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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6日訊】編者按﹕劉文彩是一個影響了几代中國人的反派明星﹐可說是家喻戶曉。“水牢”、“庄園”、《收租院》使劉文彩成了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惡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飄洋過海展出。以劉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園陳列館，接待觀眾達五千万人次。在中共的謊言宣傳下﹐劉文彩集中了人間的一切殘酷剝削与罪惡，從吃人的人間地獄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間豺狼劉文彩，凡此种种惡貫滿盈的“鐵證”家喻戶曉，全國上下到處都向劉文彩舉起過憤怒聲討的拳頭，男女老少無不為劉文彩登峰造極的人間罪惡流下控訴的眼淚。但公眾并不清楚，劉文彩不過是虛构的一具政治恐龍。1995年，作者笑蜀赴四川省大邑縣實地采訪，在地主庄園陳列館和劉文彩后裔協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寫出《劉文彩真相》﹐還歷史本來面目。該書99年曾在大陸出版﹐但馬上遭到當局封殺。本站連載《劉文彩真相》﹐有助于讀者了解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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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真相》第一章 發現劉文彩

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聾的爆竹聲和歡呼聲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終于從橢圓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

在當代中國歷史上，1958年是個不平常的年頭。這一年，大躍進正是緊鑼密鼓；与急劇惡化的經濟形勢相對應，階級斗爭之風愈刮愈烈，意識形態領域草木皆兵。

就在這時，一個幽靈破土而出。

那是一個北風呼嘯的早上，一隊青年工人肩扛鐵錘鋼千，從四川省大邑縣安仁公社鋼鐵厂開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開闊地，向坐落在這里的一座豪華巨大的墳塋發起“總攻”。几十個小伙子奮戰了整整一天，才在墳背上敲開一個籮篩大的洞。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聾的爆竹聲和歡呼聲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終于從橢圓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見它寬大堅固，雖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開棺蓋，但見死者仰天而臥，神色安詳，似乎是在熟睡。身上壽衣筆挺。也不知是用什么料子做的，壽衣非常結實，用刀子戳都很難戳開，兩人對撕，斷裂聲清晰可聞。死者腳穿繡花鞋，鞋尖鑲著一顆价格昂貴的珍珠。棺材中塞了許多蚕絲絨，這時被一把火燒了個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動的人群更加無法自持，他們一涌而上，把棺材主人從墓穴中拋出來，拋到雜草叢生的河灘上……

在毀墓過程中，守墓人劉清山尚健在。這位老人出身貧農，按說根紅葉正；但他卻完全無法理解毀墓掘尸這一革命行動。固執的老人忠于職守，跑前跑后地勸說、阻止激動的人群，他當然是白費心思。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劉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從墓穴中拋出來的是大地主劉文彩。尸首被拋出后，在凄風苦雨中一天天腐爛，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說白骨被好心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個神秘的地方。騰出來的的上好棺材，被用來安葬守墓人劉清山；繡花鞋和鞋尖上的寶珠則不脛而走，一直蹤影皆無。

本來在九泉之下、与世無爭的劉文彩，就這樣開始了他被“發現”、被“創造”的歷史。

庄園中的劉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引發了籌辦人員与庄園駐軍之間的一場口舌之爭。

破土而出的劉文彩，馬上便登台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龍——這恐怕是几十年來，中國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龍中，最奇特、最長壽的一具政治恐龍。

劉文彩如何登台亮相？四川省有關部門是這樣介紹的：

1958年8—9月間，中央文化部分別在鄭州、合肥兩地召開全國文物博物館現場會議，通過了“縣縣辦博物館”、“村村辦展覽室”、“開展群眾性文物保護工作”等四個決議。根据會議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號函指示說：“關于大邑縣大地主劉文彩，在剝削和壓迫農民方面，在我省較為突出。為了用具體而生動的事實說明舊中國几千年來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決定將該庄園（新舊公館）保留，設立地主庄園陳列館。”10月22日，中共大邑縣委員會、大邑縣人民委員會發出《關于在我縣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園陳列館”的通知》。同時成立地主庄園陳列館籌備委員會，由縣委宣傳部、農村工作部、縣人委工業局、文教衛生局聯合組成，下設辦公室，由文化館具體負責，并抽調小學教師嚴克全和干部施本朴、劉永昌三人進行日常工作（庄園陳列館檔案67宗G1卷）。

其實，地主庄園陳列館并非發軔于全國文物博物館現場會議，而是与反右之后“階級斗爭”的急劇升溫直接相關。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在講話中修改了中共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著名論斷。次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全盤接受了毛澤東的這個論斷。八大二次會議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6月，大邑方面已派員前往庄園，搜集整理劉文彩文物，籌辦地主庄園陳列館。時間上銜接如此緊湊，很可能是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四川省委主要負責人在回川后，為身先士卒地貫徹八大二次會議精神而親自布置的。

當時，整個地主庄園均屬成都軍區營地，具體主管部門則為成都軍區轄下的西藏軍區駐川辦事處。籌辦人員進駐庄園后，發現劉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很惱火，与庄園駐軍展開了一場口舌之爭。6月29日，籌辦人員致函大邑縣人委，指控西藏軍區退役大隊擅自打開園內所存的保險箱，并從中取出鴉片等物。請求縣人委出面与駐軍交涉，“將原住部隊帶走的金銀飾物及其它物品清回，備作陳列之用。”同時要求“西藏軍區駐川辦事處盡快遷出，以便積極進行籌辦”，而且在遷出時“盡量保持庄園舊觀，不要拆除、改建或將已有之物攜走，以免失去它的价值。”駐軍承認曾于五月間開啟了一個保險箱，同意交回箱內文物；但駐軍聲明，箱內文物并不多——只有二錠小銀元寶，一對玉躅，一串項鏈，“別無它物”。至于其它保險箱的文物流失情況，駐軍特別聲明：“……自我區各部隊五0年進駐該園起，就發現除此次打開的一個保險箱有暗鎖外，其余保險箱均開敞未鎖。”也就是說，其它文物的流失与駐軍無關。

籌辦人員与庄園駐軍的這場口舌之爭實際上是無頭官司——軍方1950年接管庄園，而在軍方接管之前的1949年年底，庄園已屢遭兵匪洗劫，究竟哪些文物是接管前流失的、哪些文物是接管后流失的，誰也說不清楚。口舌之爭只能不了了之。

庄園內可資利用的文物有限，籌辦人員便轉而向社會搜求。如當時一份材料所說，“安仁劉家地主東西在解放初期和土改前后流散面甚大，又因輾轉售讓分布面甚廣。”為此，1958年12月1日，大邑縣委、縣人委發出聯合通知，責令下屬各部門將留存使用的“安仁劉家地主家庭陳列品和其它遺物”交由籌委會鑒別，“凡屬陳列需用的即由籌委會進行登記，向縣委和縣人委匯報請示后出据收回或調買”。并號召“買過屬于安仁劉家地主的部分農民斗爭果實的國家工作人員，及工人、農民、居民、商人”，包括“買過劉家地主的東西現已調往他處的同志”，盡快將所留存的“安仁劉家地主”遺物交由陳列館籌委會收購或登記造冊。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陳列品征集范圍不限于劉文彩個人或劉文彩一家，而是整個“安仁劉家地主”，即包括劉文淵、劉文成、劉文昭和劉文輝几兄弟在內。這不足怪，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號函就明确指示，地主庄園陳列館館址不僅包括劉文彩老公館，更包括劉文輝新公館。純就陳列品或館址而言，登台亮相的已經不只是一個劉文彩，而是整個劉氏家族了。

地主庄園陳列館的籌辦早于全國文博館現場會議，是四川地方政府獨立決策，与中央政府沒什么干系。中央政府召集的文博館現場會議只不過給了四川地方政府一個借題發揮的由頭。就當時的政治大气候來說，中央政府需要一個階級斗爭的典型，四川地方政府的決策客觀上迎合了中央政府的這种需要，中央政府也不至于否定。隨著階級斗爭的急劇升溫以致于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中央政府對階級斗爭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對劉文彩問題也就愈加重視，劉文彩這才由地方的變成全國的，并終于在文革期間“走向世界”。

經過兩次非正式展出，庄園陳列館名震川西，由此搖身一變，從“丑小鴨”變成了寵冠天下的“白天鵝”。

庄園陳列館籌備委員會于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籌備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軌，每天都有穿中山裝、梳分頭的人夾著公文包進出庄園大門，搜集和整理劉文彩資料。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1959年新年，地主庄園陳列館開門迎客。

這次開門迎客是非正式展出，共設十九個展室，展出內容分為三大板塊，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惡霸、軍閥、土匪、封建會門五位一體的社會關系，最后是殘酷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布置了劉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間，大小敞廳各一個，劉文彩寢室、劉文彩長子劉元龍寢室、劉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寢室及吸煙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寶玉器室、金銀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畫室各一間；還布置了所謂“善堂”和“壽堂”。

五位一體的社會關系方面，陳列了据說是劉文彩生前的來往信件和“大特務魏廷鶴，軍閥田頌堯、湯國華，土匪頭子郭保之，各碼頭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給他送的生前祝壽、死后吊唁、修房子、娶媳婦的匾、對聯、字畫、用具。”

剝削工具、刑具方面，陳列了大斗小斗、佃戶名冊、帳本、鐵鏈、鐵枷、腳鐐手銬、手槍、手棍刀加快槍、鋼絲鞭、青杠扁擔、血衣等。

劉文彩老公館久負盛名。劉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請莫入；劉文彩去世后為軍方接收，一般人同樣難以涉足。現在終于敞開了大門，老公館也就成了新年游玩的絕好去處。有一万四千余人前去觀光，觀光客既有劉文彩的安仁鄉親，更不乏來自鄰鄉鄰縣的，如邛崍縣、崇慶縣、雙流縣、新津縣等。那時沒有今天這樣便利的交通，鄰鄉鄰縣的觀光客大多步行而來，有的步行竟達百余里。展廳從早到晚都是人聲鼎沸。如此盛況，館方始料未及，不免應接不暇，后來在展出情況匯報中坦承：“組織工作和解說工作較差。”出點小亂子也就在情理之中：“初三曾經踩傷兩個小孩，許多年紀大的觀眾不敢和小伙子一起擠，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慶燎原公社四連楊尹凡和白頭公社九營五連鄭楊氏初三沒有看到，非常气憤，初四冒雨又來了），擠坏了不少玻璃（大小十多張）。還掉了兩個坐墊。”

雖然如此，据館方稱，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觀眾出于好奇前來觀光，“卻怀著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說員反映，觀眾在參觀時罵不絕口，“有些老大娘（如安仁幸福院李張氏和中和鄉四大隊星光二社白王氏）看過劉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處泣不成聲的哭訴、痛罵。李大娘說：‘劉文彩這個大惡霸，做這些沒良心的事，我一看見就哭一場。剝削我們農民的錢，他們這樣享受。’白大娘說：‘我們窮人增你的、欠你的呀？你咋這么塊整我們嘛！硬是看到都打冷顫顫，不是解放，他這屋頭天曉得還要冤死多少好人啊！’”曾參与修建劉文彩老公館的一個泥工留言：“筑牆有我，修好不准進；這些大坏蛋，真叫人憤恨。”最能體現“時代精神”的留言當然出自文人筆下。大邑縣全體教師在參觀后推舉代表在意見簿上題詞：

“我們看了惡霸地主劉文彩殘酷地剝削農民、屠殺農民的罪惡事跡，忍不住心頭的憤怒。我們誓化憤怒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為徹底消滅全世界的剝削階級、為全人類的解放而斗爭！”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續五天。五天中從沒有冷場。直到最后一天，雖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觀眾遠道而來。館方非常振奮，一個月后，便乘大邑縣先進生產者代表會召開的“東風”，舉行了第二次非正式展出。五天展出又接待了八千多名觀眾，包括先進生產者代表會代表、省化工訓練班學員、護士學校學員、駐川部隊官兵。陳列館名震川西。新華社派記者常駐大邑縣唐場鎮，追蹤采訪据說是坐過劉文彩“水牢”的“冷媽媽”冷月英——“冷媽媽”家在唐場，并任唐場農場場長兼党支部書記。《四川日報》辟出專版，刊發有關劉文彩老公館的文稿。畫家謝趣生的水牢連環畫，更是傾倒了無數讀者……。

所有這些莫不顯示出庄園陳列館巨大的政治威力，人們不能不對庄園陳列館刮目相看。非正式展出前，籌備工作難度很大。盡管館方全力征集流散于大邑縣各机關的劉文彩遺物，效果卻并不理想。1959年3月19日，陳列館籌委會在給中共大邑縣委的報告中訴苦：“有些單位（如財政局）就強調自己需要或借口不是劉家東西不拿，因而縣里除文化館、書店、人委辦公室而外，其它單位東西都一律未動。”“衣物方面，截至現在還未從私人手中收購到一件。”陳列品成問題，館址也成問題——1958年6月，大邑縣人委行文西藏軍區駐川辦事處，希望回收庄園房產。該辦事處答稱：“我區部隊是否遷出該園問題，因我處系駐軍單位，請逕向成都軍區后勤部直接聯系。”遂由四川省文化局出面，請成都軍區將庄園交出，未果。11月下旬，四川省文化局再次行文成都軍區并抄報四川省委催交庄園房產。西藏軍區辦事處不僅聞風不動，反而于11月12日致函大邑縣人委，指責“安仁鎮鄉人民委員會未經我處，自行住用我處安仁地區新公館營房及部分營具成立社辦中學。”函件強調指出：西藏軍區地處邊疆，交通不便，只能在內地訓練新兵和集中教育退役老兵。“安仁鎮、唐場營房，是我軍區專備上述用途之机動營房（也是駐邊疆部隊所必須的）”。自然礙難讓出。辦事處同時函告陳列館籌委會：1959年度新兵接收在即，“本月底將有部隊回駐新老公館”。陳列館籌委會只好向縣人委告急，要求馬上与軍方辦理庄園房產交接手續，“不然駐上部隊又要多費周折”。成名之前的陳列館籌備工作，就這樣步履維艱。但兩次非正式展出之后，陳列館聲名鵲起，社會各界再不敢等閑視之，工作難度小多了。1959年3月31日，大邑縣委、大邑縣人委聯合行文省委農村工作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中國革命博物館，“請為借走的大邑地主庄園文物一批給予返回，复制給据，以便恢复陳列展出。”一批更高檔次的文物從成都、重慶、北京陸續送回，大大充實了陳列館的展柜。房產、經費和人員配備同樣一路綠燈。籌備進度也就今非昔比。1959年7月29日，陳列館舉辦了最后一次非正式展出，即于11月8日正式開館。“地主庄園陳列館”門牌請由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陳毅元帥題寫，沿用至今。

經過一次籌備，三次演練，政治恐龍劉文彩終于被推送到預定位置。(//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