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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9日訊】

這是公元2003年五月。北京，一座鬼城。悄沒聲息，鬼影幢幢。

沒有了往日的喧鬧。沒有了五一的鮮花，沒有了五四學子的激憤，沒有了14年前五月廣場百万人流的汪洋恣肆，沒有了王府井的摩肩擦踵，沒有了揪人心肺的堵車長龍，沒有了北京人那令人神往的侃山吆喝…。五月的北京，荒城一座。空空如也。

這是北京城史無前例的景觀，戰爭沒有，政治運動沒有，沙塵暴沒有，任何災變都沒有令北京出現如此奇觀。

風風雨雨而大難不死。天子之都北京，曾經滄海難為水。她見證過李闖入城、崇禎自縊；見證過清軍破關、長驅虜掠；見證過1860年圓明園的沖天大火；見證過1900年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不可一世的慈禧倉皇西逃；見證過清帝遜位；見證過1919年五四火燒趙家樓；見證過1937皇軍鐵蹄；見證過1949兵臨城下、傅作義拱手獻城；見證過1966文革遍街抄家、批斗、打人、殺戮以及山呼万歲；見證過1976年的惊心動魄：周逝朱去，清明節白花、詩海和人潮，唐山地震的沖擊波和毛皇駕崩；見證過1989年的歌哭生死：天安門的百万人海和長安街的鐵甲橫行、飛彈呼嘯。什么樣的大災大難大風大浪她沒見過？天塌地陷，滄海桑田，她目睹了，她經歷了，她站住了。俱往矣。城在人在，街市依然。

然而，今天，鬼使神差，喧嘩的京華，人去街空，如此落寞景象，或許只有1989年六四之后鬼气森森的几天差可比擬。

何物致之？一個看不見、摸不著，來無影、去無蹤的東西。

它的名字叫薩斯（SARS）。

一個隨風飄蕩的幽靈，一個巨大的死亡陰影，籠罩在這座城市上空。“黑云壓城”。北京終于被壓坍了，被一根沒有重量的“稻草”。

驕傲的北京人哪里去了？躲家、逃亡、被隔、被防、被躲、被拒。一個京郊村庄的村民，挖斷道路，阻止高貴的北京人進村。昔日的歧視者，如今變為被歧視者。北京人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瘟神”。先有外國媒體標題赫然在目：“世界隔离中國”。后有國人以實際行動昭示天下：“中國隔离北京”。

北京城，北京人，城何以堪，人何以堪？ 薩斯北京，北京人的劫運。

不過，慨嘆之余，在北京人橫遭此天災人禍之際，亦不妨想象一下薩斯的可能導致的社會与精神后果。

薩斯，也許是北京命定的精神洗禮，或許會成為靈魂的清洁劑。它如電閃一樣豁然凸顯了人類在自然界依然脆弱的處境，它也無情撕破了我們社會那些惺惺作態、虛情假意。借助薩斯的生死一線的超強刺激和震撼，或許能激活北京人甚至中國人已近麻木的神經。這一精神激蕩，敦促我們，敦促北京人反省自身的原來的倨傲態度和行為、反省居高臨下的潛在心理態勢，特權城市的虛假繁華，以及不公不義的社會結构。中國人是否可以通過這一死亡風暴，推己及人，精神升華？在“后薩斯”時代，經歷過震撼、屈辱、歧視、躲避的北京人，是否能在今后面對那些農民工、盲流、弱勢人群時，多出一份設身處地的謙卑情怀，涌出一份同病相怜的人道精神，化成一片悲天憫人的佛門胸襟？

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一批人曾醉心于法國左翼哲學家薩特等人關于“他人即地獄”的形而上洞見。它被認為是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人際關系的本質。然而，恕我直言，它不過是“叢林法則”另類形象表述而已，而“叢林法則”本身，雖然迄今仍為一些人津津樂道，但其不足以概括人類社會是顯而易見的。否則，人類社會就与動物世界毫無區別了。而二者的區分是昭如日月的。顯然，人類社會所遵循的，還有其他一些基本法則。因此，對正常社會而言，“他人即地獄”，雖振聾發聵，亦不過是一种激憤的偏頗之見而已。

但是今天，“薩斯時代” 突然降臨，人們發現，“他人即地獄”的世界正赤裸裸扑面而來，但已消除了任何形而上的超越气味，直接訴諸形而下領域，訴諸肉身，訴諸生理、訴諸物質接触，訴諸空气流轉。它把非常時代人類關系的殘酷真相呈現了出來。薩斯一顯身，人与人之間，突然爆發了恐懼性的張力，產生了莫名的隔膜感，出現了絕情的疏离感，誕生了直觀性的异化。

原因無他。薩斯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有無城市戶口，不管你官至几品，不管你是美是丑，聰明愚蠢，有權無權，有錢無錢。它逢人便薩（殺）。“薩”著你就讓你惡魔附身。于是，任何人都可能是惡魔化身。任何“他人”都可能是潛在的“地獄”。

當信息之路封鎖，薩斯之路就暢通。因為此時薩斯的化身載體更加無跡可尋，無路可追，無形可堵。它八方出擊，防不胜防；它神鬼莫測，無蹤無影。如入無人之境，伏尸千里，“薩”人如麻。

于是，人人惊恐，人人防備，人人監督人人，人人怀疑人人。人与人之間的隔离出現了，區域性歧視出現了，社區聯防自保出現了，离奇謠言出現了，甚至患病者被活活燒死的事也風傳出來了。如果薩斯繼續肆虐，假以時日，尚不知有多少奇形怪狀會破土而出？

薩斯時代，已經顛覆了正常社會的部分倫理。瘟疫泛濫歷來是公共事件，而不屬于純粹的私人領域。倘若你是薩斯攜帶者，你的身體就是人類公敵。公共机构就有權處置。它不再受隱私法律的保護。它必須听從公共机构的安排。你必須把你的身體看作客體，看作公共机构依法處理的對象。在此時，与常規時期的要求相反，我們應當真正實現靈魂与肉體的二元論，真正實現身与心的徹底分离。對薩斯患者，在精神上，理當獲得平等待遇，應該保有其人格尊嚴。但其身體，卻已經喪失了這份權利。它只是醫學研究的對象，公共机构管理的物品，他人必須隔絕開的病源。“合二而一”不再是靈魂与肉體的宿命。二者已經徹底分离。靈魂歸上帝，諸魂平等；肉體歸醫生，依病分類。值此人類命運的險惡時刻，薩斯病患者將面臨更高的精神要求。他們需要有一种更加超脫的心態，需要有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去坦然克服常規的觀念和心理定勢。而其精神境界，有可能在此慘烈的過程中獲得某种淨化升華。

縱覽歷史，當瘟疫肆虐之后，其巨大的刺激和震撼，對人類精神，對依慣性運行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构都產生過極大的沖擊，從而誕生了正面的歷史后果。承接大災難降臨的，往往是一個較以往更有生气較為寬容和豁達的社會，并呈現出嶄新的社會結构。譬如曾經導致歐洲三分之一多人口死亡的“黑死病”（鼠疫），就間接促使了東羅馬帝國的崩潰，從而迎來了作為世界現代文明先導的歐洲近代文明，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薩斯之后，中國的前景如何，取決于中國精神對這一災難的回應。經歷生死煎熬的地獄之火，國人的靈魂能否獲得拯救？尚在未定之天。筆者不敢冒然預言歷史金苹果的必然墜落。因為我們的美夢，一次次地幻滅；我們的机會，一次次從身邊滑過。教訓實在太多太深，刻骨銘心。以至絕望已經成為我們的心理本能。不過，我仍然愚蠢地愿作最后一次祈禱和幻想，不為自己，只為我們的子孫。

公元2003年五月于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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