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1日報導】十四年前的六月三日晚上，由於過度疲勞，我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工自聯的帳篷裡睡著了。當有人把我叫醒，說解放軍開槍了，我先是不信。當聽到外面一聲聲清脆的槍聲時，我仍然以為那是橡皮子彈。但當我走出帳篷，抬頭一望，我張著眼睛驚呆了。子彈劃出的一道道粉紅色彈道布滿了漆黑的天空。那是真槍實彈。不過至此我仍然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怎麼也不信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會向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

十四年過去了，那漆黑天空中看到的粉紅色仍然好像是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十四年間，至少每年”六四”這一天，我總還會問我自己一個相同的問題：那天晚上我對解放軍戰士向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為什麼那麼吃驚呢？我相信有太多中國人跟我有同樣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答案也就越來越清晰了。原來我們大部分人在下意識裡都會以為，無論在任何環境下，人都有足夠的良知控制自己，以使自己不做出反人性的行為來。解放軍戰士們作為人，我們也就自然而然地以為他們也有足夠的是非判斷能力，並相信他們絕不會幹出向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開槍掃射這種反人性的事來。

但是，殘酷的事實告訴我們：人是不可靠的。當環境條件具備時，人是多麼輕易地便會走向自我良知的反動，多麼輕易地便會做出反人類的行為。我們見到的還不夠多嗎？毛澤東以謀求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為己任，卻搞出了”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最後更為了維護個人的權力，不惜導演出文革歷史悲劇。文革的疑惑到底會禍害多少代中國人？至今仍難以估計。鄧小平以中共改革開放第一人登場，第一個提出要法制、不要人治的口號。但當輪到他自己要受到法制的約束、太上皇的地位不保的時候，便不惜調動幾十萬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和平民百姓，最後更以”六四”屠殺儈子手的角色向歷史謝幕。朱□基當初上台時多麼慷慨激昂，什麼懸崖峭壁、地雷陣；什麼給貪官準備一百口棺材，給自己留一口。可到最後，這個一度曾成為中國人心目中青天大老爺的所謂鐵面宰相，不但任內對貪污腐敗束手無策，而且其推動的國有企業改革、農村稅制改革和公務員體制改革，無一不變成了貪官污吏們打著改革名義，行貪污腐敗之時的保護傘。

人之不可靠，人多麼容易便會走向自己良知的反動，由此應該可見一斑。而事實告訴我們，人的不可靠和經常走向自己良知的反動這種傾向，原來是人性中固有的東西。毛澤東也好，鄧小平也好，朱□基也好，以至包括我們所有的人在內，當環境條件具備的時候，沒有人可以避開這種傾向。

對於新一屆政府，從國家主席胡錦濤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以至下面的部長們，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與過去江澤民時代不同的行為方式。不過，我們同時也必須警醒：人換了，制度依舊。那個製造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以至朱□基的制度並沒有變。十四年前，解放軍對手無寸鐵平民的集體屠殺，十四年後只是變成了對像孫志鋼這樣沒有暫住證人口在收容所裡的殘害；十四年前對參與遊行示威者的清算，也只是變成了今天對參與遊行示威、爭取自身生存權的工農大眾的迫害。

那麼在制度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又有什麼理由相信，今天的胡錦濤和溫家寶不會走向他們自身良知的反動呢？我們說，中國能否走出”六四”的陰影，答案在於制度改變；新一代中共領導人能否走出一條新路來，關鍵也在他們有沒有膽量改變制度。

(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