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縱觀中國歷史，凡是專制暴虐的王朝，總要強迫歷史研究為政治服務，諸如春秋時齊國臣子崔杼弒君后連殺三位秉筆直書的史官，明代燕王朱棣篡政后將侄儿惠帝在位四年中已經完成的《明太祖實錄》和建文四年來的政治文字全部燒毀，又如清代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時銷毀了對滿清不利的書籍一万三千六百卷。中共建政后，長期在歷史教科書、史學論文中丑化蔣介石的人格，誣指他“消極抗戰，對日妥協”等等，亦可作如是觀。

大陸史家為蔣公辨誣

所幸，近年來大陸史學界中有識之士在“再現歷史本相”方面有了振聾發聵的創建。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楊天石教授推出的《近史探幽系列》，便是撥亂反正的佼佼者。他從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蔣介石日記、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藏有的大量胡漢民晚年往來本刊函電以及日本外務省檔案縮微膠卷中發覺，在大陸以往的史學著作中“許多人物面目走形，許多事件云遮霧繞离真理過遠”。為了正确地闡述，評价歷史和歷史人物，他窮源溯底，探奧索幽，大致已作出以下七項建樹：

（一）毛澤東指蔣介石与國民党政府“對外投降帝國主義”，然楊天石在《蔣氏秘檔与蔣介石真相》一書中，引述了一九二五年廣州沙基慘案后，蔣介石日記中書寫的仇英標語總計近百條，諸如“英夷不滅非男儿”“漢有三戶，滅英必漢”等。國民党發動省港大罷工使香港淪為死港后，一九二六年二月下旬，港英當局得英庭授權，決定提供一千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廣州市政，欲以此為餌，誘使國民党人結束罷工。

　　

當時廣州市長伍朝樞和孫科都愿接受英國條件，但蔣公堅決拒絕。同年一月七日，蔣會見美國記者時“痛詆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偽”，可見蔣之反對帝國主義并非只是一時熱情。整個三、四十年代蔣介石日記一概稱日本政府為“倭奴”“倭夷”；一九三一年共產國際遠東局聯絡部特務牛蘭夫婦被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一年后被江蘇高等法院判處死刑，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透過宋慶齡向蔣介石建議，以遣返被史達林扣留的蔣經國作為釋放牛蘭夫婦的交換條件，蔣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記云“余宁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愿以害國之罪犯交換親儿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區區嗣胤，不是攖吾怀也”，顯示了他堅決反帝誓不低頭的高尚品格。試問今日大陸高官，誰肯為扞衛國家利益而犧牲親儿？

（二）几乎所有的大陸教科書都稱蔣公“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但楊天石在《蘆溝橋事變前蔣介石的對日謀略》一文中援引蔣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九日日記云：“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并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据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楊教授認定“蔣氏企圖在追剿紅軍的掩護下大力建設西南，以之作為日后抗戰的根据地”。楊氏又指出早在三十年代初蔣公就一再指示參謀本部次長賀耀祖加快國防建設，至全面抗戰爆發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國各地已筑成机關槍掩體，小炮掩體，觀察所，掩蔽部等各類工事三三七四個，“這一切說明，蔣介石在認真地准備對日抗戰”。一九三四年在國民党四屆四中全會上，他指示國民經濟中心逐漸西移，建設不受海上敵國封鎖的出入口，還陸續下令建筑武漢、青島、濟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將航空署改為航空委員會，提出“航空救國”口號，購買飛机、興建飛机制造厂，建設机場、實施防空訓練；一九三六年六月蔣公對英國人李滋羅斯談話曰：“我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在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作者認為這一切表明蔣公“以勾踐臥薪嘗膽精神激勵自己，進行抗戰的准備同時建設西南基地，對外廣交朋友聯絡盟國。這些，都為后來的抗戰胜利打下了基礎”。

李宗仁允諾以東北主權換取日閥援粵

（三）中共喉舌一向認為“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以妥協与退讓為特征”。但楊天石教授以大量史實證明，暫時的妥協包含了“弱國面對強國時的無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謀略”。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公正乘艦自南京赴江西剿共途中。他在九月十九日日記云“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二十日日記云：“苟為吾祖吾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臥薪嘗膽，生聚教訓，勾踐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時也。”九月廿四日，國聯屈從日本淫威，建議中日直接交涉，蔣公廿五日日記云：“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囂張，決以死戰，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戰而亡，不如戰而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十月十一日，英國施壓要中國勿堅持以日方撤兵為交涉之條件，蔣公日記云：“余決心即定，不論各國態度与國際聯會結果如何，為保障國土与公理計，任何犧牲在所不惜”。一九三一年七月，汪精衛、李宗仁組織的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赴日活動，企圖在粵方分裂政府并与日本之間建立“中日同盟”，還允許“以滿洲利權換取日本對粵方的援助”。對此，蔣公一直認為，日本出兵東三省，源于粵方賣國。十月二日蔣公日記所云“國事危急至此，對國內与中央肆行壓迫，對倭寇則勾結遷就，是誠全無心肝矣！”即指此事。廿三日日記云：“粵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國，而且其推出代表全為粵人，是廣東縱然化省為國，与倭夷攻守同盟以傾中央”；卅日日記云：“粵方全為胡漢民一人所霸阻，而汪精衛、孫科則愿來合作，以不欲与胡破臉，故不敢明白表示胡漢民已成過去，而其過去歷史，為阻礙總理，反抗總理，今則欲滅亡本党，叛亂革命，無足計較也。”九一八之后各地學生成千上万涌入南京請愿，甚至搗毀外交部，毆傷蔡元培等官員，蔣公十一月廿五日日記云“各方學生為反動派所蠱惑，故意搗亂，破坏政府，勾結日本、廣東，人格喪失殆盡胡逆漢民，其亡國之妖孽乎？”他耐心對各地學生講話，解釋政府的抗日決心，累計二万余人，幸未發生事故。廿七日日記云：“倭事乃由國內賣國者發動，胡展堂、陳友仁之肉，不足食矣！”學生態度日趨激烈后，十二月四日蔣日記云：“不向敵國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國之所以被辱也！”次日，北大學生在南京毆辱軍警，“乃即拘捕百余人，惟禁止軍警開槍”，這是蔣公的仁政，与段祺瑞的三一八慘案和中共的六四屠城實有天壤之差。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卅日蔣公在《告全國將士書》中號召全軍將士“抱宁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同年十二月，他致電張學良云：“今日之事，唯有決戰，可以挽回民心，雖敗猶可圖存”。翌年一月，他派兵入熱河“決与之一戰”。三月四日，承德失守后，又電宋哲元、万福麟部反攻；十三日對胡适說，國軍須有三個月的准備才能作戰、“在几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人為生存而退卻”。作者引用了吳稚輝的話，“民廿六年抗戰，蔣如在宁滬皆孤注一擲，不惟無本錢蒞渝，而倭寇早据有全華，則以后局勢恐英、美、蘇亦受德、日之优勢相壓，世界且不似今日之局面矣”，作者指出，蔣公反對“一線配備”与“一次作戰”，要求“作長期不斷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這些同“消極抗日”委實沾不上邊。

對日談判是為了延緩日軍攻勢

（四）在整個抗戰十四年間，國府同日方簽訂過《塘沽協定》，日本也出動了孫中山的友人萱野長知、小川平吉、頭山滿、秋山定輔等人來華推動“和平談判”，還有“宋子良”同今井武夫在港、澳的磋商，日海軍津田靜枝中將、日本財閥船津廣一郎与胡鄂公在上海談判、日本華北派遣軍特務長喜多誠一中將与國府前外交部常務次長樊光在滬談判、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与樊光會談、日軍華南特務長和知鷹二与胡鄂公會晤、侵華日軍首腦板垣的代表与孔祥熙親信賈存德在滬會談、日本外相松崗主持的“錢新之工作”“桐工作”乃至所謂“姜豪路線”等等，使人眼花繚亂。楊天石認為：（１）蔣公的和平努力是一种策略手段，具有拖延時間、推遲戰爭，以便作好應戰准備的目的。（２）積蓄力量，侍机反攻，同苟且偷安是截然不同的。對日妥協是一种暫時的“雌伏”，以忍受暫時的退卻來謀將來最大的進展，這和獻媚外敵、屈辱投降并不相同。（３）對日諒解、和緩有以夷制夷的功能。期望日俄雙方火拼，讓中國免于戰禍。歷史證明，蔣公在國際上廣交朋友，聯絡友邦，借以制衡日本的外交策略是正确的，打中了日寇的痛處。（４）和談是為了延緩日軍進攻、阻撓汪精衛成立偽政權或為了延緩日本政府對汪政權的承認，兵不厭詐，戰場上固然虛虛實實，談判桌上何嘗不是如此。（５）這些談判，不是如人們所理解的反映出蔣介石對抗戰的動搖，更多反映的是國民政府對日本和汪精衛的一种斗爭策略。（６）借談判探究日本真相，虛以委蛇以分化其國內主戰反戰之勢力，且破坏日本組織統一的偽政府。

不過，從楊天石的著作，人們可以知悉，蔣公身邊的确有些大員忙于對日妥協。例如一九三八年五月孔祥熙的代表宋靄齡、賈存德与日本人萱野反复會見，旨在解散國民政府、逼蔣公下台。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德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轉交日本的講和條件時，孔祥熙就力主接受。孔出任行政院長后，仍常對抗戰前途表示悲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漢危急時，孔在國防最高會議上力主對日妥協。近衛內閣聲明不以重慶為對手后，十二月九日在黃山官邸議事，蔣公主張堅持抗戰，但孔祥熙卻表示要考慮和議，并以敵將攻黔為可能，甚至一度要求邀羅斯福總統調停中日戰爭，引起蔣公惱怒。這一切證明，近年有人長篇大論為孔祥熙涂脂抹粉，是歪曲史實之舉。

卅年代“抗日”反蔣兵變均系聯日反蔣

（五）從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保藏的胡漢民晚年往來未刊函電可知，九一八事變后，胡漢民曾廣泛聯絡各方力量，秘密組織“新國民党”，積極謀划以軍事行動推翻蔣公領導的國民政府。卅年代的許多所謂“抗日”反蔣事件，如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閩變、孫殿英西進、陳濟棠叛亂等，背后都由胡漢民操縱。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前台有汪精衛、孫科、陳濟棠、許崇智、李宗仁、古應芬、陳友仁、白崇禧、唐紹儀、鄒魯、鄧澤如、肖佛成，后台執鵝毛扇的則系胡漢民。九一八后，胡漢民等通電取消廣州國民政府，但仍留居香港，成為西南方面的精神領袖，使宁粵對立局面一直延續到一九三六年，長達五年之久。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蔣公下野，孫科接任行政院長。一二八后，孫科密電胡漢民，預計南京政府將會崩潰，建議胡在南方建立“相當組織”，以取代南京政府。自一九三二年起，胡漢民陸續派出使者會見劉湘、鄧錫候、田頌堯等，組織西南反蔣聯盟。三月，馮玉祥密函胡漢民，要求閩、贛、湘、鄂等省聯合舉兵。九月，胡漢民派曹四勿赴泰山，發展馮加入新國民党，并提供經費一百万元。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胡漢民函陳嘉佑、程潛云、以賢初（蔡延鍇）為總師之任，渠以抗日為倒蔣，如能出武漢，北局有變，一切正可相机而動。五月廿六日馮玉祥、方振武起兵反叛中央，卅一日胡漢民向馮撥款，密電指示馮“先就北平擒拿何應欽、黃郛，即行討蔣以抗日。“接著，胡漢民派肖佛成游說南天王陳濟棠，謂討蔣不但可以救國，亦且可以鞏固你個人地位”。胡死后四個多月，陳濟棠起兵叛變中央，即系肖所曰“大覺悟”的后果。馮玉祥兵敗后，馮部吉鴻昌、方振武公開揭起反蔣旗幟，進攻中央控制的冀東，胡漢民即以廣東后援會名義撥給方部軍費五万元。在閩變發動之前，李濟深派其弟弟李濟汶持函會晤胡漢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時響應，共同討賊。”并對閩中各事隨時加以指導，可見三十年代地方軍閥反叛中央的行逕，胡漢民無役不与，且都是核心人物。此外，張學良游歷歐洲回國途中，胡漢民在香港約晤，動員張加入反蔣行列，張表示“已下決心為將來北方之主動、目前則仍与汪、蔣溥衍，免其猜忌”，可見張學良是個投机游移份子，他晚年對唐德剛其人盛贊胡漢民，話出有因。只因蔣公迅速任命張學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他才暫時擱置了叛亂的念頭。從哈佛所藏胡漢民函件中可知，那段時間胡漢民与閻錫山之間信使往來頻繁，和楊虎城也早有聯系。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胡漢民致電孫殿英，指示孫“鞏固宁夏，進關甘肅”，即會同共軍、楊虎城西北軍摧毀回軍；胡漢民又電妻兄、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陳融撥借廿万元給孫，然楊虎城起兵前孫殿英已兵敗下野。方振武失敗后，胡漢民又派熊克武去天津活動，准備設立“北方軍事委員會”。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胡即在香港創辦《三民主義》月刊，作為反抗中央的輿論机關，直至一九三五年三月，胡漢民決定出席國民党五全大會之時，仍然密告堅決反蔣的西南派何世禎等人：“必須掀起更大的風潮，形成分裂、對抗、乃有效果”。以上种种陰謀活動表明，胡漢民絕對不是“相當正派”的政治人物，這就無怪乎蔣公日記上屢次出現“胡專欲人為其傀儡而自出主張，感情用事，顛倒是非，欺罔民眾，圖謀不軌，危害党國，投机取巧，毀滅廉恥，誠小人之尤其也”“挑撥內部，詆毀政治、曲解遺教、欺惑民眾”“破坏党國、阻礙革命”等強烈憎惡的詞句。胡漢民策動了抗戰前中央与地方連綿不絕的戰事，導致內耗嚴重，于是日寇乘虛入侵。他切齒痛恨蔣公，是因為胡适、羅隆基等教授掀起人權運動，要求迅速制訂憲法，蔣公鑒于中原大戰雙方傷亡四十余万，瘡痍滿目，痛定思痛、乃決心還政于民、赦免軍事、政治犯，制訂約法，廢除指定与國選民代制度，然而胡漢民竭力反對制憲，認為孫中山一切遺教就是成文的憲法，致使國民党三屆四中全會不歡而散。胡漢民以立法院長身份公開誹謗行政院，還在重要法案審議過程中多方阻撓与刁難，以致某些要案有擱置一年而不得通過者。楊教授認為蔣公前述舉措“是在向著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而胡漢民則“將孫中山遺教絕對化，不懂得現代的民主和法治，卻又企圖運用現代的多權分立制度來反對獨裁”，可謂鞭辟入裹，入木三分。

胡漢民是地方軍閥反叛的總策划

（六）楊教授另一段高蹈獨步的議論是：“一方面反帝，一方面又希望從帝國主義得到援助，這是胡漢民的悲劇”。具體例證是：閩變失敗后，日方不斷派人到香港聯絡胡漢民，表示愿提供武器金錢以支持胡漢民當總統，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派唐寶鍔赴粵，表示愿提供軍械并借款五千万元供粵方出兵“討伐”南京國民政府。只因胡漢民死得太快，他沒有親眼見到粵方“討伐”中央政府的一幕，他生前屬意的閩變頭目陳銘樞是得到日方援助的，他死后十九日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背叛中央，那确實是拿日本人槍炮來屠殺自己同胞的聯日叛國行逕。廣東省与宁縣政協文史委員會一九九０年推出的《李洁之文存》也證實了兩廣軍閥勾結日寇背叛國家的卑劣行逕。李文提及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勾結日寇。一九三二年秋，日本軍部曾派日輪兩艘滿載軍火、飛机駛入黃埔交給桂系接收；廣東軍閥陳濟棠則于翌年接受日本軍部贈給的村田槍、毛瑟槍一千枝、子彈廿万粒，還有几門山炮。凡此都說明、李、白、陳与日閥勾結由來已久，所謂“抗日救國”實際是掩耳盜鈴。李洁之還揭露，一九三六年陳濟棠叛亂前，先派其兄陳維周与日本駐粵領事聯絡，經日方表示支持后，才揭起“反蔣抗日”大旗。六月二日，李陳以“抗日”名義公開發動叛亂后，陳濟棠禮聘日本軍官百人分派到陸海軍充任顧問，其中三十人經由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派員帶領到天河、白云兩机場視察設備情況，引起空軍官兵極大憤慨，遂种下了日后黃光銳率部起義歸順中央的因由。

李洁之早年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連長，歷任虎門要塞司令、廣州警察長、四戰區中將兵站總監等職，一九四九年在与興梅地區保安司令任上降共。一九五七年因言論獲罪戴上右派帽子、四人幫覆滅平反复出當過五年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八三–八八）。他是經歷辛亥、反袁、護法、北伐、抗日、戡亂諸役的“活字典”，其回憶錄基本可信。

陳濟棠軍叛變邀約日軍夾擊中央軍

此外，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系鐘卓安教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推出的廿五万言《陳濟棠》書也确認“宁粵矛盾的爆發點，是由胡漢民引出來的他确定的‘對中央行為均表反對的反蔣原則’和要与南京政府實行均權的理論，對陳濟棠和李宗仁等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此陳濟棠樂意為胡漢民支付在香港生活和活動的經費”。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晚陳濟棠召集的近二十人擴大軍事長官會議上，陳維周一語道破粵桂所寄望的外援秘密，說他“已就兩廣反蔣事与日本駐廣州領事接洽，并取得了日本軍方的諒解，表示愿意支持我們的行動”。這就是來往函電中所謂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策略。五月卅日，陳濟棠在歡送麾下將領回防的晚宴上說：“友邦（日本）軍方也已聯系好了，答應派出軍官來協助我們，他們還可以在華北方面加重對蔣介石的壓力，使蔣腹背受敵。這樣有利的時机，不干何待？”兩日后即宣布舉兵反抗中央。陳濟棠認為，在日寇踐踏祖國河山的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旗幟就是“抗日”，所以鐘教授說：“陳濟棠說的抗日，幌子而已，其目的是要把矛盾指向蔣介石，而非日本”。鐘教授還揭露早在一九二九年“日本軍部便通過親日派的肖振瀛、王乃昌与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聯系。一九三一年陳濟棠聯桂反蔣后，李宗仁即派王乃昌到香港与日本駐港總領事原田等來往，日本駐廣州領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也經常出入位于廣州東山馬棚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宁見白崇禧。而后，雙方接触日益頻繁。連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都承認‘九一八以后兩三年內，日本軍政商學各界要員來我私邸訪問的，多至百余人。’桂系方面既派人到日本學習飛行技術和購買軍火，也聘請日本軍官前來廣西軍官學校、民團干部學校、航空學校等軍事教育机构出任教官、助教和顧問等。陳濟棠利用李、白的渠道，同樣向日本購買軍火和接触官員，還派中校以上軍官多人和廣州公安人員多名，分別到日本、台灣進行軍事和警政考察。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務机關長土肥原賢二南下廣州与李宗仁、陳濟棠密商兩廣出兵倒蔣，日本則出兵華北以牽制蔣介石兵力，使他無力南顧兩廣兵事，從而使陳李兵力能順利從湖南經武漢而東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圖，如果南京中央政權易手于親日的兩廣實力派，日軍則可輕易占据黃河以北。据李宗仁的參謀長張任民回憶，李宗仁當時默認了日本這一陰謀，土肥原因此從廣州到了廣西，并在与白崇禧商妥協議后，滿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積極准備以“抗日救國”為名的反蔣軍事行動。“六一事變后，陳濟棠又請來一百多名日本軍官，住在廣州新亞酒店和沙面某旅館，請他們分赴東江、北江地區和廣州天河机場視察軍事，還擬派他們出任廣東陸、海、空三軍顧問，以協助指揮反蔣戰爭，甚至派陳中孚、潘宜之赴日本，要求日軍進占華北，搔擾閩南，借以牽制南京政府。顯然，西南的抗日反蔣運動之“抗日”是假，反蔣是真。為了推翻中央，他們甚至不惜“聯日”的本質，在此昭然若揭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喜多誠一少將對報界談話中，居然承認桂省軍隊內有日本教練，也不否認對桂出售軍火因此可以說，正是日本人的支持与慫恿，增強了陳濟棠他們的反蔣勇气，才敢于在自己的旗幟上涂寫“抗日”的字樣。

中山艦事件　蔣公蒙冤七十五年

（七）中山艦事件七十多年來，一直是中共丑詆蔣公的一個重要話題，所有的大陸歷史教科書都說“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蔣介石命令海軍局調派兩艘軍艦開赴黃埔听候調遣，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共產党員李之龍率艦于次晨到達黃埔。廿日凌晨，蔣介石以中山艦‘有變亂政局之舉’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然楊天石教授以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應僧、陳公博、張國濤等人回憶錄、季方報告、黃珍吾報告、歐陽鐘報告、陳孚木回憶錄等等查明，蔣公根本沒有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過調艦命令，矯蔣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鐘，幕后主使人是西山會議派、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福、孫文主義學會這三方面，而歐陽鐘的后台是其叔、孫文主義學會骨干、海軍官校副校長歐陽格；是“歐陽格与王柏齡定計，一面唆使侄儿矯令，一面向蔣公謊報李之龍謀叛，其結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艦事件”。事后，蔣公查出事涉歐陽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歐被蔣公下令處決。事發時，蔣公日記表明，他以為系汪精衛擺布与陷害，欲讓李之龍出動中山艦綁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后，蔣汪之隙已成，且綿延十一年，其間蔣汪時分時合，最后導致汪氏投敵叛國。（編者按：楊教授在這里可能因不便揭露蘇俄和中共的幕后行徑，而只能將策划中山艦事件的責任點到歐陽等人為止）

以上种种表明，在國民革命几十年艱苦歷程中，蔣公受了很大委曲，終其一生都沉冤不白，而他身邊确實潛伏了不少居心叵測的坏人与陰謀份子。在對日抗戰的艱難困苦歲月中，他身邊的文官武將多數都主張對日媾和（投降），但他臨危不懼，以大智大勇領導全國軍民前赴后繼，終于戰胜強敵。此后于內戰中失利，退居台灣，主因是抗戰十四年大喪元气，金融政策受共諜誤導等等，其根本原因乃是人謀不臧，然其“以國家興亡為已任，置個人死生于度外”的浩然正气，是任何篡改歷史者所抹殺不了的。近年中共因對外開放，經濟發展明效大驗，自信心隨之提升，不必借篡改歷史來壯膽，于是楊天石等人便有机會面對科學，弄清歷史，寫清史實（編按：并非自信心增強，而是民間反思潮流洶涌，已然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之謂也）。在大陸的現實政治環境下，這無异是鶴立雞群，獨具慧眼，中共党史与理論權威胡喬木生前贊譽《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編按：這在楊天生石教授雖為“不得已”，在胡喬木則為再一次有心誤導，以為中共開脫歷史罪責），便顯示楊天石著作在中共高層有識之士中已享有口碑，而楊氏的其他近代史論著，當也可作如是觀。

──原載《黃花崗雜志第五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