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0日報導】（中央社記者張謙香港特稿）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已逐漸遠離香港。疫症傳染高峰時，曾引起港人極度恐慌和憂慮，不少人需要心理輔導。但香港一些學者認為，不少民眾並未正確認知SARS，以致高估其風險。為此，研究SARS如何影響社會心理和民眾信心的學者，提出了建立風險評估參考機制的新概念。

為了解香港及大陸民眾對SARS的風險認知（RiskPerception）及反應，中文大學市場學系教授賈建民於四月底至五月中在香港、北京、廣州、上海和成都訪問了八百三十七名大學生，比較各城市的大學生對SARS的風險認知和反應的差異，以探討公眾對SARS高風險意識的構成因素和各種誤解，從而對危機管理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議。

調查結果顯示，談到 SARS 時，大陸的大學生首先聯想到的是死亡，然後是隔離、傳染和口罩；香港的大學生則首先聯想到口罩，然後是醫護人員、受 SARS 嚴重衝擊的淘大花園和死亡。

其他具體調查結果包括：

─五個城市的受訪者（75-93%）都把 SARS 看成是未來一年威脅本地人民生命安全的頭號大敵，擔心它會捲土重來。

─各地受訪者普遍高估自己感染 SARS 的可能性以及感染後死亡的可能性。在香港、廣州和成都，大約有百分之四十的受訪者曾經懷疑自己感染了 SARS。這些恐懼心理的體驗，使他們對感知的發病率產生巨大的放大效應。

─女性比男性感知的風險和威脅要大。例如，五月中旬，香港的女性（2.9%）對自己感染 SARS 可能性的估計比男性（1.3%）高出兩倍多。因此女性會受到更大的心理衝擊，使她們做出更多的過度反應，例如洗手更頻繁、更多的人使用藥物等。

─悲觀的人感受到的風險度比樂觀的人平均高百分之三十，因此他們感受到的威脅也更大，採取的應對措施也更多。

─在政府公佈的疫情數據中，新增個案數、新增死亡人數和新增治癒人數對公眾風險評價的影響最大。另外，公眾最關注那些與自己關聯性強的資訊，例如周圍認識的人和所在學習和生活環境有無患者。

─令公眾對 SARS 產生恐懼心理的來源有三類：一是 SARS 病毒的快速致命性及強傳染性；二是對 SARS的不確定性感受，包括 SARS 病毒的潛伏期、致病原因不清楚、治療效果的不明確以及是否有後遺症等；三是各種環境因素的影響，包括傳媒的報導、帶口罩人數等。

─這場 SARS 災難給大學生的學習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香港（67%）和北京（57%）。對於大陸的四個城市，有少部分人（10.3-16.3%）對未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降低了，而相當一部分人（32.6-48.4%）認為自己應對和處理風險的能力加強了。

─香港的大學生對未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降低的人數比例最多（51.2%)，應對和處理風險能力提高的人數比例最少（28.3%），對本地未來社會經濟發展前景抱樂觀態度的人數比例最小（37.8%）。

─香港的大學生戴口罩的比例最高（96%），成都的大學生有最多人喝中藥抗炎（72%）。大陸的大學生在過去一段時間都在刻意減少與其他人的接觸，例如互訪、聚會等（74-80%），盡量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73-95%），減少購物及外出用餐次數（81-92%）。

─廣州的大學生對當地政府公佈的疫情資料的信任度最低（27.9%）。絕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表示對政府採取一定的強制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香港（93.7%）和北京（82%）的大學生。上海有最高比例的受訪者認為當地政府對 SARS 的控制措施是有效的（71.5%）。

對於上述調查結果，賈建民向中央社記者指出，它基本上顯示出民眾未能理性對待類似 SARS 等不確定性病毒的爆發，高估了病毒的影響，以致反應過度。

他表示，過去的風險研究顯示，公眾往往高估小概率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而當市民感到恐慌、威脅和無助時，這種效應尤其顯著。

據分析，在風險評估中，公眾心中往往缺少一個合理的參考機制，以至於對 SARS 這種新的風險的評估失去理性。例如，香港每年因（一般）肺炎而死亡的人數就超過三千人，是目前香港因 SARS 死亡人數的十倍；而肺炎早已是香港的第四號殺手。

此外，公眾對負面數據（如感染率、死亡率）的敏感度要比對正面數據（如治癒率）的敏感度高，因而負面的資訊也更多地影響著公眾對風險的評估。

為此，他認為，有必要建立風險評估參考機制，讓市民今後遇上類似情況時，可以理性面對，避免誤解，做出合理評估。所謂的風險評估參考機制，核心重點是政府加強與民眾溝通，透過宣傳或媒體向民眾公布更多客觀的參考數據。

他高度贊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這次公布 SARS 數據的做法，譬如每天公布感染和死亡人數，極具透明度。此外，特區政府宣傳戴口罩、勤洗手等預防措施也非常成功。調查顯示，香港的大學生有百分之八十四點二的受訪者相信政府的宣傳：「只要及時治療，大多數SARS 患者都是可以康復的」，比大陸的大學生對這一問題的比例（45.7-68.6%）高出許多，這證明特區政府的宣傳是有效的，也正面地影響民眾的意見。

他指出，處理危機貴在神速，如果資訊報告不準確，傳遞管道不暢通，就會失去與危機進行抗爭的最佳時機，讓社會付出慘重代價。

但他認為，特區政府能夠做的地方還有。

他指出，公眾對 SARS 的高風險意識和威脅感主要來自於 SARS 的各種不確定性和不可控制因素。根據調查，受訪者對 SARS 患者康復後是否有後遺症和傳染性的問題就存在極大疑慮，社會上也有人歧視 SARS 康復者。

要減少或消除公眾的疑慮，特區政府可以公布SARS 病人康復後的情況以及相關的醫學研究成果；強化治癒率和新增治癒人數的宣傳是很有必要。

據稱，在 SARS 肆虐香港期間，賈建民就曾根據風險評估參考機制的概念，建議有關方面介紹 SARS 病人康復後的正面情況，而他很高興看到電視上已開始播放類似宣傳短片。

他也建議政府應該公布 SARS 與一般肺炎數據，讓公眾做出對比，了解實況。

對於有人指出，如果政府過份發放正面訊息，可能會降低民眾的危機意識，賈建民表示，這種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解釋，一個合理的風險評估參考機制並非要政府過份降低或誇大問題的風險，而是列舉多一些數據作對比，以便民眾做出合理評估。

他強調，當局疫情得到控制後，政府傳達的正面訊息對恢復社會信心、消除誤解尤為重要。

他說：「我們有必要向公眾指出這些風險認知的誤解，幫助市民回歸理性，特別是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後。政府和有關機構應該建立起風險溝通的各種有效機制，幫助市民正確地評價 SARS 對人類的威脅性。對 SARS不必恐慌，也不要大意。」有人認為，SARS 對香港經濟固然帶來巨大創傷，但一些學者更感關注的是它對社會心理和民眾信心的衝擊，並提出如何重建港人信心的建議。假如政府能夠加以吸收，不但有助於恢復港人的信心，也可以令政府在下次危機中如何處理好與民眾之間的溝通關係，為管治帶來新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