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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凌鋒談六四與江澤民和訴江案

【大紀元6月2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陳陽﹑謝宛均報導/凌鋒﹐原名林保華。出生於重慶﹐隨即到了印尼。中小學期間就接觸了中共地下黨的教育﹐因此17歲時即回到北京讀書﹐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在中國大陸期間﹐凌鋒經歷了從“反右”開始到以後文革的全部政治運動﹐接受了中共可貴的再教育﹐終於對中共有了深刻認識﹐遂於1976年8月毛澤東逝世前夕義無反顧離開中國大陸移居香港。1997年6月28日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前夕﹐凌鋒因為珍惜自由和人權而不願意再接受中共的獨裁統治﹐也因為根本不信任中共所許下的各項承諾而離開香港移居美國。凌鋒現為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和大紀元新聞網專欄作家等﹐勤于耕筆,在海內外影響廣泛。

六四14週年前夕﹐凌鋒接受大紀元採訪﹐談論六四﹑江澤民與訴江案。以下為訪談紀要。

凌鋒:我在香港那時是感同身受。為什麼呢,因為我想若干年以後中國要收回香港,等於說在北京發生任何事情,將來也可能在香港發生,所以我們當然很希望六四這個中國的民主運動能夠改變中國政府,能夠接受民眾、學生意見,這樣子的話,將來北京收回以後香港就會覺得安全一點,比較太平一點,大家之間的差距就會少一點。所以當時我們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是抱著這個心理。你講難聽一點就是說為了我們自己香港的利益;講好聽一點,中國民主運動能夠成功,對中國老百姓的利益也是好的,所以我們當時抱著這個態度。同樣的,我對中國也是缺乏信任,我覺得隨時可能會鎮壓。所以當時,就是4月15號,胡耀邦逝世那天我在深圳,在中午飲茶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就來通知我們,胡耀邦去世了。當時我們,我是跟張五常教授在一起,就估計到胡耀邦一去世,中國可能會出事。所以張教授就立刻打電話給方勵之,張五常就關照方勵之,中國出什麼事,你都不要出來,你一出來,他們可能就要抓你。這是4月15號胡耀邦去世那天我們估計到的會出什麼事。4月15號那天以後,我就沒有再進中國大陸,因為我知道我寫中國大陸很多問題,隨時他們可以抓我什麼反革命煽動罪,我就很小心,我就不進去,你要抓我也沒辦法抓。我知道中國大陸這種事情,絕對不會有什麼很好的結果,但是我沒有想到結果會是這樣子用機關槍、坦克來收拾。我原來想可能最後壓平了以後,把幾個為首的抓起來,但是沒想到居然是用這種武力方式的鎮壓,所以對我來講也是進一步認識共產黨的本質,就是所謂改革開放,他只是要錢,要錢來鞏固他統治,其他的對不起,還是照舊,共產黨那一套。

記者:請談一下您最近出的一本新書《告別江澤民》,對江澤民在六四中間所起的作用,扮演什麼角色?

凌鋒:江澤民在六四我看主要是扮演兩個角色吧:第一個他帶頭把那個鼓吹改革開放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封殺,因為他當時是上海市市委書記,把那個封殺了,意思就是很明顯,他是站在保守的反對的一方,對這個學生的民主運動是抱著一種敵對的態度,也正因為他這樣子的一種作法,得到中共高層的賞識,不是高層,是元老,得到這些元老的賞識;當然,也還因為他以前一直很會拍馬屁,當時陳雲啦,李先念這些元老到上海度假,包括鄧小平,江澤民都很會奉承他們,所以當趙紫陽位子已經不穩以後,因為他們知道趙紫陽當時比較是在同情學生這一邊,他們馬上把江澤民在五月底就拉到北京去,參與以後鎮壓的決策,所以後來六四的鎮壓,包括開槍,我相信江澤民在裡面都有他不可推卸的責任。那時表面上出面的是李鵬,江澤民在二線,我想這個也是鄧小平老謀深算,他讓這個李鵬出來做壞人而保留江澤民,鎮壓完了讓江澤民出來,群眾的抵觸情緒、抗拒情緒就會相對比較小,覺得江澤民可能會比李鵬好一些吧,因為他可能沒有直接參與這種屠殺,這樣子對穩定比較有好處。但是後來江澤民的表現,一個他堅決不肯為六四平反,一直認為這鐵定不能動,相信就是他對六四的鎮壓捲入也是比較深的。第二個,就是鎮壓法輪功,他有血債。他能夠鎮壓法輪功,說明他當年六四肯定也參與了,所以他覺得鎮壓對他來講,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鎮壓,六四學生也是這樣,你法輪功信徒也是這樣子。要不然鎮壓法輪功是個大問題,你要做出個大的行動以前應該是經過反覆思考,經過很長的時間來考慮。但是江澤民很快就在425以後,也就是到7月份就鎮壓,這裡面沒有太大的,就是我們所謂的思想鬥爭,或者應該是事先大家先談判能不能和平解決,他完全沒有做這個功夫就決定鎮壓,所以他觀念裡面根本沒什麼人權的觀念,他覺得只要跟他唱一點對台戲,他要鎮壓就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所以從法輪功問題可以證明他在六四上肯定也參與鎮壓。

記者:您怎麼看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以及最近法輪功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起訴江澤民這件事?

凌鋒:我相信他一種是恐懼,一種是非常的憤怒,所以我想江澤民十六大以後不肯把權力全部交出來,有相當的因素就是怕法輪功將來對他,等於說要跟他算帳。因為他現在如果作為軍委主席,槍拿在他手裡,至少這些異議人士可以鎮壓,即使胡錦濤想給法輪功平反或怎麼樣,他都可以阻止胡錦濤這樣子做。如果他完全把權力放棄,萬一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對法輪功覺得應該採取比較妥協的態度或是比較溫和的態度,對江澤民就非常不利,因為他自己也知道,歷史上很多獨裁者的下場,從那個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一直到印尼的蘇哈托,都是鎮壓到最後他們就完蛋了。所以他對這個權力,我想他不到死的話他是不肯放的,有可能的話,他死了也希望兒子能夠繼承這個權力。他有這個意圖,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

記者:您對江澤民對法輪功四年來的鎮壓,以及法輪功學員的非暴力反抗有何看法﹖

凌鋒:我覺得這點法輪功做得很好,這也是我們長期在失望當中看到的一點希望。我自己感到海外民運隊伍越來越弱,越來越縮小,被中共逐漸瓦解。我知道海外一些民運頭頭越來越多人回去做生意,叫中國政府給你賺一些錢,他就完全可以背離以前的理念,所以感到我們似乎越來越孤單;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朋友越來越多,像是法輪功在中共鎮壓下沒有屈服,我覺得很值得敬佩,特別是他們的奉獻精神。我覺得中國民主運動缺少一個奉獻精神,而且要講理念,但是這個理念並不健全,好像搞民運是為了去要錢,維持自己生活。當然能夠公私融合,能夠有利民主運動又能夠維持自己生活,維持自己生存最好,但是很不容易。法輪功則是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奉獻來支持對抗中共暴力,所以我覺得從道德層次上,法輪功的道德層次是相當高的,也就是真善忍這種精神。我想具備這種道德品質的人如果能夠擴大的話,對改造中國整個的道德沉淪,是會有好處的。但是我也接觸一些民運朋友,對法輪功真善忍這個忍字他們不太能接受,他們覺得共產黨迫害我們迫害這樣長時間了,你怎麼還能忍啊……當然我也理解法輪功不能夠主張用暴力﹐是吧﹖

記者:從中國存在的一些現狀,您看到哪些是中國老百姓的希望?

凌鋒:從希望來看,這個人類的歷史發展總是越發展越好吧,民主潮流浩浩蕩蕩,民主國家是越來越多不是越來越少,就從這裡面來看,中國還是有希望的。如果說樂觀的話就是審慎的樂觀,這要非常謹慎,走的這個路,相當曲折,這時間是相當長,這裡面我就覺得當然是因為中共太壞了,他掌握了資源,全國的資源都被他掌握,要改變他很不容易。第二方面我想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也要負上一點責任,中國老百姓怎麼能夠容忍這樣一個很壞的一個統治者,長期欺壓他們、長期騎到他們頭上,我想這個中國老百姓要負責任。但是怎麼負責呢?當然這同中共對老百姓長期的宣傳有關係,還有中國本身的傳統文化,即使是說有一點民本思想,什麼君為輕、民為本,但本身他還是有一個“君”字,就是老百姓覺得有一個皇帝還是理所當然的,就算這個皇帝要好皇帝,要能夠照顧到老百姓,這皇帝還是要的,這本身並不是說我是主人。民主則認爲我是主人,他沒有這個觀念,所以就能夠容忍共產黨統治,統治得再壞只是失望,包括我自己在內。在共產統治之下,開始我覺得毛澤東很好,後來覺得他不好,不好那怎麼辦呢,不是想著怎麼去推翻他,而是希望最好是周恩來上來,周恩來比毛澤東好;周恩來死了,希望鄧小平能夠好;江澤民出來,好像比李鵬好一點;就是缺乏一種,把整個制度推翻的意識。連我都有這種想法,我想其他老百姓更是如此。在外國,政府做出中國政府這種事情,老百姓工人早就罷工了,早就起來造反,中國就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人治觀念,要皇帝統治他,只要好皇帝這種思想,我看是相當難改變。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中國人吃苦,我想自己要負上一點責任。這種講話可能比較殘酷一點,但是實際情況也是確實如此,所以這也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記者:請談一下您最新出版的《告別江澤民》一書﹐您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凌鋒:因為十六大本來講是中共權力的轉移,那江澤民無論怎麼樣,權力就應該轉移給新的領導人。但是我們事先也知道江澤民一直是不肯把政權交出來。這裡有很多講法,開始他連總書記、國家主席都不肯交,後來講他是願意全部交出來,但是要成立一個什麼國家安全會議,他擔任主席,凌駕在國家主席跟總書記、軍委主席之上;當然也有一種講法就是他保留軍委主席其他都可以不要,最後是保留了軍委主席職務。不但是保留軍委主席職務,另外就是黨章上面還要說明什麼“三個代表”,讓他好像做一個精神領袖,永遠保持在中共黨章裡面。此外據說在一中全會上又通過決議,說重大事件都必須由他拍板,那不等於胡錦濤溫家寶都是傀儡嗎,只是表面上掛一個總書記牌子,實際上總書記還是江澤民。所以我同他“告別”,就是說你不應該再留戀權力了。鄧小平致力於改革開放,有一個是他要廢除終身制,當然他自己最後做得不是很好,但至少把中國的歷史推進一步,但是江澤民到現在為止只想恢復終身制。所以我出版這本書本就是對他的批判,他應該早日滾蛋。另外一個想法就是,雖然你江澤民一直留戀權力,保留軍委主席職務,重大事情還要拍板,但是我也覺得歷史是向前走的,你搞了很多花樣,在我看來就是一種垂死掙扎,他再留戀權力我想也沒有幾年,遲早也要被歷史淘汰,而且,你這樣子做法,淘汰的更加難看。

記者:請您簡要地介紹一下您這本書。

凌鋒:我這本書主要分三個部分,最主要前面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江澤民和十六大”,主要是根據十六大權力交接的情況,以及十六大以後中國出現新領導人,他們做得事情跟江澤民有些什麼區別,這部分是評論文章。第二部分就“戲子春秋”,戲子春秋本來是我整本書的名字,江澤民的外號叫戲子是不是,基本上就是我的雜文。可是我想用戲子春秋這個名字可能有些人不太接受,戲子春秋到底什麼玩意兒,不太清楚在講江澤民,可能夜太遊戲化了一些。而且我這本書出來,總希望中國老百姓也能夠買,也能夠看,他們長期受江澤民的蒙蔽,他們可能一看到這名字就反感,覺得我不夠尊重江澤民,所以我想書名取中性一點,這樣子我希望中國大陸民眾可以多看一些,能接受我的觀點。所以這個戲子春秋擺在中間,當然這裡面也有一些評論文章,更多的是我的小雜文,這裡面大概一共有九十幾篇,等於是我十五大以後長期追蹤江澤民在各領域的表現,我隨時給他寫的評論都在裡面。最後一部分只有五篇,一是我用“李鶴”的筆名寫的,是寫了一些小品文,想像力很豐富,有若干的真實情節,但是場景是假的,有的是我訪問他的啦,或一些我的什麼信件啦,挖苦的比較多,根據他一些特點我來挖苦他,塑造江澤民的形象。從整部書來講貫徹了批判江澤民的精神,因為開始我對江澤民也抱著一定的期望,希望他上台以後能夠平反六四,在中國政治上的改革,將鄧小平沒有做到的他能夠做到,但事實上後來,經過十五大以後對他已經相當失望,我後面基本上就是對他採取這種批判態度。

記者:您很關注中共領導人的事情是因為關心中國?

凌鋒:我以前,在91年毛澤東100週年生日的時候,我出了一本“閒話毛伯伯”,那是把以前我寫的對毛的雜文匯集而成。那確實是雜文,在香港出的,因為香港人比較喜歡看那種小雜文,不想花多時間看那種長篇大論的文章。那本書裡面我對毛極盡挖苦之能事,我想我生前給他控制,他死了以後我也有言論自由了,我應該可以寫寫他了。到94年我出版了一個文集“閒話鄧伯伯”,因為那時候鄧小平已經差不多了,可以給他未蓋棺先論定了,也是一個雜文集。江澤民是第三代領導人,而且統治時間蠻長的,13年嘛,所以我覺得我也應該給他寫一本,這樣子我想中共從建黨到現在這幾個領導人的表現,我都有我自己的一套看法,我相信我這套看法將來會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

記者:請稍微介紹一下自己,為什麼您會這樣做,從您自己生平的經歷來説。

凌鋒: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在印尼,當時中共地下組織在印尼就有些影響,他們就借給我看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那時候第一次知道有毛澤東這個人,而且知道他是一個窮人黨的領袖,是為人民服務的,那時候開始對他崇拜,也不是崇拜啦,就覺得他是好人。那時候分辨忠奸,就是好人壞人。然後到47年、48年以後,中共講的是解放戰爭,就是國共內戰,解放軍取得勝利,所以毛澤東在我的形象裡非常高大,覺得他真有本事,把國民黨推翻,每一場戰爭都勝利,沒有一場是失敗的,所以就是蠻崇拜。然後就是韓戰,就是美國要打到中國結果給中國打回去,又是中國勝利。所以後來我回到中國去學中共黨史,看那那個文件當然是寫毛澤東如何英明偉大,連陳獨秀都不行,就是毛,樣樣正確,以前正確,現在正確,未來也正確,所以當時也成了我的偶像,但是後來經過文革各方面的經歷,我對他就開始逐漸比較多的懷疑,但是我最大的懷疑就是到底他是一個怎樣的領袖?我有思想鬥爭。是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完全大公無私,兒子都到朝鮮戰場犧牲,他自己非常艱苦樸素,是不是這樣的偉大領袖?還是跟封建帝王一樣抓權力,像朝代輪替一樣的。但是經過文革,我看到他也是一個權謀家,實際上就是為了自己權力,什麼事都做得出,這一次我對他的希望就幻滅。但是對共產黨還不是這樣幻滅,所以我講了希望周恩來可以上去,周恩來死了希望鄧小平,所以開始對鄧小平也抱著希望,但結果看到鄧小平把魏京生抓起來,我覺得怎麼共產黨老是抓人的,所以那時候開始對共產黨基本上一直抱批判態度,但是抱批判態度同時我總是希望他們能夠出幾個好人,讓中國能夠進步的更快。不要老是等待,我們要等到毛澤東死了才可以知道中國能不能改革,要等到鄧小平他死了以後才知道能不能改革,江澤民也要等到他死。每次都要等一個領導人死了,我說中國人民太痛苦了,所以我就寫文章,我盡量對他們的錯誤罪行進行批判,最好希望老百姓能夠知道這些人不是我們想像的什麼好人,你不論推翻也好強迫他們改革也好,讓中國老百姓能夠盡早的脫離苦難,不能讓中國墮落下去,即使發展經濟,果實也落在他們手裡而不是普通老百姓手裡,所以我一直關注中國的事情,也希望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當中、改革過程當中能夠盡我的一份力量,但這個力量是非常的渺小,共產黨看來太強大,中國這個社會,以前金觀濤講是超穩定結構,確實是超穩定結構,若不是很大的力量去衝擊,是不容易動搖他的統治。文化大革命因為做得太壞了,所以後來改革開放,76年那個天安門事件衝擊了他一下,這次SARS事件能夠衝擊到多大實在還不知道,我希望也有個比較大的衝擊,能夠讓中共成為一個改革的契機,我也抱著這個善良願望,但是我又不抱太大的希望,免得將來帶來太大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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