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9日訊】“溫家寶主持國務院會議 廢除收容遣送辦法”，成為今晚央視新聞的亮點，算是為孫志剛慘案畫上了一個差強人意的句號；民間對收容遣送制度的持續多年的批評，終於因一位年輕生命的慘死而有了制度變革的結果。

回顧從孫志剛慘死到收容遣送的中止，我看到的，既是惡法、酷吏、暴民共同構成的制度性邪惡，也是媒體監督和民間維權運動的力量。

最早是被非法收容的孫志剛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對惡法酷吏的反抗，然後是《南方都市報》的曝光以及其他媒體的跟進，接著是民間義憤所推動的網絡簽名抗議運動（孫志剛案的網上點擊率之高，僅次於SARS危機），第一封網上籤名信由東海一梟發起，接著是秦暉和楊支柱發起的簽名信，繼而是中共高層介入此案。但民間社會並不以此為滿足，而是繼續向官方施壓，《中國青年報》披露三位法律博士給全國人大的上書，是賀衛方、蕭瀚等五位著名法學者給最高檢察院的上書，以及眾多媒體關於此案的跟蹤報導和評論，也就是民間和媒體聯手向政府施壓，政府對壓力作出回應。雖然對此案的審理和判決，還有諸多疑點必須追問，但民間訴求則明確單一：還孫志剛以法律的公正和廢除收容遣送這一惡法。

個人維權－媒體爆光－民間施壓－高官干預－媒體追蹤和民間壓力繼續強化－政府做出決策。

這一鏈條可謂民間自發的維權運動推動制度改革的傑作，在此意義上，怨死於收容所中的年輕孫志剛，無異於民間抗暴的英雄，他對惡法酷吏的反抗，固然是為維護個人權益，但他的死在社會效果上，卻最終導致了惡法的中止。所以，他是為所有從今以後得以免除受收容遣送歧視的人們而死。如此民間英雄的出現，有賴於媒體和民間的強大支持；正如蔣彥永成為SARS危機中的真話英雄一樣，也大致遵循著相同過程和邏輯。

在此案中，民間扮演了主動的角色，而政府只是被動應對。而這，既是改革以來社會進步的深層邏輯（相對於政府主導的表面邏輯），也是中國整體轉型的正途──與其把十幾億人的福祗和國家的未來交給中南海的“新政”，遠不如每個人從民間立場做起，每一媒體從新聞獨立的本位做起，個人為爭取自己的福祗而要求且捍衛應得的基本權利，每一媒體為爭取獨立地位和監督政治權力而挺身而出。一個人維權的勇氣會激發眾多人的參與，一個媒體的監督有效會帶動諸多媒體加入，二者合力推動的維權成功，就可能形成制度變革的契機。

2003年6月19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