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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6日訊】1929年7月31日，張孝若寫信給胡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現在政府對老百姓，不僅僅防口，簡直是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前月看見先生在《新月》所發表的那篇文字，說的義正詞嚴，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個抱不平，不問有效無效，國民人格上的安慰，關系也極大。試問現在國中，還有几位人格資望夠得上說兩句教訓政府的話？像先生這樣的要說便說，著實是‘鳳毛麟角’了！現在最不堪的，是人格破產，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弄錢，上行下效，變本加厲，与廉洁二字确成背道而馳，恐怕要弄到只有府門前一對石獅子干淨了。”

武人蔡鍔反對袁世凱稱帝是“為國民爭人格”，文人胡适在《新月》批逆鱗、爭人權照樣是“國民人格上的安慰”。在李尚平、孫志剛這些小人物慘遭橫禍的時代，誰能給“國民人格上的安慰”？當湖南鄉村教師李尚平因為仗義執言而被蓄意謀殺時，舉國上下，除了《南方周末》等極少數几份報紙報道了真相，除了网絡上的憤怒和悲傷，面對一個青年教師的死，偌大的教育界，多少名流貴人們竟無一人公開說一句公道話，也沒听說有教育界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議案。李尚平慘死，同時死去的還有正義、良知，欲求“國民人格上的安慰”而不得。

這次孫志剛因為沒有暫住證而遭收容、喪命，消息傳出，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拍案而起，以一個教師、一個母親、更是一個公民的身份寫下了那篇正气凜然的檄文。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陳興良教授也譴責了“完全喪失正當性和合法性”的“收容制度”。

她們的聲音，不僅安慰了孫志剛的在天之靈，更是“國民人格上的安慰”。那些有地位、有名聲的人，面對無辜生命的喪失，面對邪惡的謊言，更應該挺身而出，他們對這個社會負有更大的責任。1923年，地質學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學發表講演，提出“少數人的責任”，呼吁知識分子負起更多責任。如果每個人都苟安在自己溫暖的屋檐下，惡劣的社會風气、与現代文明不相容的舊制度又怎么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台。

苟且偷生、奴顏卑膝的“作家”、“大師”“學問家”再多，也絕對不會給一個民族增添絲毫的榮光，反而只是多几個酒囊飯袋，多几分恥辱。

“犬吠蛙鳴齊頌圣”，除了像舒蕪的詩中所說，他們還能做什么？二千多年以來，一個民族只知道向皇上高喊“万歲”，這樣的時代早就應該結束了。如果今天我們還要喊“万歲”的話，應該喊“李尚平老師万歲”、“高耀洁醫生万歲”、“蔣彥永醫生万歲”、“艾曉明教授万歲”……只有那些帶給“國民人格上的安慰”的人們才值得我們尊敬。他（她）們直面這個千瘡百孔、毫不完美的世界，義無返顧地說出了真話，李尚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蔣彥永醫生、艾曉明教授會不會被“秋后算帳”，還是一個問號。風蕭蕭兮易水寒，相信他們決定站出來的那一剎那，已作好了一切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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