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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6日訊】

主持人﹕楊曉梅

嘉 賓﹕美中地區著名政論家廖中和先生

主持人﹕廖先生您好﹐我們看到現在SARS疫情漫燒全球﹐各個國家包括中國老百姓自己都在批評中國政府對SARS疫情的隱瞞。但自從中國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及北京市長孟學農被撤職以後﹐中國的宣傳形式有了一個很大的逆轉。中央電視臺從開始的低調報道﹐也改成目前以“眾志誠城﹐戰勝SARS”這種特別專輯進行大幅度報導﹐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發揚我們偉大的民族精神﹐齊心協力戰勝SARS。可仔細一想﹐很多人有一個困惑﹕這個最早的肇事者﹐如今怎么又成了救難的英雄了﹖您能不能從您長期對中國的觀察和研究談一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廖﹕好的﹐謝謝你。事實上SARS的問題﹐當然最主要就是中共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去隱瞞。但問題是病情本身並不懂得什么是愛國﹐它也不懂得怎么去配合你。那么你隱瞞不住的時候﹐再來去補救﹐再去做種種這種措施。然後回過頭來只好象變成我有若干人民。當然這想起來是相當荒唐的一件事情。首先本來隱瞞就已經是錯誤了。那么你現在去補救更應該努力的去補救﹐而不必要強調要走群眾運動的這種方式。其實比較實際的採取有科學根據的這種方法還會好一點。

主﹕我們回顧歷史看到歷次運動也都是這樣。一個錯誤發生了給老百姓造成了災難以後﹐對這場災難的製造者﹐老百姓沒有一個反思的機會。轟轟烈烈的運動過後﹐災難制造者的威信反而得到了加分。這是一種什么現象﹖如果說百姓不能從歷次災難中得到反思的話﹐那么在中國的將來是否還會發生象SARS疫情這種情況﹖

廖﹕這個問題可以說是關鍵。你如果不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的話﹐那么就象很名的哲學家喬治‧桑塔那亞講的﹕“你不從歷史中學習教訓的話﹐你就會被指責為重復這個歷史的錯誤”。就中國的這種情形來講﹐就是說﹕一有錯誤﹐尤其官方有了錯誤﹐有人負責當然是比以前好了﹐但是不必說一有人負責就好象官方政府所有的責任全部都沒有了﹐大家全部都要跟着我們來搞運動。假定我的理解沒有錯誤的話﹐中共政權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想法﹐那就是搞運動一抓就靈。那么就科學的東西或者象SARS這種疫情的東西一抓就靈﹐我是蠻懷疑的。

主﹕這裡是不是還有一個新聞報導的真實性和新聞自由的問題﹖在一個沒有新聞機構的監督之下﹐百姓很難知道真實情況。我們看到大陸的很多消息都是通過官方的新聞發布會知道的。我們知道各國駐京的媒體記者也不少﹐可是他們很難拿到第一手資料。不象臺灣的媒體和美國的媒體那樣﹐我們能看到現場的情況。無論醫院封院也好﹐還是如何處理疫情也好﹐大家都有一個了解。可是在中國就看到不到這種第一現場的情況﹐大家不了解政府是如何處置這些SARS病患的﹐因此很恐慌。有人不知道自己得了病會受到一個什么樣的處治﹐隔離後會不會因此就從地球上蒸發了﹐甚至連家人都失去了聯系。百姓肯定會有一種恐慌。因此﹐新聞媒體對事件報導的真實性和透明度也是個關鍵的問題。

廖﹕事實上﹐如果沒有新聞自由的話﹐就等于除了官方以外沒有別的取代的東西可以讓人們心理有所准備。我們再以SARS這個疫情來講﹕假定中國大陸能夠透過自由的媒體來發布﹐那么一般人本身就已經有所警覺。同時另外一方面﹐對官方也施以壓力﹐就會迫使你採取更有效﹐更負責的行動。所以沒有新聞媒體的監督﹐在現代的社會裡來講根本就不是一個健全的政治體制。

從這次SARS病情我們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因為你老覺得隱瞞對你有利﹐如果不好的消息發布以後對國家一定不利。那么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觀點。我到是希望北京的當權者在這次的痛苦教訓裡面能夠學到一些東西。

主﹕對。我們也看到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所說的新聞真實性是同新聞工作者的階級性是一致的”。那么這句話就是說新聞是否真實要看政府的需要﹐新聞完全是為政府服務的。因此新聞不但不敢報導事實﹐而且如果報了不好的消息或對政府不利的消息﹐很可能被認為是叛國﹐或賣國的行為。尤其是在這種民族主義的宣傳下﹐做為新聞工作者的壓力會更大。

廖﹕好﹐你剛才講﹐在大陸人們認為新聞是為政府服務的﹐那么我更要問一句﹕“政府又是為誰服務的呢﹖為在中南海的人服務的嗎﹖還是為一般老百姓服務的呢﹖”如果是為一般老百姓服務的﹐那么新聞自由和政府的功能應該是相符相承的﹐你怎么能總把他看成敵人一樣﹖或者是老排斥﹐因爲苻合我或對我有利才報導﹐這個東西我們從現代社會或現代人的標准來看﹐當然是很荒唐。並且﹐事實上我們過後來看﹐是不是對國家有利呢﹖只是造成更大的損害嘛。所以這一點一定要把這個觀念搞清楚。

主﹕在中國大陸這樣一個特殊情況下﹐政府掌握了所有國家資源。這個政府對百姓來說是唯一選擇﹐只能相信﹐無論報導的是真是假﹐老百姓也只能接受﹐沒有別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百姓在遇到災難的時候﹐就很難自救。比如說象我們現在知道的中國中部發生的愛滋病的漫延情況﹐百姓就很難自救。因為外界不知道﹐所有的報導都被認為有損國家形象﹐或別有用心。所以百姓根本不知道﹐也沒有一種自我防御意識。那么我想﹐在未來﹐很多隱藏的這種因素﹐是不是會對中國構成更大的危害呢﹖

廖﹕事實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周刊就已經提到﹕到了2007年中國大陸的愛滋病患者可能高達一千萬。您想想一千萬這個數字是多可怕。而中國官方如果不是外界已經報導了的話﹐老是隱瞞﹐坦白講這樣對我們的民族﹐對未來的生計有什么幫助呢﹖不但對未來沒有幫助﹐而且對你今天大陸一天到晚在講要穩定形勢﹐又有什么幫助呢﹖所以不要老以為新聞自由一定是對我不利﹐如果你老這樣認為﹐用我們中國人的一句話﹕其實是你自己心裡有鬼啦。

主﹕對﹐是這樣的。如果說為了百姓好﹐就一定要有一個監督的機構就是開放新聞媒體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為了國家﹐為了百姓的利益着想。

廖﹕對的。事實上這也是我們一再強調的東西﹐就是說新聞報導的本身能夠輔助你政府不足的地方。剛才你也提到中國大陸的人好象都要仰望政府﹐要把很多的生活資源或自己的行為指導都依賴政府。如果是這樣的話﹐以中國的人口之多﹐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能夠負起這樣一個責任。那么有了新聞自由﹐同時也有了個人自由的話﹐由人民自己來負起﹐讓人民自己來做種種有利于他們的選擇或者他們認為明智的選擇﹐那么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是更有效﹐同時也減輕你政府的負擔嘛﹖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真的可以說把13億人民的生活背在自己的身上而不垮的﹐壓都壓垮了。

主﹕所以﹐新聞的自由對中國來講真是非常的重要﹐對全世界來講也是非常重要。

廖﹕對﹐所以象你們這樣的媒體人員更應該爭取新聞的自由。

主﹕作為一個媒體記者來講﹐報導事實確實頂着很大的壓力﹐尤其在中國那種特殊情況下。如果說媒體起著監督政府的作用﹐那麼報道的很可能是政府的一些錯誤﹐這樣就會被認為是反政府﹐損害國家利益﹐危害國家安全。再加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宣傳﹐部份人並不同情你﹐因此﹐有的時候壓力來自雙方。

廖﹕好﹐如果是這樣的話﹐難道所有符合官方的﹐合乎政府自以為利益的就是對人民有利益嗎﹖在這種情形之下這種邏輯就很簡單了。並且﹐如果人民跟政府的關系﹐人民總是工具的話﹐那我承認只好這樣了。如果政府的存在不是把人民當成工具的話﹐那么一方面要讓人民有自由﹐一方面新聞界發揮功能的地方就是擁有新聞自由。

主﹕有時在中共這種民族主義宣傳的刺激下﹐並不是所有的人在對媒體的真實報導面前能夠很冷靜理智的對待。

廖﹕這當然是觸及到中國大陸社會到中國大陸社會基本面的問題了。但是我也不相信整個大陸13億人都是這樣﹐只是當作人家的工具﹐只能當作奴才一樣。我講奴才好象不好聽﹐我是順着剛才你的思路這樣講的。在中國大陸如果每個人都聽命于中共政府的話﹐那就等于13億人只有一個腦筋。如果你只用一個腦筋光跟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去競爭﹐那么你當然處于劣勢。從這個角度來看﹐讓更多的腦筋去想中國的問題﹐去想解決的辦法﹐永遠是比只用一個腦筋想問題要是好的。

主﹕如果說談到發揚民族精神﹐我們到是覺得最早透露出SARS疫情真實消息的北京309醫院的蔣彥永醫師應該是民族英雄。如果不是蔣醫師﹐我們目前還不知道會是個什麼情況。但是中國政府對蔣醫師不但沒有做正面的報導﹐而且有消息說他已受到了黨內批評。

廖﹕這件事我也覺得很遺憾。當然我的觀點和你是一致的。事實上蔣醫生的這種表現就是因為實在看不下去了。所以中國大陸讓我覺得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還是有她的希望。就是因為還是有象蔣彥永醫生這種人﹐他們願意為了整個國家﹐整個百姓﹐而不是為了哪一個政府﹐哪一個黨的利益﹐挺身而出﹐把實話說出來。這一點就是讓人覺得中國大陸還是有她們希望所在。當然了﹐如果這樣的人越來越多﹐而不會象你剛才講的遭受到種種打壓﹐那么中國的前途當然會更好。

主﹕對。所以我們看到蔣彥永醫師透露這個消息的確對世界來講都是一個貢獻﹐否則我們現代還不知道SARS要漫延到什么樣的程度﹐所以說中國開放新聞自由對世界都是一個貢獻。

廖﹕用英文來講﹕一個人確實可以Make Differents﹐這點非常的重要﹐也把這話送給無論是在中國大陸的同胞﹐還是在海外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一個人可以Make Differents”。

主﹕所以說我們大家要從歷次的運動中得到一個教訓﹐有一個反思。這樣才對中國真正的有好處。如果中國能在民主和新聞自由有所改革的話﹐對世界也是一很大的貢獻。感謝廖先生今天上我們的節目﹐也謝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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