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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6日訊】在馬爾克斯的小說《百年孤獨》里，有一艘船因瘟疫而不能靠岸，正如我們海外華人的目前處境。因為故鄉流行的薩斯病傳播到了歐美，我們在异鄉他國更感隔膜。瘟疫給我們帶來巨大恐懼和震惊，也帶來新的省思和希翼。

*在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希望”

中國向世界傳播瘟疫似乎不是第一次了。据說歐洲十四世紀爆發的嚴重鼠疫，就是從中國途徑中亞、中東，到達東歐的。當時鼠疫得以傳播的客觀社會條件，是發達的海上商路和東西貿易車隊。

今天中國的薩斯如此迅速地流行到西方，也与現代世界各國航空交往頻繁分不開，但如果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沒有与之配合，這种瘟疫也許早就在國門之內得到了控制。正如世界各國媒體都指出的這一點：正是中國政府惡意壓制新聞，刻意隱瞞真相，才導致整個國際社會受害非淺。

這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疾病、災難、禍害像黑煙一般冒出來，通過天空和海洋，日夜夜在人類中蔓延、肆虐，而“希望”卻被留在了盒中。現在是放出“希望”的時候了，這個“希望”就是新聞自由，只有最真實、透明而快速的信息，才能使人類不被瘟疫毀滅。

我的一位年邁的香港朋友說，面對薩斯肆虐他每日流淚，盼望專制政府能夠改變漠視人的生命的做法。不僅是他，被中國政府的謊言威脅安全的全球各國，都急切希望中國能夠成功地進行政治改革。

*黑死病曾使歐洲人文精神覺醒

古代中國的瘟疫橫行時，人們習慣搖著鈴鼓嚇退瘟神，這种儀式，和歐洲中古世紀的麻風病人搖鈴警告行人有相似之處。但与中國人不同的是，一次又一次從鈴聲中惊醒的歐洲人，把瘟疫變成改造社會的深刻動力。

當中世紀的黑死病使三分之一的西歐人死亡之后，其社會文明發生了巨大而全面的變遷：宗教產生了解釋苦難的新教義，農奴得以解放成為自由勞動者，衛生革命一次又一次展開，－－－。就連著名的文藝复興，也是由黑死病蔓延的契机而產生。

在黑死病猖獗之前的中世紀,人的生命是不被重視的。在教會的嚴格壓制下，人不過是上帝的無足輕重的奴隸。由于黑死病造成普遍的死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也隨之覺醒。正如一位哲人所說：“死亡是作為把人引導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義的東西出現的。”

歐洲人文主義文學的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談》，其作者卜伽丘就是在中世紀黑死病的高峰期完成此書的。作品一開頭即描述1348年發生在意大利的可怕瘟疫，它要求人們重視現世的幸福和個體生命的存活。可以說，人類自覺地意識到自身生命的存在,就是從文藝复興開始。人性結构中的理性、非理性，人類追求的自由權、平等權，從“人文主義”到“人道”、到“人權”。一切關于人、人類的探索，莫不始于此。

一場造成巨大死亡的黑死病,卻迎來了人類歷史上輝煌燦爛的文藝复興時代。如果中世紀的瘟疫能夠給歐洲帶來那么多的改變，今天這場源自中國走向全球的薩斯，除了恐懼和死亡，還能給我們中國人帶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東西么？

*醫生首先舉起人道主義旗幟

當中世紀黑死病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時，歐洲的醫生們找不到救治辦法，他們紛紛逃离瘟疫，只有獻身上帝的基督教教士留在城市，為死去的人做祈禱，使病人在臨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而后，文藝复興帶來科學的發展，醫學倫理學隨之在歐洲產生，這种職業倫理學被視為是“人性的知識”与“廣泛的道德責任”之間的綜合，醫院這种新興机构繼承了基督教的人道博愛精神。

加繆的小說《鼠疫》是一首人与瘟神搏斗的動人哀歌，也是獻給人道主義醫生的一曲頌歌。故事發生在一個北非的小城，那里發生了一場歷時一年的鼠疫之災，人們在与世隔絕的恐怖气氛下，經歷了恐懼、焦慮、痛苦以及生离死別的折磨。《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在絕望之中，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力量，奮力与那吞噬千万無辜者的毒菌抗爭。最后，鼠疫消滅，小城重獲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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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羅曼羅蘭稱法西斯為“褐色瘟疫”一樣，加繆這部寫于二戰期間的《鼠疫》，也是把法西斯暗喻為“鼠疫”，他呼吁人們人不要坐以待斃，而應當積極投身到自由斗爭中去。小說中的里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他的朋友塔魯發起成立志愿防疫組織，老醫生卡斯特爾的妻子本來已經外出，在封城以后又回到城里，与親人共患難，－－－。這一切使人們認識到：只有通過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無忌憚的瘟神，人類社會才有一線希望。

大半個世紀過去了，加繆筆下描寫的情景在亞洲的現實中出現。當薩斯疫情發生時，竟然也是中國和香港的醫生，首先舉起人道主義的旗幟。例如，香港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抗SARS隊，在醫護人員不幸染病的情況下，仍然面對危險不退縮，默默工作努力對抗病毒。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卻不只是和病毒戰斗，他對抗的是一种更為可怕的“政治病毒”－－－中國政府散布的巨大謊言。目前，蔣彥永大夫已經成為中國人崇敬和感激的民族英雄，他的“關于SARS的證詞”已經廣泛流傳。在證詞里，他呼吁新聞界說：“你們也能努力為人類的生命和健康負責，用新聞工作者的正直呼聲，參加到這一和SARS斗爭的行列中來。”

應該響應蔣大夫的呼吁的，不僅僅是新聞界，而是我們全體中國人民。這是一場決定生死的抗爭，現實已經證明：沒有新聞自由就等于死亡。如果一場如此可怕的災難還不能震動我們中國人的神經，不能喚醒我們被剝奪言論自由的痛楚，不能鼓勵中國人一起在絕望中抗爭，那么，我們就沒有葬身之地了。

原載《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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