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中共十六大被攪得熱浪翻天﹐在海外也被帶動得一片熙熙攘攘﹐尤其那些新投共派﹑親共派﹐或者正在逐步進入迷共牢籠的華人輿論界人士﹐都在一窩蜂地為中共評功擺好﹐使盡各種劣拙的詭辯﹐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中共統戰的馬前卒。

「對中共十六大吹簫打鼓拍馬屁的﹐莫過于認為中共從此即可開步走向「自由化」和「制度化」了。在這方面﹐被人認為激進反共的洋學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居然一變而拔得了親共的頭籌。他為中共十六大所作的「四個最」的總評—即「最有秩序﹑最為和平﹑最周密審慎﹑最守規則」(此外還有「七個第一」﹐於此從略)﹐即可授與他「親共派」冠軍地位而不遑多讓﹔而並不遜色於此的﹐便是有人還認為「毛澤東的一人「專黨」 ﹑萬壽無疆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故而「值得高舉雙手熱烈歡迎」﹐更要大家都把希望寄託於「新的江胡體制」之上﹔因為「體制」的航標便是十六大將江澤民的「偉大」學說–「三個代表」列入了黨章﹐「畢竟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創舉」﹔也正是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奉迎之為「剷除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陰影」﹐使之成為了江澤民「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的慎重至極的重要理論。其吹捧比之當年大呼毛澤東是不落的「紅太陽」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暫且撇開潛在的統戰金權交易的黑幕不談。奇怪的是﹐正當這許多「迷共學者﹐極力想往中共臉上貼金」﹐千方百計要為中共建黨胚胎的成型﹐及其生命基因加以掩蓋﹑抹煞或淡化的時候﹐ 中共卻表現得坦然。不管十六大開幕前後﹐還是江澤民的政治報告﹐都已一再明告世人﹐他們的所謂「政改」﹐過去是﹑現在更是「要堅持從國情(﹖)出發﹐……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而「國情」也者﹐便是中共世代相傳的一黨獨裁專政的帝制要絕對堅持﹐並且還要加以「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 一句話,也就是必須將非法的獨裁專政,通過自我制訂的「法律程序」, 加以固定的「強化」, 然後達成其國人不能不承認的 「合法化」, 這便美其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從而便堂而皇之的拒絕接受由西方興起﹑並已成為西方各種不同政制模式﹑卻是全球公認的以自由民主主義為一致內涵的普世價值。這便是中共整個十六大所要強加於中國人頭上的致命點。這些人無視於這一點﹐真不知是中共自亂統戰陣腳﹐還是對這些人開了個不小的玩笑﹐以致他們的盛名也蒙受了落差。

因而也必須再次揭穿中共的無恥謊言。中共真的「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了嗎﹖正好相反。眾所週知﹐中共建黨胚胎的成型﹐恰恰便是以西方卡爾‧馬克思主義的精子﹐經由俄國列寧主義的以武裝鬥爭為實現階級(實為獨裁集團)專政的母胎而全盤照搬﹐因而形成了至今尚存的中共與西方共產帝國血肉相連的中共「共獨」的政治模式。毫無疑問﹐同時代的孫中山以三民主義建立的中華民國﹐也是源于西方政治模式的一種﹔但她的胚胎﹐卻是由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基因」所組成﹐因而到了台灣﹐終於開創了華人也能享受自由民主政治權利的先機﹐而無需沿用暴力的推翻。可知﹐這無關乎「國情」﹐更無關乎「西方」﹐端視「獨裁」與「民主」而已。中共過去以俄為師﹐「挾洋自重」﹐而當共產帝俄分崩離析一命嗚呼之後﹐中國的「共帝」卻又以「國情」作為遮羞布﹐抱的依然還是西方帝俄的殭尸而無法脫胎換骨﹔於是﹐便衍化為今天江澤民的所謂「三個代表」﹐作為進一步邁向現代社會主義法西斯的催化劑。

故此﹐「三個代表」猶如皇帝的新衣﹐換了一件又一件。誰都知道﹐中共至死不願還政於民﹐是以兩種策略為其支撐點﹕其一﹐便是鄧小平在共產帝俄土崩瓦解之時提出的「以不變應萬變」的韜光養晦﹐作審時度勢的「靜觀其變」﹔隨之其二﹐則是不斷換上讓人眼花繚亂的皇帝新衣﹐「隨機應變」作「萬變」﹐博取大眾讚賞其適應「時髦」﹐蒙混對付世界自由民主大潮的強力衝擊。其實在這方面﹐他們的毛皇帝高明多了—不管江澤民穿上什麼「三講」﹑「三代表」﹐還有什麼「三個問題可以談」等等新衣﹐都只不過拾毛帝的唾沫而已﹔不要看中國官方鬧得如此熱火朝天﹐而民間卻是膩了胃口﹐興味索然。

唯是海外(也包括台灣)幾個華人知識人士﹐不甘落後於投共的幾個「僑領」﹐更在意於察言觀色了。為了討得「共獨」皇帝歡心﹐比替換皇帝的新衣更善於舞弄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花樣翻新﹔有的把「三代表」捧成「足以為去共產主義化鋪磚砌石」﹔而有的則以詭譎的語言提問﹕假如共產黨真都「三代表」了﹐「那麼誰來代表共產黨」﹖這完全是一種刻意的把邏輯思維攪混﹐其意圖則是以迂迴曲折式的替「三個代表」宣揚「江澤民的創意在於把群眾路線……擺脫政治掛帥﹐有其客觀性﹑能代表則生﹐不能代表則亡」﹐因之﹐只要「遵循了三個代表路線」﹐便「不論是否採納自由主義﹐也不必擔心自己不是經由公民選舉出來的執政黨」﹐照樣「共獨」稱霸可也﹗更念念不忘以此攻擊李登輝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為「分不清民之所欲﹐與長在我心之欲」的「改革異化」﹔用心之惡毒﹐更在於以維護和美化「共獨」之獨裁專政﹐來達到對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全盤否定和醜化。皇帝的新衣真的就那麼神奇美化嗎﹖否﹗只要將其剝開﹐皇帝的新衣便沒有什麼可詭秘的了﹔詭秘的只是為此的詭辯。譬如﹐「將三個代表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放在一起」﹐其實並非「貼錯門神」﹐而正是中共片刻難離的「守護神」。江澤民在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便是通篇擺明了的堅持獨裁帝制的詔書﹐又怎能刻意扭曲為三個代表最重要的「功用」﹐在於「大造輿論」﹐向國人及世人宣示﹐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自我改造﹐……從馬列革命黨﹐轉化為全民執政黨」呢﹖而把不是由全國公民選舉出來的「執政黨」﹐美化為可以自行「轉化為全民執政黨」﹐其本身便是棄置了對民主政治的起碼認知﹔因此﹐又怎能不計較其「黑貓白貓」﹑「姓資姓社」而一廂情願夢想其「甩掉專政的尾巴」呢﹖所以說﹐詭辯不是真知﹐是謊言。

應當說﹐最早也是最徹底和最系統地批判和揭露「三代表」這件皇帝新衣的嚴重欺詐性與偽善性的﹐首推曾任趙紫陽秘書和政體改革研究室主任﹐卻吃盡苦頭的鮑彤了。他在十六大之前便已一而再的深入揭露批判了這皇帝的新衣﹐尤其2002年9月21日﹐此間《大紀元時報》以兩整版篇幅一次刊完他的「已死和未生之際–再評三個代表」長文﹐真是透骨銘心﹐把這件邪惡的皇帝新衣徹底掀開﹐赤裸裸地還原了皇帝的惡魔真相–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由自己宣佈自己「始終是」代表什麼什麼﹐就正是以皇帝的新衣掩蓋其魔鬼嘴臉的惡行﹐目的就是使人必須承認魔鬼「永遠就是真理的化身」﹐任其傷天害理﹑無惡不作﹐也都得承認它是「替天行道」的德政了﹐由不得任何人向魔鬼說「不」﹗所以﹐「三個代表」的要害便在於「始終是」三個字。

鮑彤指出﹐當上世紀四○年代﹐世界共產潮流全盛時期﹐中共和全世界共產黨一樣﹐「宣佈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化身﹑馬列主義的化身﹑社會主義的化身」﹐也便是要把世上一切權欲佔有﹐毋庸置疑地要由其「代表」﹐這是「政黨制度的異化﹐皇權的變種」﹐也就是中國「共獨」皇帝「三代表」的舊衣裳。現在﹐皇權早被革了命﹐什麼「無產階級」﹑「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的「共獨」舊衣裳的護身符﹐也都顯現了妖魔化的原形﹐皇帝的舊衣裳便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再也不能遮羞了。於是﹐江澤民輩才妄圖「偷樑換柱」﹐用新三件取代老三件。新老三個代表之間﹐「又繼承﹑又發展」﹐目的始終在於要「挽救一黨專制」。所以﹐那「始終是」三字﹐既是「三代表」前提所必須的「限定詞」﹐也是其「目的」與「核心」﹐更是江澤民搜盡枯腸才挖掘出來的「畫龍點睛」之處﹔抽掉它﹐皇帝的新衣便化為烏有﹔識別它﹐妖魔的原形便無法逃遁。

江澤民這點小聰明﹐本來用不著花那麼大的心思才能識別﹐只是這件「共獨」皇帝的新衣﹐常常塗抹上一層金權統戰的迷幻劑﹐不僅誘惑了好些「僑領」為其吹簫打鼓﹐也把一些本來良知未泯的海外知識界的心靈毒化了﹑扭曲了。當然﹐更可怕的莫如有人僅因聽了人家以「共匪」之聲作「共獨」之批判﹐便自稱激憤得要「為匪張目」﹐並且聲稱今後仍然是這「主體」的一員﹐猶如自甘沉淪為「共奴」。所以﹐著名的中國大陸異議人士戴晴﹐最近便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中痛心疾首地要人們想到﹐中國不僅有腐敗的「官員」﹐還有腐敗的「學者」﹐腐敗的「教授」和腐敗的知識分子﹔甚至說﹐「新左派」還有一個名字叫「愛國賊」﹗(見2002年11月30日《大紀元時報》報導) 真令我震驚而不能不深思。(//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