而語，也無怪你們拿不出類似希內的作品來。希內“身處异國”還能那樣“焦慮地關注著自己國家”，并像戈雅那樣“用拳頭和肘部”寫出了這樣震聾發聵的反暴力作品來，而我們的以“知識分子寫作”者們為代表的國內詩人們，卻天天生活在專制暴力下，并至少從“電視”等媒體上都知道了暴力發生的事實，有的還親眼目睹了恐怖的殺人現場，卻也沒有這樣“強烈而又敏感地感受到一种無處不在的暴力”，更何況“尤其……”呢？！原來，我們的詩人們不是沒有“感受”，而是不愿“感受”；不是沒有“敏感”，而是恐懼“敏感”的“敏感”的意識形態神經，怕是這种意義上的“被這樣或那樣的意識形態所左右”而“成為犧牲品”。所以，我們的詩人們所主張的“后确立”，就是為了“后确立”遠离“時代風潮”的、“對周圍事物愚鈍”的脫离現實、逃避政治的、以“關怀”和“擁抱”為主的絕不抵抗主義的一种有“安全感”的“純文學”寫作。這种寫作當然是最好回避“從听眾席站起來的女生”的“詰問”，并徹底“回到個人、回到一种不被注意的詞語的黑暗中”，也好“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与秋冬”，如此完善并宗成正果他們（或者說我們）的“知識分子寫作”。可是，我們的可愛的“知識分子寫作”者的“大詩人”們，他們實際上也沒有几個真正宗成正果為這种“純文學”的“零度”夢想者的。他們實際上都想方設法往大城市里住、往小康和貴族生活里鑽，沒有哪一個是“生活在遠山腳下”的，他們的“鏡子”也沒有因“中性寫作”“變暗”，而反倒因此卻是日益出人頭地地特別圓滑与事故起來了；他們的“雪花”也沒有“化為”他們逃避現實的“寂靜本身”，而反倒因而不僅沒有被“餓死”，卻是一個個被撐得肥頭大耳、大腹便便和飽食終日而又有所作為于以文謀私贏利之道了，成為了中產階級新貴和到處招遙過鬧市的新權威的狗了。這樣的詩人，只有對如此詩壇現狀的滿足与既得，或者大肆眩耀并千方百計地照此發展与頑強地固守之，除此他們如何能听得不同的聲音、如何能夠反思自己的既得利益，又如何容忍來自“詩愛者”中的“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的直揭要害的如此大有不敬的犯上權威的“詰問”呢，而又如何听得慣筆者我這樣的批判呢？所以，王家新們一面不得不承認那個“女生”的“提問引起了反響”，并“大都是与詩人的‘責任’，‘勇气’、‘理想’有關的問題”，一面又非常無知地把詩學同社會發展學的不同類項強扯到一起來嘲諷“女生”提出的問題是“大概屬于媒體上經常宣傳的那种‘新人類’吧”，同時，一面又故作色情地夸贊“女生”“年輕、瀟洒”，還一面又以他老大學者的風范自居，進而挖苦“女生”的“問題”是使他万“沒想到的是，她提的問題卻‘老’得超乎了她的年齡。”但這种大而化之的“霸气”而又無理的警告与反駁，并不能壓住“女生”因“首先例舉了一首在80年代初頗有影響的寫張志新的詩”之“提問引起”的“反響”，也到底無法說服与“女生”相同意見的“听眾”的“詰問”。于是，王家新便不得不找來經他精心預謀打造的能夠符合他的所謂解釋的希內和希內的詩，以此對“女生”的“詰問”使用了極近冷潮熱諷的百般不露刀痕的挖苦之能事，并且狡黠陰險地動用了以“他山之石攻取此山之玉”的“拿來主義”之攻勢，即企圖用外來詩人的詩攻擊“女生”“例舉”的本土詩人的“頗有影響的寫志新的詩”，從而再一次展開了對“女生”“詰問”的一面自我辯護又一面迂回反擊的可作實質性的強大圍攻之攻勢。王家新在一面不得不承認希內的詩反暴力傾向的同時，一面又為他們自己的非希內的妥協暴力的投降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寫作傾向做辯護。這樣，他滿以為繞著國際的大彎子，就能隱喻地回駁了那個“女生”“詰問”的毫無必要性，或者說狡猾抵賴地等于宣布了那個“女生”的“詰問”是非常“不必”的。其言下之意無不是說是那個“女生”只是一個“詩愛者”、一個“听眾”而已，他們“不必”理會之。當然，不可否認，王家新是“應邀”到北大演講的“當代詩歌”的“老師”，那個“女生”只不過是一個“听眾”或者就是“詩愛者”而已……但這不能證明那個“女生”可能就不懂詩歌，而且可能不會比王家新們懂得少。難道“女生”不懂得藝術嗎？事實胜于雄辯，事實上她不是可能而是她更懂得真正的藝術！對此，我想王家新先生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不然她的“提問”怎么會正中王家新們的要害呢，并還能勞駕王家新先生如此興師動眾專撰此文布答呢？其實我以為，那個“女生”比我們任何一位詩人都懂藝術、都懂詩歌。為什么這樣說？因為，她的良知遠遠高于我們卑鄙無恥的詩人們了，她的人格遠遠高于我們荒唐無聊的詩人們了，她已用她“帶血的頭顱”的質問的“砝碼”“放在”了我們的詩人們的“生命的天平上”，使我們的詩人們中的那些“所有苟活者/失去了重量”！在此，我們以尊敬而又自我反思的心情，重溫一下“在80年代初頗有影響的寫張志新的詩”，這是十分必要的。
反英雄卻以英雄自居；恐懼暴力卻要偽裝成反暴力；主張投降卻以反投降的假像實施實際上的投降路線；連听到的聲音都听不到，還想“在世界的嘈雜聲中去”听到“那种被掩蓋的几乎听不到的聲音”；連“街頭上的”“人人都能看到”的“暴力”都看不到，還想“看到”与“揭示”“看不見的暴力”；連“外在的暴力”都不能“防御”，還想“防御”“內在的暴力”；連“以善抗惡”的藝術方式都不會，還奢談什么“以惡抗惡”的藝術“方式”去“對付世界”；連一篇反暴力的代表作品都拿不出來，還大談什么希內的反暴力作品的意義与作用？這些，就是我們犬儒主義詩人們的自我辯護辭嗎，或者就是我們投降主義詩人們的“個人化寫作”的無恥宣言嗎？！
固然，我們中國詩人（包括中國人在內）沒有為斗牛士的那种屠殺刺激場面而賀彩的習慣，可我們難道沒有“圍觀殺人”和“坐著看電視上的死亡數目”而為劊子手稱快的習慣嗎？！也許“知識分子寫作”者們听此話會覺得太嚴重了吧？其實不然，你們可能是“忍受不了活著的平庸”吧，但你們“對當代的思潮置若罔聞”的主張和王家新的不“再陷入同時代的复雜糾葛之中”的理想，又是什么貨色？這种容忍“平庸”和逃避反抗暴力的想法与做法，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等于變相的賀彩，或者等于直接的縱容或支持暴力殺人呢？！對殺人“置若罔聞”或逃避“糾葛”，我以為這比看斗牛式為之賀彩更殘忍、更酷卑、更惡劣的劣根性和無恥的慘無人道性。如果我們詩人能夠“思考人類為之付出的代价”，或者設身處地都把被殺的人當作自己，那么你還能躲進“清涼”里冷靜地“化為寂靜本身”嗎？自古道：“憤怒出詩人”。可今天，憤怒也不出詩人了。原來這是壓根就沒有憤怒的詩人，或是這种詩人因缺乏良知而沒有憤怒？這個答案最好留給王家新為之辯護的“知識分子寫作”者們和那些主張“不必”肩負“責任”、“勇气”、“理想”的詩人們去回答才會更好的吧！
是的，誰都應該知道，“如果血腥的暴力事件僅僅迫使詩人關注時局和外部世界，而不促使詩人思考自身的責任和角色的話”詩人也不是詩人。可我們的詩人連“關注時局和外部世界”能力都沒有，或者就是有這种能力也要故意置之度外、“置若罔聞”、“拉開距离”，或者有良知之心而沒有良知之膽，乃聞風喪膽也就逃之夭夭了，或者更明确地“拒政治永不沾”，這樣還妄談什么“詩人思考自身的責任和角色”呢？我想這樣還是老老實實裝孫子的好，免得內心慚愧或害臊卻連臉都不紅的！王家新在分析了希內的“文本中還有文本”時，講了這樣一段精彩絕倫的話：“具體講，他不僅試圖揭示暴力對世界的掌握，還必須通過這首詩回答在這种時刻歷史對一個詩人的要求，回答纏繞在他自身腦際的那些聲音。‘回去’，一個說，‘試試去接触人民’，這聲音多么正當！尤其在這樣的苦難時刻，它几乎就是某种道德律令，直接作用于一個詩人的良知。藝術難道不是為了人民嗎？詩人難道不應忠實于整個民族嗎？我想，一個中國詩人對此也再熟悉不過，因為這种‘回去’的聲音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他們耳邊響起，‘關怀’与‘懮國懮民’已成為對他們的首要的要求。當然，這沒什么不好，因為無論如何，這在歷史上不是曾造就了像杜甫這樣的偉大詩人嗎？”在這里，但請各位看官特別注意的是，王家新在這里的确在明里是肯定了“為了人民”与“懮國懮民”的寫作“要求”，而在暗里卻是怀疑并否定之。王家新顯然不敢明目張膽地直接否定，但卻是暗示了即也并不能因為出了一個“懮國懮民”的“偉大詩人”“杜甫”，就一定要“回去”“接触人民”、去“懮國懮民”，因為他一開始就認為類似“回去”“懮國懮民”的“要求”太“老”了，完全“不必”了。他對“回去”的“要求”，雖然也說了“這沒什么不好”的極為免強的話，但還是暴露了他的如此就有被差強人意的苦衷。這也無异于說明“回去”的寫作毫無必要，只有加強遠离人民、脫离現實和逃避政治的“個人化寫作”才是十分必要的。關怀人民性，“懮國懮民”，就是重視個人性和個人的自由權力性，但如果過份強調個人性并不惜失掉人民性，實際上將會丟棄個人性，最終失去人性。因為人性是指類人人性，而個人性是人類性的分子。如果不注意整體人類性，只顧個人性，就會使“人”善惡不分、極端自私自利，并且人就會人吃人，人類就將失去人性的關怀類人的個人性，從而在根本上喪失人与人為善的這一人類共享認知的人性。“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才是人類共識的人性標准。所以，人的個人性如果一旦脫离了類人性，那么這個個人性就是極端“個人化”的非人性，就是人性之惡与人性之劣。當然，如果片面強調大而空的非具體的人民性，而不考慮個人性和個人在群體中的獨立存在的自由性，這也是偽個人性和偽人民性的。意識形態化的人民性就是工具化的人民性，同理，意識形態化的個人性就是奴化的個別性，我們應皆反對之。積極的人民性是人民不斷爭取自由并充分享有的人權的人性，同時具有體現和保障這一關系的制度化了的公平公正的意識形態結构；同樣，積極的個性是作為每個個體都能充分享有的人的基本權利如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權利等天賦人權和人賦人權的人性，同時具有體現和保障這一關系的民主化了的公平公正的意識形態領域。如果反之，片面的只是被意識形態馴服了的工具化的所謂人民性和不顧整體人民利益的極端化個人性，就是偽人民性和反動的個人性。果然，王家新千方百計企圖繞開的并旁敲側擊否定的就是“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的“提問”的“為了人民”、“懮國懮民”的“責任”性，同時為之他的“個人寫作”做聲嘶力竭地辯護和宣嚷，其實就是反對積極的人民性而堅持他的反動的個人性。王家新總是規避當代詩學“寫什么”的問題，或總是在“寫什么”的問題上越扯越遠，扯來扯去還是借著分析希內詩的結构扯回到他是“怎么寫”的，或者由此分析解釋希內這一首詩“怎么寫”才能符合他們自己需要的“寫什么”的內容，從而卻是規避了那個“女生”提出的“大都是与詩人的”去“寫什么”的“‘責任’、‘勇气’、‘理想’有關的”大的詩歌走向的“寫什么”的“問題”。這不單單是他們避重就輕的問題，這是他們極其狡猾地更好地為自我辯護的問題。應當承認，“知識分子寫作”者們，差不多經過十多年的詩歌寫作形式的外來沖擊和自我打造，已經基本解決了“怎么寫”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在形式寫作上，其大都采取了西方式的敘事性語言形式的寫作，而基本上廢棄了中國傳統式的抒情性語言形式的寫作，并且寫作越來越圓滑；尤其“后确立”以來，他們越來越西化，也越來越模式化；可他們自我提倡“本土化”，卻一點本土的味道也沒有，眾多的作品基本都是仿寫西方某某大師的作品發展再創而來的，有的從題目到形式一眼可見其來龍去脈，許多作品又互為模仿……你看見張曙光的，也就能看見王家新的。作為一個寫作派伙，大致相似和相對整齊化一則也是應該的，可視為派伙成熟的一個標志。但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里：“怎么寫”解決了，也應當同樣去解決“寫什么”，因為一般的寫作規律是“怎么寫”決定著“寫什么”。他們實際上也沒有逃脫這個規律，只不過他們相對成熟化的是由這种單面西化的“怎么寫”來決定的他們絕對成熟化的一元西化的“寫什么”，即他們“個性化”寫作反复雷同抒發的只是個人小布爾喬亞和貴族气頤的自我意識萎糜而又酸腐的那一類，而往往多元的個性及人民性很少體現，所以他們拚命反對寫作的“責任”性、“為了人民”和“懮國懮民”性也即在于此。不僅“知識分子寫作”者是這樣，對于整體先鋒詩界的詩人們也是這樣。經過十多年的從西方引進來的“怎么寫”的詩歌形式革命已基本上就序并与世界接軌，但“寫什么”的詩歌內容革命還遠未在決定因素“怎么寫”确立之后來加以完成。這就是說，當代詩學問題最關鍵的當務之亟不再是“怎么寫”的問題了，而是在一面繼續鞏固和完善“怎么寫”的詩歌形式革命的同時，更主要地是去努力完成“寫什么”的詩歌內容革命，以此才能把中國詩歌革命堅持進行到底。“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給我們提出的質問，就是詩學革命應將如何去完成“寫什么”的問題。這可是極其尖銳的、關鍵而又及時的問題。不重視這個問題，甚至玩弄這個問題，肯定是拙劣而又危險的！
開放的寫作和真正的寫作是多元的形式也是多元化的內容寫作。假如就是作為王家新的個人寫作和作為“知識分子寫作”派伙的寫作，這种寫作的單元的形式決定選擇的單元化的內容未嘗不可，也未嘗不是單獨存在的一种寫作風格和派系，可是非要把這种寫作強調是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正确寫作方向，這就會遺害無窮了，并且還要以這种寫作風格和派系的自我辯護來攻擊“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的有關整個詩壇的詩歌寫作實質問題的質問，這就不僅霸道無知也極其陝隘而且會自食其苦果的，這也就不能不遭到堅持詩歌多元發展方向的、和必須進行詩歌寫作內容革命的真正的詩歌寫作者們的批判以至唾棄。所以，詩壇在基本解決了“怎么寫”之后，面臨的詩歌革命目前最關鍵問題，就是如何解決“寫什么”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如何解決好“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提出來的“大都是与詩人的‘責任’、‘勇气’、‘理想’有關的問題”，否則，“怎么寫”的革命就將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終也是不能鞏固、不能走向逐步地完善的。因此必須指出的是，“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對當代詩學發展方向的質問，其對如何發展提高新世紀詩歌的質量尤為重要。解決不好這個問題，十年來所進行實驗的“怎么寫”就將落空。所以，不得須臾以玩事不恭或高高在上的霸气對待之。我不反對“個人化寫作”和“日常主義寫作”以及“中性寫作”是可作為“怎么寫”与“寫什么”的“百花齊放”中的一种，或者作為個案處理的寫作，但我反對這种寫作的本身形式單調而又內容蒼白的瑣碎無聊化和過于無病呻吟化，并且自己這樣倒不要緊、倒是可尊為各种寫作中的一种的存在，問題的嚴重性，則是他們還要把這种寫作定為一尊，并要形成主流來“左右”一代詩人。這种垃圾的泛濫怎能不讓人“懮詩”忡忡呢？
王家新在這里還蓄意歪曲希內的要“回去”的問題。作為一般的接受者讀完希內的這首詩不會不明了希內的所謂要“回去”指的是什么，其實很簡單，無非就是傳達并表明他一個詩人必須“回去”“介入”現實、參与社會、反抗暴力和參加戰斗的寫作態度、立場与責任，而并不一定是社會活動意義上的從西班牙“回去”愛爾蘭參加群眾運動的匪夷所思的那种。作為一個詩人的“回去”，并不一定去參加群眾運動或直接參与反抗暴力的戰斗，而是最好的“回去”，就是以這种自己掌握的話語權力即手中的文本投入到“介入”現實、參与社會和反抗暴力的戰斗中去。只有這樣的知識分子文人，才是人民的戰士、真理的斗士和文化的精英。尤其是詩人在暴力事件發生時并不在現場、也沒有可能及時而必要地非得回去投入現場，其此間更能顯示出文人“回去”參与戰斗的必要武器就是使用文本的“武器的批判”。而在這种條件下妄談非文本上的“回去”，這既是紙上談兵又是愚不可及的，或者就是有意混淆希內所謂的文學意義上的“回去”与他王家新所指的社會意義上的“回去”之間的明顯界限，從而逃避那個“女生”和希內所言的如何“回去”的質問。毋庸違言，真正的文學寫作的“回去”，就是用自己的文本發出反暴力的為民請命的真正歷史的正義聲音，其正如“從听眾席中站起來的女生”所推崇的那首“寫張志新的詩”的為人民“代言”的聲音。那首詩的作者并不一定要親身參加平反張志新的社會工作，也并不一定直接參与過反四人幫專制的社會實際斗爭，但他的詩卻表達了他的這一立場和原則，而且這一藝術的魅力和文學上的政治參与則比之直接參与社會斗爭的作用還要偉大的。以這种角度來評估希內詩中所表達的“回去”還是不“回去”的實質尺度，就能徹底看出王家新為“知識分子寫作”一伙辯護的目的由來，其實就是為他們的逃避現實、逃避社會、逃避歷史、逃避時代、逃避政治、逃避反專制、逃避良知和逃避人民的“中性寫作”鳴鑼開道，并仿佛這樣就能讓我們相信或認同他們的那种所謂“不在”的寫作是比希內、比寫張志新的那首詩的“回去”更高明、更深刻和更內在的“反暴力”寫作了。我們也絕不否認在“知識分子寫作”者們的作品中，也有非平面化的、宏觀介入現實、干預時政和間接反抗暴力的作品，如歐陽江河的《手槍》對暴力的拆解性象征等等即是。但即使是這樣的作品也在他們整個伙派中是很極少而又被埋葬的，并且不僅不被提倡，還要要求必須是間离的、不在的和潛意識化的表達方式的，說到底就是必須是“個人化”的，而且把不在場形而上學也消極虛無化了，如此就不具有對事件的針對性。像希內的這种以在場的形而下學針對性地表現出來的介入現實和干預政治的作品，在他們那里也就几乎少而又微不足道了，且如希內如此鮮明地直接介入并反抗暴力的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就更是絕無僅有了。最起碼我們在他們的權威選本《歲月的遺照》中還未見到。如果有，可能是他們在民刊或他們自己的同仁刊物上都不敢發表的吧？包括王家新的這篇文章在內，他只能找出希內的作品作為他所歪曲了的反暴力代表作品的憑證，而卻拿不出同伙的和自己的。這也難怪“民間寫作”者們常常攻擊他們總是借西方的藝術環境來張冠李戴地去說明他們自己的藝術主張。這樣怎能服眾、怎能把西方詩歌本土化？
這里，我們矯枉并不過正地也不無重复地再一次申明，我們認為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寫作立場、原則和態度，應是毫不妥協的、絕不投降的文化批判精神和懮國懮民的懮患意識。知識分子不能僅是指具有高層文化文憑的政治工具主義者和個人技術主義者，而是應指能夠運用自己所掌握的高層文化和專業知識的技術職能以及這一學有所長的話語權力，敢于并有效地以此為民請命和以身試法，并能站在一切歷史与時代的前頭去獨立考慮人類（包括自己在內）的根本命運和利益的自由文化精英者，即為人民的每個時代肩負起歷史責任的代言人。沒有對人民、對歷史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及良知的任何文化人，都稱不上是知識分子；沒有批判精神、懮患意識和解构政治中心權力話語能力与勇气的詩人，都不能稱為知識分子詩人。對于知識分子詩人來說，“回去”与不“回去”，當然是“回去”，這就是實質結論。王家新對希內“回去”的理解原本是這樣的：“然而，希內在烈日的烤打，在是否‘回去’的聲音中做出的選擇卻是：‘我退回到普拉多美術館的陰涼里’。詩人在這里使用了‘retreat’，它含有后退、撤退之意。与薩特所曾倡導的‘介入’相比，這是否就是一种逃避、一种懦弱呢？情形正相反。我們看到，只有來到這种藝術的‘陰涼’里，才能和‘火熱的現實’拉開一种從事藝術觀照所必需的距离，才能看清這個瘋狂、非理性的世界，才能喚起一种超越的心智。‘普拉多美術館的陰涼’，這是一种酷夏中的肉體感受，但恰是一种對藝術本身的肯定，它顯然可以從隱喻的意義上來讀：在此狂熱的時代，只有通過藝術才能達到一种炎熱中的陰涼，一种風暴眼中的安宁，才能找到我們最終的立足之地。//的确，這不是逃避，而是為了從一個更可靠的角度看世界，以‘不在’的方式進行藝術本身的‘介入’。”王家新如此論斷，似乎天衣無縫、無可厚非，因為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猾頭”！以上已言，首先，希內是以詩的文本介入“火熱的現實”的，這里就根本不存在希內“逃避”不“逃避”的問題了，也不存在是不是与“‘火熱的現實’拉開一种從事藝術觀照所必需的距离”，更談不上“懦弱”不“懦弱”的問題了。其次，既然希內“以‘不在’的方式進入藝術本身的‘介入’”，這就等于詩人以社會角色的“在”的方式進入了藝術本身“不在”形式的對于社會活動本身的“介入”，根本不存在這是什么躲進“一种風暴眼中的安宁”的說法。再其次，希內的“我退回到‘普拉多美術館的陰涼里’”的說法，是說明希內如同戈雅一樣的方式，即用藝術和用繪畫這個“拳頭和肘部來畫”、來參加“戰斗”的參与形式，這与王家新所主張的“回到個人、回到一种不被人注意的詞語的黑暗中”的“清涼”，則是風馬牛不相及、山羊和野牛各處絕不一樣的“陰涼”。如果硬要把那种躲清淨的“清涼”，同這种沉默中暴發的“陰涼”相比或同流合污，那簡直是對希內的褻瀆、對真正藝術生活的陷害与玷污。對于一個真正藝術家來說，希內的這种“回去”，就是對“火熱現實”的近距离直截“介入”和投入。這种“介入”和投入与之人民群眾用生命鮮血直接參加反暴力的戰斗不僅沒有兩樣，可能威力更大。所以，我在這里再次重申，絕對不存在王家新蓄意制造的“拉開一种從事藝術觀照所必需的距离”的說法。本來沒有“距离”，其何談非要“拉開”“距离”之理？即使是從單純的藝術觀照現實這個角度講，“拉開一种從事藝術觀照所必需的距离”也沒必要特此強調，因為藝術家如何寫作現實這個角度，是任由藝術家自我掌握的，這与之“薩特所曾倡導的‘介入’”本題毫不相干，等于脫褲子放屁不找地方。還其次，如果說希內使用“rereat”一詞“含有后退、撤退之意”，這是希內用來表明把他的心境与藝術鋒芒后退、撤退到他的藝術視角更客觀和更犀利的冷靜觀照并真實寫照“火熱的現實”中去的辦法，而且這种“后退、撤退”，實質是等于退兩步則更進三步的戰略要求，完全不是指逃避“火熱的現實”，或者可能他當時若在國內，說不定會在關鍵時刻勇敢挺身投入這場“火勢的現實”“斗爭”。古今中外的那些真正的知識分子精英和文化斗士，都是會在歷史轉折的嚴峻關頭不惜犧牲性命而暫時放下文本或帶著文本以身試法地直接參加戰斗的。最起碼希內以他的文本在异國他鄉正是這樣做了。他雖然沒能親身赶上那場反暴力的“戰斗”，但他用心“焦慮地關注著自己國家”發生的那一切，并馬上以自己一個知識分子詩人所握有的話語權力向暴力宣戰，用他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完成了他藝術人生問心無愧地“介入”“火熱現實”的真實寫照。也由此而言，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希內這樣“才能看清這個瘋狂、非理性的世界，才能喚起一种起碼的心智，……才能找到我們最終的立足之地。”看一個詩人是不是逃避現實，最主要的是看他的作品的寫作形式反映的（一般是不在場性的）寫作內容是不是反映現實、介入現實和干預現實。由此定義可見，希內的詩絕非“逃避”之作，也絕非是“不在”現實的作品。那么，什么叫逃避現實呢？逃避現實就是逃避現實的客觀事實和這一事實存在的真理鋒芒，甚至逃避良知而保守于無知或投降于罪惡，并在客觀、本質和鋒芒之處避而不談或說假話，或者有違事實的本質而說一些衛道士的和昧良心的話，或者對極權統治的現實不僅不作任何抗爭反而卻歌功頌德，甘當巴儿狗，充當政治中心權力話語的馴服工具与應聲奴隸。如此便是投降意識形態化的御用文人即犬儒主義者嘴臉。這种寫作如果說有個性，只能說奴化個性的陰盛，即真正人性個性的陽萎，是社會責任的缺席与人格良知的背叛，是只能甘愿充當當權者的太監与文化之狗。正如賀敬之在1960年所寫的《桂林山水歌》，那時我們祖國餓殍遍野，血肉同胞因七分人禍而并非三分天災地竟餓死三千万，可賀敬之先生卻能那番好意思地歌頌祖國到處“鶯歌燕舞”、“盛世平安”的“一片形勢大好”？！這是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根本寫都寫不出來的“捧屁蛋之歌”！我們不是也有當代詩人在屠殺之后為劊子手大唱贊歌的嗎？這与在人家剛哭完的墳上撒尿有什么不同、与興災樂禍有什么兩樣？！這使我不禁對照最近在美國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事件，成千上万的無辜美國平民（而且還包括華人在內）遇難了，可我們許多中國人卻為恐怖分子拍手叫好，更有甚者的是有些所謂先鋒詩人還為此大抒“解恨”之詩情，這与長期以來的片面仇美教育所引發的中國國民的民族人性劣根性絕對大有關系。我為我的同胞這一喪失基本人性的舉動感到恥辱。
我們還是跟隨王家新回到希內的《1969年夏天》這首詩上來。在這首詩上，我們看到的希內，則是借助移用了戈雅的反暴力大型油畫如《1808年5月2日的起義》、《法國士兵搶殺西班牙起義者》等畫面來錯位互文寫作了他的反對正在自己祖國發生的暴力事件的詩的希內。這正如王家新所指出的那樣，“至此，希內所描述的一切已移到這個焦點上，因為這和他對自身處境的思考深刻相關。”換言之，“戈雅奮筆作證的血的歷史，与希內祖國正在發生的一切有著惊人的相似之處。”也就是說，“血腥歷史与政治恐怖已深刻影響了”希內（同樣也就錯位互文寫作了戈雅），所以希內才有了這首詩。這“是一种內在的暴力，為我們防御外在的暴力”提供了一幅警示人心的大型“啟示錄”“繪畫”。這是“以善抗惡”的“審惡”的反暴寫作。在這一點上，對此的怀疑或輕蔑的本身若不是愚昧無知就是毫無人性。王家新先生對此不無怀疑地發問道：“而這是否意味著藝術家可以用一种‘以惡抗惡‘的方式對付世界呢？”這种設問本身就是對文學的缺識。文學創作所表達的任何意愿包括“以暴易暴”在內，它都是作為觀念形態的屬于言論自由范疇的和平非暴力手段，其表達的反暴思想是作為“以善抗惡”，絕不同于社會行為的“以惡抗惡”。社會行為的以暴力反抗暴力，可叫做“以暴易暴”，或稱為“以惡抗惡”，但若以和平請愿的方式就叫做“以善抗惡”，而作為文學的寫作是永遠屬于觀念形態的和平非暴力行為的，是“以善抗惡”的手段，不存在“以暴易暴”或“以惡抗惡”之說。希內的詩正是典型的“以善抗惡”文本。在社會行為范疇內，如果別人殺你時，你必須以正當防衛自己，這是必需的“以暴易暴”和“以惡抗惡”，這仍不失為正義之舉，即以善之暴抵抗并反擊以惡之暴，這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必要的正義的“以惡抗惡”，如人類的正義戰爭對非正義戰爭。但即使這樣，也必須盡量減少這种非必要的而不是常需的“以惡抗惡”手段，因為他總會以犧牲人類生命并不可必免地傷及無辜為代价的。所以，除了非常的“以惡抗惡”之外，常規的“以惡抗惡”和“以暴易暴”是必須盡可能避免和千方百計消除的。所以，以文本的非暴力方式抗擊惡勢力和反暴力，就是人類文明和人類進步的常規化的武器的批判，是人類審丑識惡的最好的永恒表達方式。是的，“歷史中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正是复仇，不正是一代代永無了結的血債，不正是這种惡性循環嗎？”王家新的這一觀點在理論上無疑是令人欣賞的。但這一觀點是對主觀主張并實行暴力政策而言的，而對客觀上的被動反暴力之義舉，則應另當別論。非暴力和平抗爭方式應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方面，當然必須從主觀上根絕暴力統治和暴力抗爭唯一論的思想与行為；第二方面，在必要的不得已的情況下，客觀上必須堅定地反暴力。這种反暴力包括：一是盡可能以最大的克制力用和平方式反暴力；二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以暴抗暴”，總之是不能容忍暴力的合法存在并受役于暴力，甚至充當暴力的奴隸和幫凶，以至于“助紂為虐”。适合這种反暴力觀念的最好也是最永恒的非暴力抗爭方式，就是以文本抗暴。這种手段和方式有效地避免了“以暴易暴”和“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惡性循環結果，從而使人類走向良性循環的社會發展之路。王家新先生為我們找出例證的希內的這首詩，就是這种以非暴力抗擊暴力的最好文本，而絕不能把它歪曲為“以惡抗惡”的形式。第一，希內祖國的專制集團已用刀槍屠殺手無寸鐵的以和平方式請愿的人民，在這种情況下人民的被迫的“以暴抗暴”或“以惡抗惡”，這是不得已的，難道讓人民一個個束手被殺嗎？這正如一個歹徒拿刀追殺你時，你不躲，或你躲不過也不反抗而甘心被殺嗎？如果在這种情況下你作為第三者，你束手不管倒也罷了，可你不去相救被殺的人，還反倒阻止被殺者反抗殺人者嗎？以上已言，在通常情況下，我們知識分子所提倡的理性的非暴力抗爭原則，是指支持我們的人民在一般情態下最好的反暴力方式就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而不能指望“以暴易暴”，但當理性的和平非暴力的抗暴活動突遭血洗時，被迫的“以暴抗暴”則另當別論了。這种“以惡抗惡”，是以正義之“惡”的手段抗擊非正義之惡的罪行，公正地說仍是“以善抗暴”。再重复地說明，這同用正義的反侵略戰爭抗擊非正義的侵略戰爭是一樣的“以善抗惡”，而不能把它簡單地稱為“以惡抗惡”，不然就沒有公正公理可言了。第二，希內所主張的“內在的暴力”，即是以上所指出的即以藝術方式反抗暴力的文學抵抗形式，即以文本的“內在的暴力”反抗政治的“外在的暴力”。這也就是以上所說的“以善抗暴”。按希內的文本本意就是以“內在的暴力”抗擊或“防御外在的暴力”，由此在這個意義上的可簡稱的“以暴抗暴”是与通常意義上的“以暴抗暴”或“以惡抗惡”之根本是不相同的。通常意義上的“以暴抗暴”或“以惡抗惡”是不可取的，是應當盡量根絕的。中國几千年來的農民起義史就是這樣的“以暴易暴”史。每次農民起義都是反對皇權暴政為目的的，但每次起義成功的起義領導者又成為了新的皇權暴政者。如此惡性循環至今。希內的詩就是清醒反思的這樣的聲音的表達。王家新牛頭不對馬嘴地把希內的詩用“以惡抗惡”加以質疑，這是嚴重混淆了以文本的“內在的暴力”反抗非文本的“外在的暴力”与通常所說的“以惡抗惡”的本質區別，即前者的以和平方式的抗暴和后者的以暴力方式的抗暴的本質不同，也混淆了人們閱讀“內在的暴力”与反抗“外在的暴力”的分析認識視線，從而削弱了人們對以文本抗暴的寫作認同性和寫作意義。這無非是想非議詩歌寫作者對社會暴力事件的反映与批判或抗擊的意義，亦無非是想警示詩人們應在憤怒中退回到冷靜之中來，甚至是最好退回到与現實社會“拉開……距离”的“陰涼”中去，最終不是麻木不仁而是一干二淨地退回与“時代”毫無“糾葛”之中去。難道這是為了避免“惡性循環”嗎？詩人一旦放棄了審丑識惡和批判社會的話語權力，惡性就更會肆無忌憚地“惡性循環”起來。原來，王家新絞盡腦汁編造或蓄意篡改希內，就是為了讓希內是符合他們的希內，但這是枉費心机的妄想。希內必定被我們還原！至于希內受沒受到同胞的指責，我沒有考證，也用不著考證。文本能考證一切！希內的這首詩同那個“女生”例舉的寫張志新的那首詩一樣，是一首替人民發出吶喊、替人民“代言”請愿的鼓舞人民反抗暴力的偉大詩章。這樣的詩章是不可歪曲和指責的！王家新在以下這樣一段評述中，似乎說得更加冠冕唐皇，也不無道理。他說：“的确，即使到今天，詩人依然是一個种族的良知。而他作為民族的良知，恰在于他能夠超越民族的狂熱。他的民族意識，如同歷史中那些偉大作家的，乃是一种批判性的自我意識而非其他。在一個充滿各式各樣意識形態煽情世界，在一個民族沖突日熾、非宗教狂熱往往以宗教面目出現的今天，一個詩人應是种族的良知、洞察者、提醒者而非煽動者。希內的高度清醒与不妥協精神都體現在這一點。通過《1969年夏天》的寫作，他對歷史的各种要求進行了一次如他所說的‘詩歌的糾正’。他的藝術力量正來自這种糾正。”不錯，如果不把王家新先生這段針對希內詩寫作的評述与希內詩寫作的具體事件相對照，應該是沒有任何挑剔的。可是，希內詩中描繪的那場國內正在發生的槍殺人民的事件，難道能說成是“民族的狂熱”嗎？即便難免有一些過激的運動情緒，難道就可以面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痛下殺手嗎？難道在這种情況下不去譴責劊子手，而反倒要“超越”這种暴力之上來譴責人民的屬于言論自由范疇之內的“狂熱”嗎？難道知識分子的起碼“良知”可以是不去聲討殺人者而卻聲討被殺者嗎？即使人民再“狂熱”，只要人民沒有首先使用暴力，那么人民的一切以和平方式表達的激烈甚至偏激情愿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在民主与法制軌道上加以正确解決的，而絕不能把這一切善的力量當成惡的勢力加以血腥屠殺的。作為以人道主義的“良知”關怀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文人，其更不能支持這一屠殺的，一切責任也應歸咎于握有槍杆子的統治者和對自己的人民訴諸暴力的鎮壓者身上的。作為文學藝術家，首先要嚴肅思考的對象，則是應質問使用暴力和制造“狂熱”的統治者的惡性之根上（是什么），從而以“內在”的文本“暴力”反抗“外在”的非文本“暴力”，如此冷靜地“洞察”并“提醒”反思人民內部的“狂熱”情緒和不利于反暴力胜利的一些過激因素，進而把“狂熱”的不利因素轉移提高到以利理性与和平方式反抗暴力的戰略上來。即使當著暴力引起暴力時，罪責也一定在武裝鎮壓一邊，而不在被迫反抗一邊。這是一；第二，如果是人類的正義之舉，為什么詩人不能為之“煽情”呢？詩人往往是人民意愿情緒的晴雨表和體溫劑，是人民意愿的“代言人”和急先鋒，是人民和民族的靈魂的精英分子。即：及人民之所及，需人民之所需；想人民之所想，抒人民之所抒。詩人到什么時候都是人民的“代言人”，都是人民利益的忠實守護神，都是人民話語權力的掌握者。沒有人民，就沒有詩人；沒有詩人，就沒有人民的靈魂。尤其是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詩人更不能例外。如果真的像中國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群眾“狂熱”，詩人倒是可以充當“洞察者”和“提醒者”的身份，甚或為了保存自己去當“消遙派”的，這也未嘗不是詩人的策略性的正義与良知所為。因為那場所謂的人民運動，實際上是由統治者親手發動和領導并“煽動”起來的，根本不屬于人民自發或自為運動，其人民的“狂熱”，皆來自于對一個人的愚昧崇拜和被這個統治者“煽情”起來的“狂熱”。這個時候的詩人做出的“超越民族的狂熱”的冷靜所為，才是詩人的最為明智之舉和非凡的理性所致了。希內正是這樣，他面對國內統治者槍殺人民的事件，他悲憤難忍再也坐不住了，表達了他的正義和毫不妥協的戰斗姿態。在同樣的條件下，我們的詩人還要充當旁觀者、“洞察者”、“提醒者”乃至消遙派嗎？我認為王家新的如此主張，是絕不能代表真正的“知識分子寫作”者的“良知”的。我毫不怀疑他不是來耍猾頭的，就是搞投降主義和犬儒主義的。也的确，王家新在以下的又一段文字中恰好為他自己的“詩歌的糾正”找到了一种悖論的立論，即“因為我們并非處在一個与意識形態、道德、時代的精神向度、使命以及各种立場、傾向、知識無關的真空狀態中寫作，實情正相反。一個詩人從他提筆那天就處在這一切之中，就被置入一個充滿各种蠱惑和要求的歷史話語場中。因此，离開了這种‘詩歌的糾正’，一個詩人不僅很難獲得自己，相反，他可能早已成為什么意識形態或道德的犧牲品了。”因此，僅憑王家新的這個定言，就可以這樣說，單純的即与意識形態沒有任何關系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了，企圖“不在”或逃避意識形態更是不可能的了，躲進“清涼”的象牙之塔中的想法也只能是烏托邦的幻想而已了。如果想“超越”腐朽的意識形態和逃避殘酷的意識形態，或者不當反動的意識形態的“犧牲品”，其最好的辦法也只能是參与或介入和干預了，不然就得与意識形態妥協甚至投降了。中國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先生就是逃避意識形態的典例，但他逃避了中國的意識形態，卻投入了法國的西方意識形態和价值觀，所以“超越”与“逃避”永遠是不可能的。你逃開了這种意識形態，你必然又投入了那种意識形態，因為人是社會的人，正像王家新自己所說的那樣，人并不能生活在“真空”，空心人是沒有的。你不爭取或選擇做這樣的意識形態主人，你就會自然成為那樣的意識形態的“犧牲品”。消極的“逃避”很可能就等于積極的“投入”，或者弄不好就會成為你不愿成為的“犧牲品”。真正的知識分子寫作，絕不是逃避現實政治的寫作，而是積極“介入”并干預現實政治的寫作。真正的“知識分子寫作”，也一定是具有積極的革命精神的寫作。它是不僅能夠超越腐朽意識形態的束縛的，它還能在這种積極的超越之上破坏陳舊并創造新生進步的意識形態；它是不僅能夠有效地逃避了專制意識形態的政治奴化和文化圍剿与封殺的，它還能在這种積極的防御策略之上堅定“介入”并干預現實政治意識形態，從而推動和改革意識形態的進一步民主化与自由化；它是不僅能夠堅決不當任何反動意識形態的“犧牲品”的，它還能在這种前提下不僅不被“左右”還能勇于批判和改造一切陳舊的不符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這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寫作的立場、原則和態度。真正的“知識分子寫作”者，就是在与意識形態領域的不斷抗衡与制衡中創造生活的特殊專業階層和代表先進意識形態的專門人才，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被意識形態“所左右”的能夠干預并創新意識形態的開明前衛人士与精英者。如果說我們永不會被反動落后的意識形態“所左右”，或者我們絕不能与專制殘暴的統治時代所“糾葛”，這才是明白無誤正确的。“詩歌的糾正”也正在于此。（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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