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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7日訊】明代名臣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清代皇帝雍正的攤丁入畝，都是針對苛捐雜稅、讓鄉村休養生息的稅制改革。朱鎔基仿效他們，於2000年2月在安徽試行費改稅，試圖減輕農民負擔。

當年負責推動費改稅試點工作的副總理溫家寶，於今年3月接任總理。他把費改稅列為內閣農村工作的重點。在4月3日國務院召開的會議上，他聲稱”農村稅費改革是涉及全局的一項重大改革”， “確保改革後每個農戶的負擔水平都有所減輕”。他的期待面對很大的障礙，是否能像他說的”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避免減輕負擔的良好願望適得其反，令人有疑慮之處。

負擔過重

現在中國鄉鎮政府的經費不列財政預算，而全部向農民攤派，這是當代全球政權中罕有的怪事。鄉鎮政府及其後面的縣政府，隨心所欲巧立名目，向農民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令農民在田賦以外承受沉重的負擔。1991年12月，國務院下達92號命令，規定向農民攤派村提留、鄉統籌款項，以上一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為限。

後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幾乎年年都發紅頭文件，從”緊急通知”到”關於緊急通知的緊急通知”，所有紅頭文件都不靈光，鄉鎮和村幹部的攤派越來越重，他們動用”專制隊”，到農戶抄家，搬走糧食、雞蛋、家具，變賣抵攤派款。攤派所得的一大部分成為幹部的薪金、獎金、吃喝費用，有些幹部竟是”吃喝嫖賭靠攤派”。

朱鎔基主導的費改稅，把鄉鎮的攤派費用與農業稅並在一起，按農民承包土地的田畝，以高於前述5%的比例統一抽稅，禁止額外攤派。這種規範收費的改革，在安徽、江蘇試點的推行初見成效，農民全年的總負擔減少了。

費改稅的突破，在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於去年冬宣佈，鄉鎮政府停止向農民攤派鄉、村兩級中小學教育經費，改由政府編列預算為主要籌資途徑，縣政府負責統一發放，這是稅費改革的一個亮點。

但是，費改稅的初始成效非常脆弱，在吏治腐敗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下，農民稅外的負擔不久便加重。

鄉村幹部的”對策”，可歸納為四類，一是誇大農民承包土地的面積，以增稅收﹔二是巧立名目向小孩打主意，透過中小學向學生收取高額款項，甚至收課桌費，很多學生一學期要交五百元雜費，比原來重二、三倍﹔三是在農業稅外另闢財源，如向農民徵房屋”地皮費”，一年就是數百上千元，而貧困鄉村的農民人均收入全年只有一千多元﹔四是搭車收費，登記結婚者要繳生豬屠宰稅、結婚綠化費，這也是全球政權史上的大笑話。　　　　

鄉村政體改革

費改稅是利益格局的大調整，鄉村幹部是既得利益集團，自然也是改革的最大障礙。

費改稅能否全面推行並成功，關鍵在於實行鄉村的政治體制改革，改革應有四大內涵。一是放棄毛澤東的專政論，不應再視鄉村政權為專政機構，把鄉村政權改為縣政府精簡型的派出機構，為農民提供行政、科技、衛生服務﹔二是大幅度合併鄉鎮和村，裁減”吃皇糧者”﹔三是讓農民自組農會維護權益﹔四是建立和健全真正保護農民權利、讓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法律體系，使社會走向法治軌道。　　

在中共十六大期間，溫家寶提及歷史上的稅費改革，往往走向改革目的之反面，即明清思想家黃宗羲說的”積累莫返之害”──所謂”黃宗羲定律”。胡錦濤、溫家寶如決心”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必須由鄉村政改的起步，並有知難而進的魄力。

本欄發表的純屬學者專家自己的意見，並不代表BBC的立場。

──原載《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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